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讽刺地方官员以进贡方物为名，行市恩买宠之实的诗，词微义显，言正行方，全诗可分为两部分。

　　前四句为第一部分，意思是说，远方贡物，不该强取。首二句由怀古领起。“铜柱”、“朱崖”，暗指杜侍御出旧的地点，这个地方正是当年伏波将军（马援）、横海将军（韩说）拜将坛、征讨东越之地。言外之意，历史上的两位战将，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才到了那里，功彪千载，名垂青史，如今杜侍御为了攫取贡物，取悦皇帝，也到了那里，孰公孰私、孰尊孰卑，两相对照，泾渭分明。若说一二句是侧面讽谏的话，三四句就是从正面进言。意思是说汉唐国力强盛、为其威望所折服，南越人自会心甘情愿向朝廷进献像珊瑚树那样的珍贵礼物，又何必劳驾杜侍御不辞辛劳、万里迢迢前去亲自索要。

　　后四句为第二部分，写杜侍御冒险而夺取贡物，未必能取悦皇上。五六句承首句，突出“道路难”三字。马精疲力尽，还要爬山涉水，唯恐太阳下山赶不及路程；船，孤帆无伴，还要冲波鼓浪、冒着春寒艰难行驶。两句将杜侍御为逢迎，不惜一切代价的为人及其心理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七八句，以反言若正的笔法，表面上为粉饰朝廷、为君王开脱，实则寓含更深刻的讽刺。从“多恐”二字里透露了这一消息，可谓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

　　此诗紧扣御史的职责和其卑鄙行为，构成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起到辛辣讽刺的效果。

　　石苍舒字才美（苏轼诗集作“才翁”），长安人。擅长草书、隶书书法，人称得“草圣三昧”。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1068年（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他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堂取名“醉墨”，邀苏轼作诗。苏轼回到汴京，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苏轼是大书法家，有多篇诗谈到书法。像《凤翔八观》里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这首《石苍舒醉墨堂》，都是脍炙人口的。那几首诗都涉及论书，而这首诗纯粹从虚处落笔，尤其特殊。

　　这是苏轼早期的七古名篇。他后来的七古中常见辩口悬河、才华横溢的特色，这首即是这种特色早期成熟的表现。堂名“醉墨”就很出奇，诗也就在这名字上翻腾。

　　起首明要恭维石苍舒草书出众，却偏说草书无用，根本不该学。这种反说的方式前人称为“骂题格”。

　　第一句是充满牢骚的话。这些牢骚是和苏轼那段时期的感受分不开的。在凤翔的前期，知府宋选对他很照顾。后来宋选离任，由陈希亮接任。陈希亮对下属冷冰冰的，又好挑剔，甚至苏轼起草的文字，他总要横加涂抹。苏轼对此很不满，在诗里也有所表现，如《客位假寐》。苏轼到了京城，正值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更法度，苏轼也不满意，以致后来因此而遭放逐。这时虽未到和王安石闹翻的地步，但心里有牢骚，所以借这首诗冲口而出。这句话表面上不怎么样，但把“忧患”的根源归于“识字”，是有点惊人的。至于“忧患”到底何在，作者却一点即收，使读者自己领会。古人轻视识字的，要数项羽最有名气。他认为字不过用来记记姓名，不值得学（《史记·项羽本纪》）作者巧妙地用了项羽这个典故而不落用典的痕迹。开头说，识字本是多余的事，更何况认草字；写草字，又写得龙飞凤舞，让人打开卷子一看惊叹不己，那就更不对了。“惝恍”二字形容草书的变化无端。“令人愁”明贬暗褒。这两句紧紧呼应下文“兴来”二句。这四句破空而来，合写两人而侧重对方。

　　五六二句从诗人到对方，在章法中是转换之处。苏轼是书法家，《次韵子由论书》一开始就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用“我尝好之”对比“君有此病”，也是明贬暗褒。“病”指其好之成癖，暗伏对方草书功力之深，引出下面六句正面点明“醉墨”的旨趣。七八两句把《庄子》两个篇名用来赞美对方草书功力之深。九、十两句正面点明以“醉墨”来命名的用意，十一、十二两句又用柳宗元的比喻回应“君有此病何能瘳”，看似批评，实是夸奖。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不倦，造诣必深。下面四句即是正面赞美。这四句极有层次，首句总提，次句暗用前人“笔冢”（如王羲之、智永、怀素等）的故事写其用力之勤。接下来写其造诣之深，这是用力之勤的结果。这两句又和篇首“神速”句呼应，一正写，一比喻。条理井然，语言飞动。

