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人怀井邑,为有挂冠期。顾我飘蓬者,长随泛梗移。”诗的前四句用对比的手法,抒写自己飘泊宦游,功业未就的悲叹。“挂冠”,本指指辞官,但这里的挂冠当指致仕返乡,此据上下诗意可知。后二句笔锋一转,感叹自己的仕宦未遇。诗人以飞转的蓬草和浮在水面的树梗自喻,抒写飘泊之感,十分形象。
“越吟因病感,潘鬓入愁悲。”这两句诗用了两个典故:“越吟”“潘鬓”来说明自己年来多病,经常引起思乡之情;鬓发早斑,功业未遂,更加感到失意的悲叹。“北指邯郸道,应无归去期。”邯郸,战国时为赵国都城,而李德裕的家乡赵郡战国时属赵,秦为邯郸郡地,诗中即以邯郸道代指通向家乡赵郡的道路。从“应无归去期”这句看,作者当是马上又要离开家乡,而且此去前途未卜,不知何日能够壮志实现,功成名就,荣归故里。
这首诗在写法上独具特色。开头二句为立论的大前提,作者认为思乡之情,人皆有之。但历观古志士仁人的挂冠归乡,都是在功业成就之后。从而领起以下六句,反衬自己长期宦游各地不得返乡;今虽暂得归乡,而因职事在身,功业未遂,仍不能如古志士仁人的荣归故里的遭际,内在逻辑十分严谨。通读全诗,虽多飘泊失意之叹,但仍然不乏对仕途的热切追求,表现出不做出一番事业就不返乡的进取精神。
这首诗前两联诗人极言所见村庄在淮水洪灾过后的萧索,后两联写受灾百姓的悲惨且官府冷漠视之,无所抚恤。全诗通过村内外的萧索凋敝,营造了一种悲戚的气氛。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深切地同情下层劳动人民,并且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
首联描写偶遇小村,见破门残立。“淮阔洲多忽有村,棘篱疏败谩为门。”在淮河流域水灾过后,诗人所到之处,村落被淹,一片泽国,人烟皆无。这个时候忽然看到一个村子,诗人非常惊奇。从“忽”字可以看出诗人的惊喜之态。可是走近一看,只见破败散落的篱笆墙上凑凑合合地装着一个门。
颔联诗人描写村中的情况。“寒鸡得食自呼伴,老谩无衣犹抱孙。”寒鸡偶然寻得食物,还在呼唤它的伙伴。用一“寒”字,既写出鸡已冷得瑟缩可怜,又点明季节已是深秋。村中的老头儿没有裹体的衣服,却抱着孙子,用自己的身子为孙儿取暖。村里家禽很稀少,人亦稀少,诗中没有写丁壮的人,暗示壮年已流离到外地去谋生了。这一联与首联借以“棘篱”、“寒鸡”、“野艇”、“枯桑”等意象,突出这个村子人烟稀少、破败荒凉的情景。
颈联诗人进一步描写村中之破败。“野艇鸟翘唯断缆,枯桑水啮只危根。”水上飘着一只小船,船头翘起,犹如鸟雀翘着尾巴,船上阒然无人,只留下断缆。村上没有树木,枯了的桑树也被水啮走了,只剩下一点残留的根子。
尾联写村上百姓灾后无助,诗人加以同情。尽管沙洲村上人家,灾后现状如此凄惨,他们还是被谬误地编入交租完粮的户藉,作一般的王民看待,得不到应有的抚恤,十分可悲。诗人咏叹至此,不再评论,可以看出诗人对这些穷苦灾民,倾注满眶同情的泪水。
题曰“漫兴”,是罢官归田园居后的自我解嘲之作,看似漫不经心,信手拈来,实则胸中有郁积,腹中有学养,一触即发,一发便妙,不可以寻常率笔目之。
词的上片通过汉代李广李蔡才干高下有别然而遭遇却恰恰相反的强烈对比,借以痛斥南宋当局在人才使用上执行的佞谀升迁、真虎不用的原则。下片借除草、灌溉方面的道理隐喻必须除旧布新,解决积重难返的问题。词中不论是用典还是设譬,极为简洁而洗练,准确而生动,表现了作者语言艺术的功力。
上阕用典,全从《史记·李将军列传》化出,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西汉名将李广四十余年中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英名远播,被匈奴人称为“飞将军”。小令篇制有限,不可能悉数罗列这位英雄的传奇故事,因此词人只剪取了史传中最精彩的一个片断: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元光六年),李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广军败被擒。匈奴人见广伤病,遂于两马间设绳网,使广卧网中。行十余里,广佯死,窥见其傍有一胡儿(匈奴少年)骑的是快马,乃腾跃而上,推堕胡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归汉。匈奴数百骑追之,广引弓射杀追骑若干,终于脱险。斯人于败军之际尚且神勇如此,当其大捷之时,英武犹胜。司马迁将此事写入史传,可谓善传英雄之神。作者从史料中选取这一片断,是见其匠心独运。
