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妃的这一首咏梅花诗很有名气,古来咏梅之作不计其数,而这篇咏梅诗,别出心裁。
诗人在室内窗前从捅破的窗纸的孔洞观看梅花,并且先是细腻地描写梅花的香味缕缕如线,真是未见梅花,先闻其香。
后面又写到蝼蚁拖着梅花瓣儿,爬上东墙,这个细节令人觉得充满生活情趣,从而透露出诗人对于梅花的喜爱,对于春天即将到来的喜悦之情。
“刺破””“引透”“倒拖”几字,恰似一个个小小细腻的片段,把春色之浓之妩媚,以及对春的向往,表达的淋漓尽致。
此诗首联就联系诸葛亮,再联系筹笔驿作出高度的总括:“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诸葛亮因刘备三顾茅庐尽请他,他抛弃了在南阳的隐居生活,为主公刘备分忧,出来辅佐刘备建功立业。北征东讨的运筹帷幄,他的计谋都是好的。这里主要是北征,筹笔驿是为伐魏运筹,是北征;东征是陪衬,不实指打东吴。刘备尽打东吴,诸葛亮是反对的,他没有东讨。这里实际上是“南征北伐”,不说“南征北伐”而说“北征东讨”,因为上句已用了“南”字,为避开重复,所以这样说。
颌联“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尽英雄不自由。”时来句当战赤壁之战,当时孙权、刘备两家的兵力,联合起来也不能与曹操大军相比。只是倚靠了长江之险,曹操北方的军队不习水战。又靠了东风,好用火攻来烧毁曹军的战船取胜,这是利用天时地理来获胜,所以说“天地皆同力”。时运不济,像李商隐诗里说的:“关张无命欲何如?”关羽、张飞都早死了,不能帮助诸葛亮北伐,英雄也不由自主。
颈联“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诸葛亮死后,魏将邓艾率军攻蜀,谯周劝后主投降。后主听了他的话投降了。蜀国千里山河,孺子阿斗轻轻地断送了。在刘备和后主两朝的文臣武将,主要是指诸葛亮,他既管政事,又管军事,是两朝冠剑。他如有知,一定是恨谯周的。
尾联归结到筹笔驿:“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在驿亭的岩下水,还在傍驿流着,好像在怀念诸葛亮。
这首诗先想到诸葛亮,写他的出山和北伐,肯定他的用兵“尽良筹”,这就跟筹笔驿的规划军事结合。既然是“尽良筹”,而他的出师到底有利无利,这就开出颔联,归于时运,时来才有利,运尽就难办了。颈联归到运尽,于是孺子抛弃山河,谯周主张归降。归结到岩下水的多情。这里把诸葛亮规划的胜利和挫折归于时运。李商隐《筹笔驿》:“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也认为北伐的所以不能成功,由于关张无命,不能帮助他北伐,也归结命运。温庭筠《经五丈原》:“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逐鹿不由人。”他称蜀国为下国,称魏国为中原,含有上国的意思。下国和中原对抗,含有大小强弱不同的意味,所以说“中原逐鹿不由人”,即认为偏处西南的弱小的下国要跟中原强大的魏国逐鹿,是不由人力的,即诸葛亮的北伐要用蜀国来统一中原,也非人力能达,这就不把北伐的不能成功归之于时运或天命了。这样的看法胜过两篇《筹笔驿》的看法。
就写筹笔驿说,李商隐诗的开头:“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长为护储胥。”何焯批李诗:“起二句即目前所见,觉武侯英灵奕奕如在。”看到筹笔驿上的猿鸟还像在畏简书,风云长期在保护营栅,极力写出诸葛亮的英灵如在。这个开头是既切题又推尊诸葛亮,写得非常有力,不是罗隐的多情永傍驿流所能比的。
判词首句“勘破三春景不长”中“三春景不长”是双关语。字面上指暮春,即春末,所以说景不长。实际上指惜春的三个姐姐即元春、迎春、探春这“三春”的遭际悲苦,所以说“景不长”。
第二句“缁衣顿改昔年妆”,缁衣指的是尼姑穿的黑色服装。
这两句是说惜春从她三个姐姐的遭遇中,看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好景不长,决心摆脱世俗,遁入空门。
