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斜日阑干。楼前路、曾试雕鞍。拚却一襟怀远泪，倚阑看。
楼上斜日阑干。楼前路、曾试雕鞍。拚却一襟怀远泪，倚阑看。
这首诗主要是诗人登城所见所想，叙事与抒情的结合是这首诗最大的特色。头两句叙出游地点、时间及感受，点明题旨。第二联抒写自己远望烽火、仰观雁阵所兴起的失地之愁。第三联由失地而想到国家的命运与自身的遭际。最后一联写自己对“横槊赋诗”往事的追忆和壮志难酬的悲哀痛苦。全诗以诗人之“愁”贯穿全篇，感情激愤，意想沉痛，爱国热情跃然纸上。
首句“幅巾藜杖北城头”，这句诗描绘了诗人的装束和出游的地点，反映了他当时闲散的生活，无拘无束和日就衰颓的情况。“卷地西风满眼愁”是写诗人当时的感受。当诗人登上北城门楼时，首先感到的是卷地的西风。“西风”是秋天的象征，“卷地”，生动形容了风势猛烈。时序已近深秋，西风劲吹，百草摧折，寒气袭人，四野呈现出一片肃杀景象。当这种萧条凄凉景象映入诗人眼帘时，愁绪不免袭上心来。“满眼愁”，正是写与外物相接而起的悲愁。但诗人在登楼前内心已自不欢，只有心怀悲愁的人，外界景物才会引起愁绪。所以与其说是“满眼愁”，勿宁说是“满怀愁”。“满眼愁”在这里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而“愁”字可以说是诗眼。它既凝聚着诗人当时整个思想感情，全诗又从这里生发开来。这句诗在这里起到了点题的作用。
“一点烽传散关信，两行雁带杜陵秋。”这两句是写对边境情况的忧虑和对关中国土的怀念。大散关是南宋西北边境上的重要关塞，诗人过去曾在那里驻守过，今天登楼远望从那里传来的烽烟，说明边境上发生紧急情况。作为一个积极主张抗金的诗人，必会感到深切的关注和无穷的忧虑。这恐伯是诗人所愁之一。深秋来临，北地天寒，鸿雁南飞，带来了“杜陵秋”的信息。古代有鸿传书的典故。陆游身在西南地区的成都，常盼望从北方传来好消息。但这次看到鸿雁传来的却是“杜陵秋”。“杜陵秋”三字，寄寓着诗人对关中失地的关怀，对故都沦陷的怀念之情。远望烽火，仰视雁阵，想到岁月空逝，兴复无期，不觉愁绪万千，涌上心头。
“山河兴废供搔首，身世安危入倚楼。”这联诗句，抒发了诗人的忧国深情。作者在此发问：国家可兴亦可废，而谁是兴国的英雄？时代可安亦可危，谁又是转危为安、扭转乾坤的豪杰？山河兴废难料，身世安危未卜，瞻望前途，令作者搔首不安，愁肠百结。再看，自己投闲置散，报国无门，只能倚楼而叹了。
“横槊赋诗非复昔，梦魂犹绕古梁州。”这—联既承前意，又总结全诗。“横槊赋诗”，语出元振稹《唐故捡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其后苏拭在《前赤壁赋》中也曾写过“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横槊赋诗”在这里借指乾道八年（1172年）陆游于南郑任四川宣抚使幕府职时在军中作诗事，他经常怀念的，正是“铁马秋风大散关”的戎马生涯，而现在这些已成往事。“非复昔”三字包含着很多感慨。诗人虽然离开南郑已有五年之久，但金戈铁马，魂绕古梁州”，正是报国心志的抒发，诗虽结束，而余韵悠长。
这首诗边记事边抒情，层次清楚，感情激愤，爱国热情跃然纸上。此外，如语言的形象，对仗的工整，也是此篇的艺术特点。
此词抒写的是居者思行者的情怀，但它同其他同类主题的作品比较，在技巧上自有特色。作者在词中运用层层开剥的手法，把人物面对的情感矛盾逐步推上尖端，推向绝境，从而展示了人生当中不可解脱的一种深沉的痛苦。
上片起首两句将物与人比照起来写，意谓往昔所用香粉虽给人以残旧之感，但物仍故物，香犹故香，而离去之人的感情，却经不起空间与时间考验，逐渐淡薄，今不如昔了。上片歇拍两句，是上两句的补充和延伸，举出人不如物、今不如昔的事实，那就是行人春天初去时还有几行书信寄来，到了秋天，书信越来越稀少了。上片四句，即物思人，感昔伤今，抒写了女主人公对行者薄情的满腔怨恨。词的下片转而叙述女主人公夜间的愁思，抒写其处境的凄凉、相思的痛苦。