“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史记》叙李广事,曾以其堂弟李蔡作为反衬。词人即不假外求,一并拈来。蔡起初与广俱事汉文帝。景帝时,蔡积功劳官至二千石(郡守)。武帝时,官至代国相。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右贤王,有功封乐安侯。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为丞相。他人材平庸,属于下等里的中等,名声远在李广之下,但却封列侯,位至三公。词人这里特别强调李蔡的“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一“却”字尤值得品味,上文略去了的重要内容——李广为人在上上,却终生不得封侯,全由此反跌出来,笔墨十分节省。
四句只推出李广、李蔡两个人物形象,无须辞费,“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楚辞·卜居》)的慨叹已然溢出言表了。按词人年轻时投身于耿京所领导的北方抗金义军,在耿京遇害、义军瓦解的危难之际,他亲率数十骑突入驻扎着五万金兵的大营,生擒叛徒张安国,渡淮南归,献俘行在,其勇武本不在李广之下;南归后又献《十论》、《九议》,屡陈北伐中原的方针大计,表现出管仲、乐毅、诸葛武侯之才,其韬略又非李广元所能及。然而,“古来材大难为用”(杜甫《古柏行》),如此文武双全的将相之具,竟备受猜忌,屡遭贬谪,时被投闲置散。这怎不令人伤心落泪!因此,词中的李广,实际上是词人的自我写照;为李广鸣不平只是表面文章,真正的矛头是冲着那人妖不分的南宋统治集团来的。
下阕写实,就当时的田园生活抒发感慨,满肚子苦水都托之于诙谐,寓庄于谐。
“蔡草去陈根,笕竹添新瓦。”二句对仗,工整清新。上下文皆散句,于此安排一双俪句,其精彩如宝带在腰。“蔡”,通“耘”。“笕”,本为屋檐上承接雨水的竹管,此处用作动词,谓截断竹管,剖作屋瓦。既根除园中杂草,又修葺乡间住宅,词人似乎准备长期在此经营农庄,做“粮食生产专业户”了。于是乃逗出结尾二句:“万一朝家举力田,舍我其谁也?话说得极风趣,然而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含着泪的微笑,其骨子里正不知有多少辛酸苦辣。“舍我”句本出《孟子·公孙丑下》,到得词人手中,一经抽换前提,自负也就变成了自嘲。尽管词人曾说过“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见《宋史·辛弃疾传》)的话,并不以稼穑为耻,但他平生之志,毕竟还在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旌旗万夫,挥师北伐,平定中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辛弃疾岂满足于做一“农业劳动模范”。读到这最后两句,读者真不禁要替词人发出“骥垂两耳兮服盐车”(汉贾谊《吊屈原赋》)的叹息了。南宋腐朽不堪,萎靡不振,始困于金,终亡于元,非时无英雄能挽狂澜于既倒,实皆埋没蒿莱之中,不能尽骋其长才。千载下每思及此,辄令人扼腕。惟一切封建王朝,概莫能外,盛衰异时,程度不同而已。观辛弃疾此词,其认识价值就在这一方面。
其一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王安石歌颂明妃的不以恩怨易心,具有现实意义。当时有些人误解了他的用意,那是由于他用古文笔法写诗,转折很多,跳跃很大,而某些人又以政治偏见来看待王安石,甚至恶意罗织之故。清代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千方百计地替王安石辩解,但还未说得透彻。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
其二
首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