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首诗所要极力表现的是辋川的秋景。一联和三联写山水原野的深秋晚景,诗人选择富有季节和时间特征的景物:苍翠的寒山、缓缓的秋水、渡口的夕阳,墟里的炊烟,有声有色,动静结合,勾勒出一幅和谐幽静而又富有生机的田园山水画。诗的二联和四联写诗人与裴迪的闲居之乐。倚杖柴门,临风听蝉,把诗人安逸的神态,超然物外的情致,写得栩栩如生;醉酒狂歌,则把裴迪的狂士风度表现得淋漓尽致。全诗物我一体,情景交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此诗、画、音乐完美结合的五律。首联和颈联写景,描绘辋川附近山水田园的深秋暮色;颔联和尾联写人,刻画诗人和裴迪两个隐士的形象。风光人物,交替行文,相映成趣,形成物我一体、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抒写诗人的闲居之乐和对友人的真切情谊。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首联写山中秋景。时在水落石出的寒秋,山间泉水不停歇地潺潺作响;随着天色向晚,山色也变得更加苍翠。不待颔联说出“暮”字,已给人以时近黄昏的印象。“转”和“日”用得巧妙。转苍翠,表示山色愈来愈深,愈来愈浓;山是静止的,这一“转”字,便凭借颜色的渐变而写出它的动态。日潺湲,就是日日潺湲,每日每时都在喧响;水是流动的,用一“日”字,却令人感觉它始终如一的守恒。寥寥十字,勾勒出一幅有色彩,有音响,动静结合的画面。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颈联写原野暮色。夕阳欲落,炊烟初升,是田野黄昏的典型景象。渡头在水,墟里在陆;落日属自然,炊烟属人事:景物的选取是很见匠心的。“墟里上孤烟”,显系从陶潜“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归园田居之一》)点化而来。但陶句是拟人化的表现远处村落上方炊烟萦绕、不忍离去的情味,王句却是用白描手法表现黄昏第一缕炊烟袅袅升到半空的景象,各有各的形象,各有各的意境。这一联是王维修辞的名句,历来被人称道。“渡头余落日”,精确地剪取落日行将与水面相切的一瞬间,富有包孕地显示了落日的动态和趋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为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墟里上孤烟”,写的也是富有包孕的片刻。“上”字,不仅写出炊烟悠然上升的动态,而且显示已经升到相当的高度。
首、颈两联,以寒山、秋水、落日、孤烟等富有季节和时间特征的景物,构成一幅和谐静谧的山水田园风景画。但这风景并非单纯的孤立的客观存在,而是画在人眼里,人在画图中,一景一物都经过诗人主观的过滤而带上了感情色彩。颔联:“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这就是诗人的形象。柴门,表现隐居生活和田园风味;倚杖,表现年事已高和意态安闲。柴门之外,倚杖临风,听晚树鸣蝉、寒山泉水,看渡头落日、墟里孤烟,那安逸的神态,潇洒的闲情,和“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归去来辞》)的陶渊明有几分相似。
事实上,王维对那位“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是十分仰慕的,就在这首诗中,不仅仿效了陶的诗句,而且在尾联引用了陶的典故:“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陶文《五柳先生传》的主人公,是一位忘怀得失、诗酒自娱的隐者,“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实则,生正是陶潜的自我写照;而王维自称五柳,就是以陶潜自况的。接舆,是春秋时代“凤歌笑孔丘”的楚国狂士,诗人把沉醉狂歌的裴迪与楚狂接舆相比,乃是对这位年轻朋友的赞许。陶潜与接舆──王维与裴迪,个性虽大不一样,但那超然物外的心迹却是相近相亲的。所以,“复值接舆醉”的复字,不表示又一次遇见裴迪,而是表示诗人情感的加倍和进层:既赏佳景,更遇良朋,辋川闲居之乐,至于此极啊!末联生动地刻画了裴迪的狂士形象,表明了诗人对他的由衷的好感和欢迎,诗题中的赠字,也便有了着落。
