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列子》二书中都记有这样两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故事。一说,列御寇为伯昬(昏的异体字)无人射,列子技艺精湛,手平如砥,甚至能放一杯水在肘上,箭方去而未至靶,杯水又重新落到肘上。然而伯昬无人说“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于是他“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足二分垂于外”,列子惊怖,伏地汗流至踵。伯昬无人就说:“那些与天道同一的至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现在你害怕得直瞬眼睛,可见你内心未明自然之理,不够充实啊。”另一则故事说孔子观乎吕梁,悬瀑三十仞,流沫三十里,连鼋黾鱼鼈之属都不敢过,然而却有一个男子在其中戏水,孔子以为他想自杀,命弟子去岸边救他,那人却上了岸,披发而歌,游于塘下。孔子问他:“游泳有“道”没有?”那人回答:“并无所谓道。只因从小生长于水边,所以能安于水。唯因顺从水之道而无我见存在,所以下水就能不知其然而然,与水化为一体。”这两个故事,曾被历代诗人无数次地运用过,但是却很少见有人能像谢灵运《富春渚》诗这样,用得如此灵活而贴切。
别过了始宁故宅,灵运又浮舟西南行,进入桐庐富阳县境的富春江。富春江有两个特色,一是清,二是险。梁吴均《与宋元思书》曾状其景:“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正写出了这两方面的特色。山水是自然形态的东西,而以之入诗文,则不可避免地染上作者的主观色调。既清且险的富春山水,在卓荦不羁的吴均眼中合成了自由竞荣,勃勃生气的清奇,所谓“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在游子羁旅的孟浩然笔下则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一片清怨;然而在刚为险恶的政治风浪抛掷出来,恃才傲物,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谢客眼中,则是另一番景象。
夜中,诗人渡过了富春东三十里的渔潭浦,清晨舟抵富阳城外。六七十里外的定山、赤亭山是富春名胜,但诗人并不往游,只是向峰顶那缅渺的云雾远远一望,又匆匆驶去。起四句连下“宵济”,“旦及”、“无淹薄”三字,可见富春秀色,此时对意兴索寞的诗人来说并引不起多大兴趣,而远山上那萦青际白的云雾,似乎正象征着他不绝无尽的愁绪。忽然水势突变,逆流而上,惊浪急湍撞击着去舟;而崖岸曲折,参差凹凸,更处处阻遏着行程。这景象真是惊心动魄,诗人自己也不知如何飘过了这一段险泷,不禁深自庆幸:尽管自己并没有伯昬无人那种履险若夷的定力,却竟然如吕梁男子般惊险地闯过了这难关。待得惊魂稍停,他倒是悟出了一条至理。《易·习卦》:“水洊至习坎”,《艮卦》又说“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止,止其所止”。意思是,虽有重险悬绝,而水仍相继而至,这是因为水性已习惯了山坎的缘故。艮即止义,两山相重,正象征着止息之义,君子当因此而引起思索,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不要越过了自己的本位。《易》象正揭示了刚才经历凶险一举的内在含义。如果自己真能像伯昬无人与吕梁丈夫一样,内心元气充实,与自然合一,完全忘掉物我、利害、险夷之间的差别,顺乎自然之理,使行动与之不期而合,那么虽然多历风险,也可达到履险若常的境地。推而广之,生活亦正同于行舟,也当顺应自然之理,那么对不久前经历的仕途风波正不必如此耿耿于怀,怨天尤人。自己平生之志本在幽栖养生,二纪之前只因意志薄弱而出山,从此就困顿于世俗之事。希求为入仕干禄已过久了,直至今天总算有了机会实现对友朋许下的远游轻举的诺言。想到这里,诗人感到蛰伏已久为世事蒙蔽的宿愿渐渐得到了舒展生发,顿时眼前的万事就如枯叶朽枝般零落不足道了。思念及此,诗人感到胸怀开张,心地光明,就如庄子所说的神明虚空无所怀的神人一样,忘掉了自身存在而任物推移。从此就只要如那蛰伏以存身的龙蛇,以屈而求伸的尺蠖那样与世委蛇,善养天年就是了。
经过了富春渚后,谢客其实没有真能如诗中所说那样达到超人的境界。甚至就在浮江之际,他恐怕也未曾真正获得心理上的平衡。诗中所言,充其量,也只是即景生想,从理念的观照中得到一种感情的宣泄,这在谢诗其他各篇中不难看到。然而就作诗时一刹那间的感触而言,他却确实达到了情景理的圆融无碍。
