莹彻精神，映月唯宜夜。幪香帕。倩风扶下。碎玉残妆卸。
莹彻精神，映月唯宜夜。幪香帕。倩风扶下。碎玉残妆卸。
这首七律，诗人写自己身处暗世、有志难伸、怀才不遇、走投无路的困境和内心的烦恼。通篇夹叙夹议，评论时事，陈述怀抱，满篇韵味，生动感人。
诗的首联概述诗人的境遇和处世态度。“酒瓮琴书伴病身”，开头七字，形象逼真地勾画出一个当时封建社会中失意潦倒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只有三件东西：借以泻愁的酒瓮，借以抒愤、寄情的琴和书，诗人是十分贫寒、孤独的。可是诗人对这种贫苦生活所抱的态度，却出人意料，他不以为苦，反以为“乐”——“熟谙时事乐于贫”。原来他“乐于贫”乃是因为对当时晚唐社会的昏暗社会现实非常熟悉。“熟谙”一词，总括了诗人“年年名路漫辛勤，襟袖空多马上尘”（《感秋》）的长期不幸遭遇；也暗示出上句“病身”是如何造成的。“乐于贫”的“乐”字，表现了诗人的耿直性格和高尚情操。这样正直、高尚的人，不能“乐于”为国施展才华，而只能“乐于贫”，这是统治者造成的真正悲剧。
紧接着，诗人进一步表明“乐于贫”的心迹：“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意思是说：我宁愿安守穷途，做天地间一个隐逸诗人；决不愿获取俸禄，当人间的庸俗官吏。这一联警句，上下对仗，一取一舍，泾渭分明，坚定有力，震慑人心。这种掷地作金石声的语言，进一步表现出诗人冰清玉洁的品格。
诗人说宁愿作“闲吟客”，第五句对“吟”什么作了回答：“诗旨未能忘救物”。诗人困于蒿莱，也不消极避世，而是始终不忘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灾难。他的诗多是“言论关时务，篇章见国风”（《秋日山中见李处士》），表现出一片救物济世的热情。正因为他的诗“多主箴刺”，而不能为世所容，以致“众怒欲杀之”（见《唐才子传》）。故诗的第六句深深慨叹：“世情奈值不容真！”真，指敢于说真话的正直之士。“不容真”三字，深刻地揭露了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现实社会。这两句是全诗的重点和高峰。诗人单刀直入，揭示了志士仁人和黑暗社会之间的尖锐矛盾。
诗的最后两句，以苍凉悲愤的语调作结：“平生肺腑无言处，白发吾唐一逸人。”一生怀才不遇，壮士莫酬，内心的痛苦，无处诉说。诗人说：“吾唐”虽大，却没有正直之士容身之地，我只好遁身世外，做个隐逸之人。在《离骚》中，屈原也是掩泪叹息：“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此诗结尾两句和《离骚》的卒章同样感人。诗中刻画了诗人白发满鬓、愁容满面、仰天长啸、老泪纵横的形象。
这首诗以议论为主，但议而不空，直中见曲，议论同形象相结合，议论中又饱和着浓郁的感情，字字句句“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惠洪《冷斋夜话》），充满着悲切和激情。在谋篇布局上构思精巧，结构层层推演，环环相扣，步步进入：首联“乐于贫”，带出颔联“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颔联“闲吟客”带出颈联“诗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颈联“不容真”，带出尾联“平生肺腑无言处，白发吾唐一逸人”；尾联“平生肺腑无言处”，又与开头“酒瓮琴书伴病身”相呼应，浑然一体。随着层次的推进，诗人的形象越来越鲜活；诗人感情的波涛，似长江后浪推前浪，逐步推向高峰；诗的主旨也一步一步开拓、深化。此诗的意境转过一层又一层，愈来愈入佳境。
这首词是描写一个少妇在晚春时节缱绻怀人，愁眉不展，百无聊赖的情怀。
词分上下两片，上片写词中的女主人公触景生愁。第一二两句“亭前春逐红英尽，舞态徘徊。”写这个女子独处事中，举目窗外，所看到的是捕目落花，随风飞舞，看来，春花即将随着这片片飞花无声无息地消逝了。这显然突出了这正是晚春时节。“亭前”一句写“春逐红英尽”是拟人，实际上是少妇在拟自己：“舞态徘徊”看似花舞春归，实际是少妇内心的情思纷扰，无法平复。一个“徘徊”明是写花，暗是写春，尤其是写少妇心中的思忆徘徊。“细雨”不仅打湿了繁枝落花，而且打湿了少妇的思念，所以她才愁眉不展。伤春是一种文人传统，但同时也是一种思妇情怀，“不放”一句形象地写出少妇的愁思是那么浓郁而又沉重。第三句继续描写窗外的景色，漫天的漾潆细雨下个不停。晚春时节的花英是很容易谢树辞枝的，哪里经得起东风的摧残，更何况又加上春雨的打击呢?
正如词人辛稼轩所说：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风物宜人的春天很快就要消逝了，这象征着岁月的蹉跎，青春的老大，教人愁绪满怀。“不放双眉时暂开，’’就是愁绪满怀的形象的说法，连让双眉暂时展开一点的笑意帆没有。真是“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以如此愁苦，还有更重要的生活上的原因。
词的下片描写女主人公绿窗孤处，百无聊赖的心情。起首两句"绿窗冷静芳音断，香印成灰。“继续描写环境，从描写环境的寂静中体现女主人公的孤寂心情。“绿窗冷静”是承上片的环境描写而转写少妇的自身境况。暮春时节，花落雨潺，一个人独守在空荡荡的闺房之中，总是一种凄清冷寂的氛围，但是这些并不是少妇忧思不断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芳音断”。冷清平添愁苦，而“芳音断。”则愁苦更浓。“香印成灰”看起来是写景，实际上是写人，“成灰”，既有时间的概念，也有心情的感慨，如唐李商隐有诗“蜡炬成灰泪始干”，其中“灰”字也是以意寓之的。这里少妇的心境似乎也同“香印”一起有“成灰”之感，其愁思苦闷之情不可谓不深。“可奈情怀”近乎白话，同后句一起直接描写，突出了无可奈何的心情，也暗点了百无聊赖的困境，虽然直白，但却言浅意深，把少妇那种梦寐以求的怀思之情准确地表现了出来。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