过片两句，写词中人的情感体验，赋予客观的物象—— 衾与枕以女主人公清冷、孤寂的主观情感，将女主人公的内心感受渲染得淋漓尽致。这里写衾与枕而着眼于凤与鸳，还有其象征意义，是词中人因见衾、枕上绣的凤凰、鸳鸯而想到情侣的分离，以凤凰失侣、鸳鸯成单，来暗示自己的处境已经物是人非、今非昔比了。“愁肠”一句，是其人在愁肠百结之际希冀在酒醉中求得暂时的解脱，这是她可能找到的唯一消愁的办法。但这里只说“待酒舒”，未必真入醉乡，而酒也未必真能舒愁。联系下两句看，其愁肠不仅未舒，更可能徒然加重相思之情和幽怨愁恨。
下片前三句写衾冷枕孤，遣愁无计，应是入夜后、就寝前的感触。结拍两句，写一觉醒来时的空虚和惆怅。既然人已成各，今已非昨，而又往事难忘，后会难期，那就只有在入睡之际，寄希望于梦中与相思之人重温旧情了。尽管梦境幻而非真，虚而非实，梦回后反而会令人惘然若失。但梦里倘能相见，总也聊胜于无。可是，最可悲的是，夜来空有相思，竟难成梦，连这一点片刻的虚幻的慰藉也得不到，就更令人难以为怀了。这结拍两句是翻进一层、层层逼进的写法。上句说已看穿了梦境的虚幻，似乎有梦无梦都无所谓，绝望之情已跃然纸上，而下句一转，把词意又推进一层。从下句再回过来看上句，才知上句是衬垫和加重下一句的，也可以说是未发先敛，欲擒故纵，从而形成跌宕，显示波澜。这种写法，有一波三折、一唱三叹、荡气回肠之妙。
冯煦在《六十一家选例言》中说：“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此词即堪称用语浅淡，味致深浓。作者在词中采用层层深入、步步紧迫的手法，将思忆之情、怨恨之痛抒发到无可回旋的地步，使人产生异样的黯然情绪，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此诗若按旧说理解，一、二章赋陈其事，第三章起兴以比。诗开篇即夸耀卫宣公建造的新台是多么宏伟华丽，其下奔流的淇河之水是多么丰盈浩瀚。这都是极力渲染卫宣公的赫赫威势和装点门面，也可以看作是姜氏（宣姜）眼中所见，已被宣公的表面现象迷惑了。她本为是嫁过来追求蘧婉之好，想过一种郎才女貌、琴瑟和谐的幸福生活的，却不料成了一个糟老头子的掌中玩物。
全诗三章，前两章叠咏。叠咏的两章前二句是兴语，但兴中有赋：卫宣公欲夺未婚之儿媳，先造“新台”，来表示事件的合法性，其实是障眼法。好比唐明皇欲夺其子寿王妃即杨玉环，先让她入道观做女观一样，好像这一来，一切就合理合法了。然而丑行就是丑行，丑行是欲盖弥彰的。诗人大赞“新台有泚”“新台有洒”，正言欲反，其兴味在于，新台是美的，但遮不住老头子干的丑事。这里是运用反形（或反衬）的修辞手法，使美愈美，丑愈丑。
“新台”之事的直接受害者是宣姜：美丽的少女配了个糟老头，而且还是个驼背鸡胸，本来该做她老公公的人。这一对儿是怎样也不能般配的，就如俗语所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难怪诗人心中不忿，要为宣姜，也要为天下少年鸣不平。他好有一比：“鱼网之设，鸿则离之。”打鱼打个癞虾蟆，是非常倒楣，非常丧气，又非常无奈的事。按照闻一多《诗经通义》中的说法：“《国风》中凡言鱼者，皆两性间互称其对方之虞语（隐语），无一实拾鱼者。”古今诗歌中以捕鱼、钓鱼喻男女求偶之事的民歌很多。例如汉乐府民歌《江南曲》：“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僮人情歌》：“天上无风蘧子飞，江河无水现沙磊。鱼在深塘空得见，哄哥空把网来围。”即是显例。此诗中所写的就是女子对婚姻的幻想和现实的相悖，构成异常强烈的对比，产生了异乎寻常的艺术效果。