全诗实分三个层次,前六句纪行写景;“平生”以下的最后八句是对自身人生道路的检讨与悟参。二者之间本不相涉,但却因中间四句的四个典故而连成了一体,这四个典,尤其是前面《庄》《列》二典用得十分巧妙。舟行富春山水际,而伯昬一典为山、吕梁一典为水,联想十分自然,且同用《庄》《列》更十分工致。山,水之典甚多,不用其它,而偏用这两个,则是因它们既在形象上深切富春山水的凶险,又暗蕴所以能履险若夷的理念。这个理念在诗中是用“亮乏”、“险过”的形式反说的,更切当时诗人的实感。由反到正,则再接用《易经》中一水一山两典,从而顺理顺章地引出了以下对生活历程的检讨。诗歌用典,从诗骚起即有,建安以后更渐成风气,但是用得典雅、精严,炉锤工致,成为作诗一大法门,却不能不说自大谢始,当然由此也带来了谢诗有时稍嫌晦涩之病。得失二方面在此诗中都反映得甚典型。这又是陶、谢诗风的一大区别。
纳兰性德此词,上阕是此时此地的沉思,下阕是对往时往事的回忆;上阕是纳兰性德此时此地的孤独,下阕是纳兰性德和妻子在曾经的短短三年之中那一些短暂而无边的欢乐。
上阕写丧妻后的孤单凄凉。
“谁念西风独自凉”从季节变换的感受发端。值此秋深之际,若在往日,妻子便会催促作者添加衣裳,以免着凉生病。但今年此时,已经与妻子阴阳阻隔,她再也不能来为作者铺床叠被,问寒问暖地关心他了。这句反问的答案尽在不言之中,混合了期待与失望的矛盾情绪。开篇“西风”便已奠定了整首词哀伤的基调。在西风吹冷、黄叶萧萧的秋天里,作者紧闭着窗子,独自觉得特别寒冷,但有谁关心呢?词人明知已是“独自凉”,无人念及,却偏要生出“谁念”的诘问。仅此起首一句,便已伤人心髓,后人读来不禁与之同悲。而“凉”字描写的绝不只是天气,更是词人的心境。
“萧萧黄叶”是秋天的典型景象。在秋风劲吹之下,枯黄的树叶纷纷扬扬地通过窗户飘进屋内,给作者心头更添一层秋意。于是,他便关上窗户,把那触绪神伤的黄叶挡在窗外。窗户关上了,黄叶自然不会再来叨扰,但作者因此也同外界完全隔绝,因而处境更加孤独。孤寂的感受使作者触景生情。他独立在空荡荡的屋中,任夕阳斜照在身上,把身影拖得很长很长。这时,他的整个身心全部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次句平接,面对萧萧黄叶,又生无限感伤,“伤心人”哪堪重负?纳兰性德或许只有一闭“疏窗”,设法逃避痛苦以求得内心短时的平静。“西风”、“黄”、“疏窗”、“残阳”、“沉思往事”的词人,到这里,词所列出的意向仿佛推向了一个定格镜头,凄凉的景物衬托着作者凄凉的回忆,长久地锲入读者的脑海,并为之深深感动。
下阕很自然地写出了词人对往事的追忆。
“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两句回忆妻子在时的生活的两个片断:前一句写妻子对自己无微不至的体贴和关心,自己在春天里酒喝得多了,睡梦沉沉,妻子怕扰了他的好梦,动作说话都轻轻的,不敢惊动;后一句写夫妻风雅生活的乐趣,夫妻以茶赌书,互相指出某事出在某书某页某行,谁说得准就举杯饮茶为乐,以至乐得茶泼了地,满室洋溢着茶香。这生活片断极似当年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和她的丈夫赵明诚赌书的情景,说明他们的生活充满着诗情和雅趣,十分美满和幸福。纳兰性德以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比自己与卢氏,意在表明白己对卢氏的深深爱恋以及丧失这么一位才情并茂的妻子的无限哀伤。
纳兰性德是个痴情的人,已是“生死两茫茫”,阴阳相隔,而他仍割舍不下这份情感,性情中人读来不禁潸然。伤心的纳兰性德明知无法挽回一切,只有把所有的哀思与无奈化为最后一句“当时只道是寻常”。这七个字更是字字皆血泪。卢氏生前,作者沉浸在人生最大的幸福之中,但他却毫不觉察,只道理应如此,平平常常。言外之意,蕴含了作者追悔之情。
全词情景相生。由西风、黄叶,生出自己孤单寂寞和思念亡妻之情;继由思念亡妻之情,生出对亡妻在时的生活片断情景的回忆;最后则由两个生活片断,产生出无穷的遗憾。景情互相生发,互相映衬,一层紧接一层,虽是平常之景之事,却极其典型,生动地表达了作者沉重的哀伤,故能动人。
诗写得曲折,理析得透彻。短短的二十八个字中,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精妙的生命辨证。 南宋诗人姜夔在总结前人诗歌创作经验时,用四个高妙来说明优秀作品:“(1)碍而实通曰理高妙;(2)事出意外曰意高妙;(3)写出幽微,如深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彩,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杜荀鹤的《泾溪》诗正是理高妙的杰作。从表面看,诗的事理是碍而不通的。因为行舟水上,遇险不倾,平流却覆,似乎不合常理。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不通的现象中,潜藏着大通的本质。因为舟是人驾的,舟的载沉,不取决于路的平险,而决定于人的状况。溪险石危时,人人警惕,,自然安如泰山;平流无石处,容易懈怠,往往舟覆人亡。这,正是杜荀鹤《泾溪》诗析理的高妙之处。