　　“我书”四句回到诗人自己，呼应上文“我尝好之”句。诗人先谦称自己的书法“本无法”，即不合规矩，“点画”句和“惝恍”句相应。接下两句反问石苍舒为何对他的书法如此偏爱，表面上是诗人自我否定，实有自负书法之意。如果正写就显得乏味，而且易流为诗人的自我吹嘘，用反诘语气来表现，供人回味，深得立言之体。怀素说：“王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不减钟张”句即翻用这个典故赞美石苍舒。汉末张芝（伯英）和罗晖（叔景）、赵袭（元嗣）并称，张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见《晋书·卫恒传》）“下方罗赵”句即正用此典以收束“我书”。张芝人称“草圣”，《三国志·魏书·韦诞传》注说，张芝家里的衣帛，必定先用来写字，然后才染色做衣服。他临池学书，每天在池里洗笔，池水都成黑色了。结尾两句，诗人又反用此典回应篇首四句，既点到了石苍舒，又点到了自己。这四句都用写字的典故，出神入化而又紧扣主题。

　　这首七古体现出苏轼的作诗本领。赵克宜评价说：“绝无工句可摘，而气格老健，不余不欠，作家本领在此。”所谓不余不欠，就是既把题意说透，又没有多余的话。这正是苏轼风格的特色。善于在别人难于下笔之处着墨，把叙事议论抒情完全熔为一炉。语言形象生动，结构波澜起伏，正说反说，忽擒忽纵，意之所向，无隐不达。如同天马行空，去来无迹；细加寻绎，却又纲举目张，脉络分明。正如作者所说的画竹之妙：“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王维吴道子画》）至于使用典故，更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

　　苏轼对于书法技艺的看法是「由技入道」，追求无意的境界，但此一境界必须由积学勤练而得，诗中有「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便是积学勤练的过程，「我书意造本无法」则是所达到的境界。《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於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最足以作为证明。

　　在王勃的《王子安文集》中，可以与上面这首诗参证的江边送别诗，有《别人四首》、《秋江送别二首》等，都是他旅居巴蜀期间所写的客中送客之作。

　　两诗合看，大致可知写诗的背景，即送客之地是巴南，话别之所是津亭，启行之时是秋夜，分手之处是江边，而行人所去之地则可能是塞北，此一去将有巴南、塞北之隔。

　　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选录了两首中的第一首，但就两诗比较而言，其实以第二首为胜。第一首诗最后用“谁见泣离群”一句来表达离情，写得比较平实浅露，缺乏含蓄深婉、一唱三叹的韵味，沈德潜也不得不指出其用意“未深”；而在写景方面，“山横塞北云”一句写的是千里外的虚拟景，没有做到与上下两句所写的当前实景水乳交融，形成一个完美和谐的特定境界，因而也不能与诗篇所要表达的离情互为表里，收到景与情会的艺术效果。而在艺术上达到了这一要求的，应当推第二首。在这诗中，诗人的离情不是用“泣离群”之类的话来直接表达的，而是通过对景物的描绘来间接表达。诗人在江边送走行人后，环顾离亭，仰望明月，远眺江山，感怀此夜，就身边眼前的景色描绘出一幅画面优美、富有情味的江边月夜图。通首诗看来都是写景，而诗人送别后的留连顾望之状、凄凉寂寞之情，自然浮现纸上，是一首寓情于景、景中见情的佳作，兼有耐人寻味的深度和美感。