第三、四句“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具体指出贾府小姐惜春最后出家为尼,再也不是公府千金而是过着"食缁衣乞"的生活。当然,这里的“乞食”并不一定就指像乞丐一样讨饭,但生活艰难,颠沛流离的命运是难以逃脱的。
这首判词写惜春由三个姐姐的不幸遭遇预感到,自己将来也不会有好结果,决定出家为尼。但这条逃避现实的道路凄凉孤独,仍然是行不通的。诗里流露的同情与惋惜,明显地反映了作者的矛盾心情。
●全文层次
全文可分三层。第一层,自发端至“其相似也适然”。内容是介绍作者两位友人的共同特征:“非今所谓贤人者”,“学圣人而己”。尽管他们素不相识,所师所友也不同,然而,他们的言行极其相似。这就表明,他们“学圣人”达到了登堂入室的境界。第二层,自“予在淮南”到“辅而进之,其可也。”同是“学圣人”,“既相似,又相信不疑”,而作者也是有志于“学圣人”的,他们共同努力,“辅而进之”。第三层,至结尾。声明作文的缘故。由于“会合不可以常”,难得经常聚首交流,所以,作文“相警”亦“相慰”。“相警”足见其重道,“相慰”足见其重情。《同学一首别子固》的表现形式,颇具特色。文章题曰“别子固”,但是,一开始便以曾巩和孙侔相提并论,称赞他们是“学圣人”而有成的“贤人”,而且是“非今所谓贤人者”。作者写正之即是写子固,交互辉映。
●构思特点
这篇文章在构思上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不单从曾巩与自己的关系着笔,而是引出一位各方面情况与曾巩神合的孙正之作为映衬,分别从作者自己与曾、孙两人的关系着笔,形成平行的双线结构。这样来体现“同学”的主题,是比较新颖独特的。
文章一上来就分别介绍“江之南”、“淮之南”的两位贤人曾子固和孙正之。强调他们都不是当今世俗所说的那种贤人,暗示下文的同学于圣人;同时又分别点明“予慕而友之”,将自己和曾、孙两人分别挂上了钩,暗示了三人趣尚的一致,为下文两人之相似、师友之相同张本。作者在《送孙正之序》表示:“予官于扬,得友日孙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为古文。”这正是他们三人志趣契合的基础。
接着,作者又转而强调,这两位自己所仰慕的朋友和贤人,他们之间却从来未曾相互拜访、交谈,或互致书信礼物。三个排句,蝉联而下,把双方未曾识面的意思强调得非常突出。既然如此,“其师若(与)友,岂尽同哉?”这一问自在情理之中。下面又一转:“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这就有些超越常理了。既未谋面,师友又不尽同,何以两人竟如此相似?这就不能不推出下面的结论:“学圣人而已矣。”为了使这一论断更确切不移.作者又进而论证:既然同学于圣人,那么他们的师友,也一定是学圣人的;圣人的言行都是相同的,同学于圣人的人,各方面都很相似,就是很自然的了。这一层,一步一转,从未曾相识说到师友的不同,再转出两人的相似,最后揭出同学圣人的正意。纯用抽象的逻辑推理,丝毫不涉及两人的具体行事,但他们“同学”于圣人这一点却被论证得很有说服力。正是在这里,作者揭示出“同学”的深刻涵义。真正意义上的“同学”在于同道,在于同学于圣人,而不在形迹上曾否相过、相语、相接。这也正是作者一开头所说的他们与“今所谓贤人者”有区别的具体涵义。既然如此,仰慕而分别与之相交的作者自己,其为“同学”也自在不言中了。
文章的第二段,从“相似”进一步引出了“相信”,作者分别向两人谈到对方,尽管他们从未有过交接,却都相信作者的介绍。这种“相信”,似又超乎常情。但这正表现出“同学”于圣人的贤人之间那种超越空间、不拘形迹的神交,那种高度的相互信任。而曾、孙两人对作者的“相信”也就不言而喻。
文章的第三段从两位贤人的共同志向引出作者追随他们的愿望。首先提到曾巩赠给自己的《怀友》一文,表示要携手共进,至乎“中庸”,然后捎带一笔,正之盖亦常云尔”,照应上文“相似”之论。并进而指出,能达中庸之境的,除了他们再没有别人。这正是“同学于圣人”的表现。曾巩先在《怀友》(见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四所载)中,诉说自己少而学,不得师友,望圣人之中庸而未能至。“尝欲得行古法度士与之居游,孜孜焉考予之失而切剧(磨)之。皇皇四海,求若人而不获。自得介卿。然后始有周旋激恳、摘予之过而接之以道者;使予幡然其勉者有中,释然其思者有得矣,望中庸之域,其可以策而及也”。可惜彼此远隔,会少离多,切磨之效不深。本篇这一段,正与子固殷殷求友之意相呼应,又提出孙正之正是其所渴望相交的最佳人选。至于作者自己,则谦虚地说从来不敢自期其必能到圣人中庸的境界,但愿在他们的帮助下朝这个方向努力。到这里,把三人“同学”于圣人以至乎“中庸”的意思完全表明了。