推而广之,杜荀鹤在这里绝不仅仅说明行船的道理,他也在比拟人事的成败。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中说:“诗穷而后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叙》中列举了文王、孔子、左丘明、屈原、韩非五人遭遇困厄,发愤著书,终成大器的故事。其中的道理,与《泾溪》诗是完全一致的。《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有一句名言:“生于忧患,亡于安乐。”句中的“忧患”正如泾溪的“险”;句中的“安乐”正如泾溪的“平”;句中的“兴”、“亡”正如泾溪的“不闻倾覆”与“沉沦”——水性与人性在此又一次严密吻合。 究其载沉原因,比拟人事成败,有以下四个方面:
(1)懈怠。《吴越春秋》载:吴王夫差兴于忧患之时,励精图治,打败了越王勾践。后来,昧于安乐,怠于治国,最终被越所灭。这个故事正好反映了兢慎则成,懈怠则败的教训。韩国著名围棋国手曹熏铉对其天才弟子李昌镐进行评价时断言:最容易毁掉弟子前程的是自我管理失败(即盛名之下的懈怠)。结果,李昌镐事事兢慎,如日方中。倒是李昌镐的对手,怠于人事的聂卫平棋圣毁掉了自己的大好河山。这,又是泾溪诗意的精确注解。
(2)麻痹。众所周知,危险的局面使人警惕,平顺的局面促人大意。而失败的毒素,往往存在于大意之中。陈寿《三国志》记载:蜀汉大将关羽统兵伐魏,围困樊城,水淹七军,兵锋所指,无不望风披靡。于是,关羽骄傲起来,放松了对其后路东吴的戒备。结果,吴将吕蒙袭夺荆州,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这说明了大意与麻痹的危害。需知世上无顺事,事顺则藏险。如果居安不虑危,当然是取败之道。明乎此,也就能洞悉太平洋战争中,美国珍珠港内不可一世的太平洋舰队覆灭的奥秘了。
(3)固步自封。有一位老人说过:“如果和平与繁使人不思进取,固步自封,那么,真正的危险就在其中孕育。”甲午战争,泱泱中华大国竟然被弹丸的日本击败。原因很简单,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力蒸蒸日上;中华自恃地大物博,完全无所作为。两相比较,胜负的天平自然倾斜。同理,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挡不住精勇骠悍的纳粹雄兵;万里长城巨大屏障,挡不住北方草原的强大铁骑;中原汉人的太平梦想,常常被游牧民族搅得满目疮痍。安于现状、固步自封的危险,于此可见。
(4)分裂。小说《三国演义》中有这样的故事:曹操打败了袁绍的主力,袁绍病死了。他的儿子和女婿精诚团结,退据北方。曹操急攻不下,便采用了谋士郭嘉的建议,引兵撤退。危险暂时消失了,曾经并肩战斗的袁家子弟们开始了争权夺利。他们自相残杀起来,结果是两败俱伤。曹军顺势北进,彻底消灭了袁家的残余势力,统一了祖国北方。这个故事深刻地揭示了安乐对人性的毒化作用。危险消失了,人心也就散了,曾经有过的齐心协力、共度时艰的局面不复存在。试想同舟不共济,南辕却北辙,能不遭受灭顶之灾吗?
以上四点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是,已经具有触目惊心的巨大震撼力。在杜荀鹤《泾溪》诗中,过往船只的倾覆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绝对和平流中的舟人失去兢慎有关。万事成功都得缘于进取,大凡失败莫不是堕志。水如此,人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谁也不能例外。
今天,我们的国家渐渐强盛,国民的生活渐渐富足,忧患的日子渐渐远去。但是,歌舞升平的表象里下面,却汹涌着极其险恶的暗流。东有美日,北有强俄,内有台岛,政经隐忧……当此希望与忧患并生的时刻,我们重读《泾溪》诗,其现实的意义不容低估。它能使我们洞察和平背后潜藏的危险,重温“兴于忧患,亡于安乐。”的古训,理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凝聚民族复兴的伟岸张力。帮助我们寻找正视挑战,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
这,正是水性与人性的实质,也是杜荀鹤《泾溪》诗的真正价值。寓含的哲理:告诫人们要居安思危,处盈虑亏,枕戈待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