　　黄叔灿在《唐诗笺注》中还称赞这首诗末句中的“寒”字之妙，指出：“一片离情，俱从此字托出。”这个“寒”字的确是一个画龙点睛的字，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着此一字而“境界全出”。但诗中的任何一个字，都不可能离开句和篇而孤立地起作用。这个“寒”字在句内还因“此夜”两字而注入离情，说明这不是通常因夜深感觉到的肤体寒冷，而是在这个特定的离别之夜独有的内心感受。而且，这首诗中可以拈出的透露离情的字眼，还不止一个“寒”字。第二首首句写烟而曰“乱”烟，既是形容夜烟弥漫，也表达了诗人心情的迷乱。次句写月而曰“飞”月，既是说明时间的推移，也暗示诗人伫立凝望时产生的聚散匆匆之感。第三句写离亭掩而加了“寂寞”二字，既是写外界的景象，也是写内心的情怀。从整首诗看，诗人就是运用这样一些字眼把画面点活，把送别后的孤寂怅惘之情融化入景色的描写之中。而这首诗的妙处更在于这融化的手法运用得浑然无迹；从而使诗篇见空灵蕴藉之美。

　　这首诗展示了一幅鲜活的牧童晚归休憩图：原野、绿草、笛声、牧童、蓑衣和明月。诗中有景、有情，有人物、有声音，这生动的一幕，是由远及近出现在诗人的视野里的；写出了农家田园生活的恬静，也体现了牧童放牧生活的辛劳，是一首赞美劳动的短曲。草场、笛声、月夜、牧童，像一幅恬淡的水墨画，使读者的心灵感到安宁。

　　“草铺横野六七里“描述了视觉上的感受，放眼望去，原野上草色葱茏。一个“铺”字，表现出草的茂盛和草原给人的那种平缓舒服的感觉。草场的宽阔无垠为牧童的出场铺垫了一个场景。

　　“笛弄晚风三四声。”描述了听觉上的感受，侧耳倾听，晚风中牧笛声声。一“弄”字，更显出了一种情趣，把风中笛声的时断时续、悠扬飘逸和牧童吹笛嬉戏的意味，传达出来了。笛声的悠扬悦耳，反映出晚归牧童劳作一天后的轻松闲适的心境。未见牧童，先闻其声，具有无限美好的想象空间。这里的“六七里”和“三四声”不是确指的数字，只是为了突出原野的宽阔和乡村傍晚的静寂。

　　“归来饱饭黄昏后”，诗人笔锋一转，开始直接描写牧童，牧童吃饱了饭，已经是黄昏之后了。

　　“不脱蓑衣卧月明”描写牧童休息的情景。把以地为床，以天为帐，饥来即食，困来即眠，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牧童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诗人没有描写牧童躺下做什么，牧童可能是想舒展下身子，也可能是欣赏月色。诗人似乎只把他之所见如实地写了下来，却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牧童》一诗，不仅让读者感到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的安然与恬静，也让读者感受到了牧童心灵的无羁无绊，自然放松。该诗反映了诗人心灵世界的一种追求，对远离喧嚣、安然自乐的生活状态的一种向往。诗中尽道牧童生活的闲逸与舒适。此诗委婉劝说钟傅趁早离开那尔虞我诈、角名竞利的官场，回归田园，过牧童那样无欲无求的生活。在此诗中，牧童即是以智者的化身出现为迷失在宦途中的钟傅指路，而其人未必真是牧童。本诗语言朴直清新，明白如话，表现出一种“由工入微，不犯痕迹”的精湛功夫。

　　这首诗在主题上没有逸出元、白“新乐府诗”范围，也是为农民的悲惨生活状况呼吁。由于陈师道的生活比较接近人民，他对于农民生活的描写更具有震撼力。“鸡鸣人当行，犬鸣人当归”看似写农村习俗。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呜动身；归来惊动村里的看家狗。这似乎是一幅农村风俗画。然而两个“当”字点题了：本当应当这样，可是由于最近“公事”催促太急，农民已经不能按时出入了。

　　“昨夜三尺雨．灶下已生泥”中的“三尺”是夸张，形容雨特别大。农民种庄稼有两怕，一怕干旱，二怕洪涝。“三尺雨”属于特大暴雨，足以引发一场洪水。诗中没有写洪水肆虐，却抓住生活的一个细节：烧饭用的灶，下面聚集着淤泥一一完全损坏了。屋漏冲倒了灶台，洪水卷来了泥沙。诗人没有说明，但已经暗示灾害十分严重。这一家人不能够对付灾荒。他们家的粮食可能没有剩余，他们无法修复被雨水毁坏的房子。“人言田家乐。尔苦人得知。”诗人用这两句作了回答。不了解农民疾苦的官员眼中总有一幅“田家乐”的幻象，而农家的重重苦难却没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