末段以抒情之笔收束,正面点出题中“别”字。在官为职守所拘,在私有人事牵系,彼此不能经常在一起,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怀友》说:“思而不释,已而叙之,相慰且相警也。”这里也说:“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朋友之问,互赠文字,以为学之道相策勉,以交谊之诚相慰藉,此篇是个很好的榜样。
●写作手法
此文出现了许多重复句式,如“江之南有贤人焉”、“淮之南有贤人焉”等句,作者这样写意在向读者传递一个信息:自己所说的贤人跟世俗所说的贤人有所不同。他所说的贤人是以“学圣人”为务的,这些贤人的目标是“至乎中庸而后已”,而世俗所说的贤人仅仅是就才学而言,二者的差别一目了然。此文写“别子固”,但多数篇幅以正之作陪,交互映发,错落参差。此文笔情高奇,淡而弥远,令人寻味无穷。
此文在表现形式上的最大特色,是陪衬法的运用。文章一开始便以曾巩和孙侔相提并论,称赞他们是学习圣人而言行一致的“贤人”,表示自己与他们志同道合,要互相勉励,以达到中庸之道的境界。因此,文章题为“别子固”,却处处以孙正之陪说,写正之即是在写子固,反复强调,交互映发,错落参差,结构紧凑,而不显得单调重复。文章淡淡写来,却显得情真意笃。
在修辞方面,运用排比手法。如开头几句,以整齐的排比句写曾、孙二贤。第二段的排比句稍有变化,文章显得既整饬又灵活。这种写法是为了说明贤德之士,不必同师,只要效法圣人,便能殊途同归,从而突出了君子同道而合的主题。
文章从江南、淮南二贤人言行相似入手,自然引出同学圣人之意。然后紧扣“同学”二字,从共同学习圣人之道上立意。共同学习圣人,就会志同道合,言行相似,相互信任,友谊长存。这也正式建立朋友之间牢固友谊的基础。最后以相互攀引而共同登上圣人殿堂来互相勉励,更显示出作者志向远大,思想高尚。子固、正之二人言行相似,互相映衬,为文章增色不少。文中排比句的反复运用,长短句的交错出现,也增强了文章的语言美。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鉴赏此诗:
第一种,是从唐诗赏析的角度:
战国末期,秦国最为强盛,所以其他六国就听从苏秦的计谋合纵,简称六合。所谓秦王扫六合就是秦国灭六国。六合指的是齐、楚、燕、韩、赵、魏六个诸侯国。
此诗前段从篇首至“骋望琅邪台”,颂扬秦王之雄才大略和统一业绩。
头四句极力渲染秦始皇消灭六国平定天下的威风。不言平定四海,而言“扫”空“六合”(包天地四方而言之),首先就张扬了秦王之赫赫声威。再用“虎视”形容其勃勃雄姿,更觉咄咄逼人。起二句便有“猛虎攫人之势”。紧接着写统一天下的具体情事,也就有如破竹了。三句“浮云”象征当时天下混乱阴暗的局面,而秦王拔剑一挥,则寰区大定,一人“决”字,显得何其果断,有快刀斩乱麻之感。于是乎天下诸侯皆西来臣属于秦了。由于字字掷地有力,句句语气饱满,不待下两句赞扬,赞扬之意已溢于言表。“明断”句一作“雄图发英断”,但不管“明断”、“英断”也好,“雄图”、“天启”、“大略”也好,总算把对政治家的最高赞词都用上了。诗篇至此,一扬再扬,预为后段的转折蓄势。紧接“收兵”二句写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所采取的巩固政权两大措施,亦是张扬气派。一是收集天下民间兵器,熔铸为十二金人,消除反抗力量,使“天下莫予毒也已”,于是秦和东方交通的咽喉函谷关便可敞开了。二是于琅邪台、会稽山等处刻石颂秦功德,为维护统一作舆论宣传。“会稽岭”和“琅邪台”一南一北,相距数千里,诗人紧接写来,有如信步户庭之间。“骋望“二字形象生动地展示出秦王当时志盈意满的气概。秦之统一措施甚多,择其要者,则纲举目张,叙得简劲豪迈。对秦王的歌颂至此臻极,然而物极必反,这犹如贾谊《过秦论》的开篇,真是轰轰烈烈,使后来的反跌之笔更见有力。
