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边采莲妇》是乐府古题之一。诗人借助于这一古题，刻画出一个对爱情坚贞不渝的女子形象。诗人在这首诗中，运用对比的写法。诗人把“小姑织白纡，未解将人语”和“大嫂采芙蓉，”“莫使外人逢”相对比。
前两句描写小姑子在家纺织麻布，不懂的与外人打交道，还有大嫂子在溪水里采摘芙蓉，美丽动人。形象生动地描写出了一个朴实的乡下妇女，清新脱俗之感跃然纸上。
后两句描写大哥走后大嫂的表现，加上运用典故，更能体现出他们之间夫妻相爱，也从侧面体现了古代妇女对于自己的贞洁是非常看重的。
“愿”字将诗人多大嫂珍重自己贞操的希望渲染的淋漓尽致。运用典故，加深感受。‘“未解”一词体现出了小姑的淳朴与自然，更能看出古时女子的淳朴善良，引入喜欢。
小姑在家中，尚且要“将人语”，大嫂在野外，反要“莫使外人逢。”以小姑的天真烂漫，来衬托“大嫂”的拘谨防范。使我们了解到采莲妇的贤淑和纯朴。诗歌在最后，又以“愿学秋胡妻，贞心比古松”结尾，把采莲妇的贞洁之心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湖边采莲妇》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没有精工华美的辞藻，通过对小事的描写，形象生动的写出了古代妇女对贞操的看重。同时借用典故，更加强了对妻子对丈夫的忠贞的描写。从民间小事剖析出大道理，更能和读者产生共鸣。
第一层，写登大庾岭巅，观浈水，借史叹息不幸人生。“山坡陀”、“下属江”描绘岭的形景。“势崖绝”、“游波所荡如颓墙”，描绘水的势态。“松弗律”、“百尺旁”，描绘山水问的松貌。即景联想，追述历史，发出惊叹。接着写梦中的自我：“上不见日”，“下可依”，老了只有帮助“曳律”的“吾僮”亦是“书随”。词人仿佛是“水中溉”，是“颀然”“长者”即“黄冠而羽衣”道士，是“擀颐坦腹”，“盘石箕坐”，是“山亦有趾安不危”，快活地过着“四无人兮可忘饥”的悠静生活。
第二层，幻想、追求仙境及仙人偓佺。一开头就以仙人的口气自报家门：我“仙人偓佺”，居“瑶之圃”仙境。论本事，“一日一夜飞相往来不可数；一“开口”，“河汉无极惊余心”，“默不言”，“蹇昭氏”“不鼓琴；论寿命，“憺将山河与日月长在”。“若有人”绍介“仙人俚俭”的“瑶之圃”，我将视为“梦中仇池”，梦中“归路”和归宿。这的确是广阔的仙境， “我何以乐此而不去”。除此，还有其它乐土，词人追慕偓佺，欲走仙人之路，显然是对召用无望的自我嘲笑。
第三层，写梦中神游、人生追求与晚年向往。一开头用“昔余游”三字，仿佛神话般的世界，也许是词人曾经有过的梦寐以求的幻境神游之地。“游于葛天”和“陶氏”这些古老部落——桃花源般的世界。尽管“身非”葛天、陶氏之民，但与他们“犹与偕”。在神游中遇到去理想国“乘渺茫”，“良未果”，“仆夫悲余马怀”的不悦花絮，但词人仍放任前行，“聊逍遥兮容与”，“唏余发兮兰之渚”。由此显然看出词人所追求的是歌舞升平的乐土与愉悦放旷的晚年生活。同时，他深深感叹人生道路极其艰难：“千载一人犹并时”，昙花一现，“余行诘曲”，世人“知余者稀”。这是东坡的自信、自谦而又自卑之词。最后六句，词人仰天长啸，随缘放旷：“峨峨洋洋余方乐”啊，如系舟于水，如“鱼潜鸟举亦不知”。似觉自由了，解放了，物我相忘，清净无为，可谓高山流水觅知音：“应余若响”的钟子期——仙人俚俭。如梦，如醉，召用无望，只好以仙道来寄寓晚年归隐情怀。
此词全部采用神话之笔，史故之典，传达出词人晚年召用无望的无奈而求助于仙道的梦幻情调。名为写“山坡陀”，实际寄寓着他的曲折坎坷的人生之路与矢志不渝的晚年美好追求。全词道话色彩特浓，充满了浪漫主义情愫，是东坡继承与发展楚词与屈风的另一特色。
“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浮。东南通绝域，西北有高楼。”城窄被山包围，很压抑，端午节涨水，漓江宽阔，江中的洲子局部被水淹没就产生诗中的“江宽地共浮”现象，作者写的是景，对桂林的印象。也表达了作者的心镜。当时诗人受朝中“牛(僧孺)李(德裕)党争”的牵累，被排斥出朝，随好友桂管观察使郑亚来到桂州，任掌书记闲职，心头自有一番滋味。北宋诗人黄庭坚流放宜州，路过桂林，也为秀丽的桂林山水所吸引、所陶醉，忘却了自己的不幸，写出了《到桂州》：“桂岭环城如雁荡，平地苍玉忽蹶峨。李成不在郭熙死，奈此百嶂干峰何！”诗中所提到的李成、郭熙皆为著名画家。
“殊乡竟何祷，箫鼓不曾休。”这两句中“箫鼓”就是扒龙船中的唢呐及龙船鼓。他刚到桂林，对桂林龙船习俗不了解，旧时扒龙船，有在庙里日夜唱龙船歌，唢呐、鼓、锣伴奏的习俗。“殊乡竟何祷，箫鼓不曾休。”，箫鼓的声音从不停息，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祈求呢？真实描述了作者的思索。李商隐的诗句告诉大家，他当时就住在龙船庙附近，近漓江，周边有山，西北有高楼。
桂林至阳朔的百里漓江，碧水萦回，奇峰夹岸，不仅有“山青、水秀、洞奇、石巧”四绝，还有“深潭、险滩、流泉、飞瀑”四观。这些在文人诗作中也都有表现。如唐代许浑《送杜秀才》诗曰：“桂州南去谁与同，处处山连水自通。两岸晓霞千里草，半帆斜日一江风。瘴雨欲来枫树黑，火云初起荔枝红。……”朝霞辉映，绿草千里，斜阳光照，船帆半挂……整首诗如一幅艳丽的水彩画。明代俞安期《漓江舟行》，写出了躺卧小舟漂流漓江的奇妙境界：“桂楫轻舟下粤关，谁言岭外客行艰？高眠翻爱漓江路，枕底涛声枕上山。”枕下流水潺潺，枕旁峰峦渐去，令人神往，令人眷念。清代张联桂《望桂林阳朔沿江诸山放歌》，则描绘了漓江雨后的动人景象，诗中曰：“须臾雨过云亦散，依旧万朵青芙蓉。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