颔联和尾联,对两个人物形象的刻画,也不是孤立进行,而是和景物描写密切结合的。柴门、暮蝉、晚风、五柳,有形无形,有声无声,都是写景。五柳,虽是典故,但对王维说来,模仿陶渊明笔下的人物,植五柳于柴门之外,这是自然而然的。
首联写诗人黄昏寂寞无所消遣。“日长”二字点题,笼罩全篇,说明写信原因,意在微露全诗之旨。此句也是情语,刻画了诗人“寂寞恨更长”的苦闷之情。“闲”字,聚全诗精神,为一篇眼目。诗人口中说闲,正是心中不肯闲之故。他为官清正,有志改革,然而诗人在淳化二年(991年),因徐铉诬陷,而贬商州。故一“闲”字,凝聚着作者的不满和惆怅、苦闷和孤独,这就像“一字妥贴,全篇生色”。“郡僻”、“昼掩门”对闲字作了进一步渲染。以下三联均承此而来。
颔联是写读书销愁。王禹偁的诗借鉴杜甫、白居易,“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他用“开诗世界”来盛赞杜甫,独具慧眼。但醉翁之意不在酒,诗人意在杜甫诗中寻觅知音,有所寄托,借杜诗之酒杯浇自已之块垒,抒发其仕途坎坷、怀才不遇的悲凉心境,他又从老子《道德经》中寻求精神归宿。但他始终没有避世隐退,而是想积极入仕。这种矛盾,诗人了然于心,他用杜甫和老子的作品合联,正暗示出这种复杂心理。
颈联写风抚落花,借酒消愁。诗人从书中没有找到寄托。想从自然界中寻求安慰。他趁黄昏月出之际,独自登楼以遣心中幽怨,但映入眼帘的是万花飘零的萧瑟景象,其意在排遣,却又添了伤春之情。当此际,孑然一人,抑郁不平之情能与谁诉,诗人感到气咽语塞。此二句未著一情语,而孤独寂寞之情毕现,寓情于景,堪称佳妙。“月上”一词虽冗余,但不能剔除。它交代了流动的时间,又将诗人感情转进一层,白天难熬盼黄昏,到了黄昏又如何,只有一樽在手了。
尾联骤然一转,豁然洞开,抒发了自己同仲咸亲密无间的感情。当时,他常以诗赠仲咸,离商州之日即赋诗别:“二年商岭赖知音,惜别难藏泪满襟”(《留别仲咸》),可见两人友谊之深厚。但若出以肯定之句,便索然寡味,这里妙用反问句法,暗将仲咸与世俗对比,愈见仲咸的高义,世俗的薄情。这样造句,含蓄蕴藉,内涵丰富。
此诗语言平易,风格清新,饶有风韵,与白居易相近。章法井然,一气流转,“共谁论”、“酒一樽”、“昼掩门”等前呼后应,始终紧扣一“闲”字。二、三联对仗也颇为工稳。
这首词头两句说“劝君今夜须沈(沉)醉,尊前莫话明朝事”,下半首又说“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四句之中竟有两个“须”字,两个“莫”字,口吻的重叠成为这首词的特色所在,也是佳处所在,下面写“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又表现得冷漠空泛。有的选本因为这重叠和空泛而删去了这首词,叶嘉莹教授认为这实际上等于割裂了一个完整的生命进程,都是未能体会出这首词真正好处的缘故。
“劝君今夜须沈醉,尊前莫话明朝事”,是深情的主人的劝客之语,一个“今夜”,一个“明朝”具有沉痛的含义。这两句是说:你今夜定要一醉方休,酒杯之前不要说起明天的事情。人是要有明天才有希望的,明天是未来希望的寄托,可是他现在用了一个“莫”字,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的事千万别提起。“莫话明朝事”,那必然是明天的事情有不可期望,不可以诉说的悲哀和痛苦,所以他这里反映了非常沉痛的悲哀。这是主人劝客之词,如果联想到他的“红楼别夜”的美人劝他早归家,则当时他的希望原当在未来,在明天,明天回去可以见到他“绿窗人似花”的美人,而现在主人劝他“尊前莫话明朝事”,是明天绝无回去的希望了。“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意思是说:纵然是对红楼别夜的美人还是这般的锺情和怀念,但是没有再见的希望,我就珍重现在热情的主人的心意吧,因为主人敬给我的酒杯是深的,主人对我的情谊也是深的。李白有首诗是这样写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大意是:兰陵的美酒散发着郁金花的香气,白玉碗中的酒浆闪泛着琥珀般的光泽,只要主人能使我沉醉,我就忘记了什么地方是他乡。一般人只知道欣赏李白诗潇洒飞扬的一面,其实李白诗也有非常沉痛的一面,李白写饮酒的诗最多,而且多与“悲愁”联系在一起,像“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都属此类。在韦庄这二句写的主人劝酒之情中,也隐含了深重的悲哀。