这里强烈地表明：宣姜可真是倒楣透了。诗中“河水弥弥”“河水浼浼”，亦似有暗喻宣姜泪流不止之意，就如《卫风·氓》“淇水汤汤，渐车帷裳”以及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所表现的那样，渲染出一种浓厚的悲剧氛围。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一、推广积善法门便利民众修道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二、融汇儒道思想广促人间善业《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三、倡导除恶行善助创和谐社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
这是《花间集》中所收牛峤七首《菩萨蛮》中的一首。所咏虽不出男女之情事，但词中女主人公所念之人身处辽阳（古来为征戍之地），则此词在思想内容方面就非《花间集》中那些纯咏妇女生活及男女情事的作品所可追配的了。
此词语言俊丽，形象鲜明，曲折传情。落花满径，柳絮随风，呢喃双燕，惊扰残梦。这恼人的春色，撩人愁思。这首词描景写人，细腻柔和，宛转多姿，表现了晚唐五代的词风。
上片首句写女主人公服饰之精美。所著既为舞裙，则其为舞妓身份自明。“香”与“暖”写舞裙之精，“金泥凤”写舞裙之美，极生动活脱之趣。服饰之精美如此，则其人之美可见。第二句写梦中惊醒。梦而谓之“残”，说明梦惊做完。至于其所梦的内容，综观全词自可知晓。好梦惊竟而被语燕惊醒，则其恼与怨亦可以想见。此句暗中化用金昌绪“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诗意，但比金诗更加委婉含蓄，实为《花间》本色。画梁之燕呢喃私语又暗形女主人公之孤单寂寞。梦后的一切依然如故：门外柳絮纷飞，而玉郎仍不见归。柳花飞既点明节令为春天（而春季是女子念远之心情最为急切的时候），又暗状女主人公残梦初醒时的迷离恍惚的精神状态。“犹”宇暗逗出一点怨意。
过片首句是承上片末句而来。“匀”字一则表明其非痛哭流涕而是泪水暗滴，将痛苦强忍强咽，苦而必须咽、必须忍，则更见其苦；二则表明其力护容貌之美，故第二句接写其眉：“眉剪春山翠”，意谓双眉被剪画成春山之状，这句是暗用《西京杂记》所说卓文君“眉山如望远山”的典故。第三句“何处是辽阳”，点明“玉郎”所在之地。此问句于无限向往之中渗透着无限哀怨与无可奈何的情绪。此实可问而不可答，故结以“锦屏春昼长”。“长”字固是春昼的实写，也是心理状态的虚写。以景语作结，极迷离动荡之致，给人以无限想象的余地。
这首词在艺术上的特色是欲扬先抑，声情顿挫。词的意旨，原在于刻画女主人公思念征人的情怀。开篇却用高华曼丽的笔墨，先构成一个美妙的梦境，把主人公放在特定的梦境欢会当中，使她在好梦惊醒以后，益增离别之苦，词意亦陡转沉郁。“惊残梦”以下转入正文，又用低徊咏叹的方式，先写门外是春光骀荡，而人“犹惊归”，于极度失望中，再展望归之情，词笔亦再作顿挫。换头处又以整妆期待的笔墨，使主人公凄清的内心世界，于纸上徘徊重现，不言其怀人而自见幽怨。词境由委婉转向深沉。结尾更从主人公的内心深处，迸发出“何处是辽阳？”的感慨，征人不归，他们的闺中少妇，却是在痴心等待。此妇所忆之人遭遇如何，不得而知。但一边是霜戈壁立、铁骑腾踏的边塞，一边是春意浓郁、锦屏寂寞的深闺，纵使重逢有望，也不知道在何年何月。因此“锦屏春昼长”一句，更深沉地揭示了主人公的怨思。咏叹至此，对主题发抒已达言有尽而意不尽的境界，在情节上也作出第三次的顿挫。不尽主人公在深思，也有“此恨绵绵”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