下半阕的“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叶嘉莹认为此处乃是客人自劝之词:我忧愁的是像今晚这般欢饮的春夜非常短暂,而不会以你把酒杯斟得太满作为推托之辞。“遇酒且呵呵”,“呵呵”是笑声,如果读者认为是真的欢笑就错了。因为“呵呵”两个字只是空洞的笑的声音,没有真正欢笑的感情,韦庄所写的正是强做欢笑的酸辛。他说:如果你再不珍惜今天“春漏短”的光阴,今天的欢笑,今天这“酒深情亦深”的感情,明天也都不会再存在了。唐朝灭亡,当时的韦庄已经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了,所以他说“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
李煜热爱书法艺术,不仅有一定的成就,而且素养深厚,鉴赏能力颇高。这篇就王羲之书法而作的评述,就受到后人的认肯与称引。如南宋桑世昌的《兰亭考》、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等均有收录。《全唐文》卷一二八所收此文,止于“无蕴藉态度”,缺少以下35字,遂不能明其写作时间与缘由。此据《兰亭考》卷五所载而录。王羲之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到唐代,太宗李世民尤好其字,四处搜访,煞费心思,重金收购,不惜代价。在房玄龄主持修撰的《晋书》中,他亲自为王羲之的传记写“传论”,说是“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王羲之至唐代而名声极盛,被尊为“书圣”,就与李世民的推崇不无关系。据说李世民最爱《兰亭集序》,生前日日摩挲,死时又携入地下,致使《兰亭集序》的真迹后人不见,传讲纷纭,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公案。好在李世民生前因珍爱《兰亭集序》而曾经刻石立碑,制成拓本以赐亲近,当时书法名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也多有摹写,于是而有刻本与摹本传于后世。虽然不及真迹,到底也可一窥神貌。李煜的这篇书评就见于太宗赐予弟弟韩王李元嘉的拓本《兰亭集序》上的题跋。
李煜对王羲之的推尊,完全承袭了李世民的看法,不仅是古今无以超越的唯此一人,而且视之为诸家书法艺术的渊源。他历数唐代著名书法家的优劣,以为优皆出于王羲之,而劣处只是不及耳。这里所列举的“韵”“力”“意”“清”“筋”“骨”“肉”“气”“法”九字,都是就书迹的整体风貌而论,加以对比,有力地支持了开篇即言的“各得右军之一体”的观点。最后举出的王献之具有总结性,说他虽然总有诸人之长而无其短,却心情不及其父的平和,态度不及其父的雍容,风仪不及其父的清雅,涵养不及其父之深厚,反映在书法上就是“失于惊急”。因此,李煜虽然没有具体地评说王羲之的书法,而王羲之书法之“尽善尽美”,王羲之书法之不可企及,也就不言而喻了。
李煜的评论,关注其精神,而不在意其点画,重神而轻形,这正是中国艺术评论的特点。书法如此,诗词如此,绘画也是如此。这种评论方法因为过于感性,又过于抽象,有时不容易描绘其意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细心地揣摩,细心地观察,慢慢地体会,也能通过这样的启示而获得一种整体的感观,而得其风神韵味。虽然难以言传,却别有一种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