后段十二句,根据历史事实进行生动艺术描写,讽刺了秦王骄奢淫侈及妄想长生的荒唐行为。先揭发其骊山修墓奢靡之事。公元前212年,即秦始皇即王位第三十五年,发宫刑罪犯七十多万人建阿房宫和骊山墓,挥霍恣肆,穷极民力。再揭发其海上求仙的愚妄之举。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齐人徐芾说海上有蓬莱等三神山,上有仙人及不死之药,于是始皇遣徐芾带童男女数千人入海追求,数年无结果。此即“采不死药”事。“茫然使心哀”是担心贪欲未必能满足的恐惧和空虚。这四句对于前段,笔锋陡转,真如骏马驻坡。写始皇既期不死又筑高陵,揭示出其自私、矛盾、欲令智昏的内心世界。但诗人并没有就此草草终篇,在写其求仙最终破产之前,又掀起一个波澜。据史载徐芾诈称求药不得,是因海中有大鱼阻碍之故,于是始皇派人运着连续发射的强弩沿海射鱼,在今山东烟台附近海面射死一条鲸。此节文字运用浪漫想象与高度夸张手法,把猎鲸场面写得光怪陆离,有声有色,惊险奇幻:赫然浮现海面上的长鲸,骤然看来好似一尊山岳,它喷射水柱时水波激扬,云雾弥漫,声如雷霆,它鬐鬣张开时竟遮蔽了青天。诗人这样写,不但使诗篇增添了一种惊险奇幻的神秘色彩,也是制造希望的假象,为篇终致命的一跌作势。长鲸征服了,不死之药总可求到吧。结果不然,此后不久,始皇就在巡行途中病死。“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这是最后的反跌之笔,使九霄云上的秦王跌到地底,真是惊心动魄,以此二句收束筑陵、求仙事,笔力陡健,而口吻冷隽。想当初那样“明断”的英主,竟会一再被方士欺骗,仙人没做成,只留下一堆寒冷的骨灰,而“徐芾载秦女,楼船几时回?”让方士大讨其便宜。历史的嘲弄是多么无情啊。
此诗虽属咏史,但并不仅仅为秦始皇而发。唐玄宗和秦始皇就颇相类似:两人都曾励精图治,而后来又变得骄侈无度,最后迷信方士妄求长生。据《资治通鉴》载:“(玄宗)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这种蠢举,结果必然是贻害于国家。可见李白此诗是有感而发的。全诗史实与夸张、想象结合,叙事与议论、抒情结合,欲抑故扬,跌宕生姿,既有批判现实精神又有浪漫奔放激情,是李白《古风》中的力作。
第二种,是从明史的角度:
从明史分析的角度看,有人认为,此诗不仅仅预言明亡,连前后的国运都预言到了。这类观点指出:前四句“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是概括秦汉以来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的丰功伟绩。再四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是讲明朝衰亡,清兵入关。(第一句明熹宗朱由校的年号,第二句是指清太祖太宗,省略主语,第三句是指明朝镇压农民起义,导致金人坐大,铸通助。第四句是指山海关打开,清兵入关,明朝亡国)。其后六句“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是讲清朝征服明朝后的恶行。(会稽代指江南,江南反清很严重,琅琊代指孔圣人的故乡,指中华正统,都被屈服。而“刑徒七十万”,暗指清代大兴文字狱)。又四句“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是隐喻西方人的舰队强大,鸦片战争中打开国门。(额鼻代指蛮族,因为蛮族喜欢在额头和鼻子上刺青)。接着的四句“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是讲中国海权的丧失,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蓬莱此处代指扶桑日本,几时回就是说日本人的舰队终于打回来了)。最后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讲的是秦始皇陵被发现,和第一句相呼应。
对第二种解读,笔者在不得不佩服其想象力、附会力的同时,实在不敢恭维。毕竟,个中的曲解比比皆是。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明朝灭亡自天启年间的说法毫无道理。理由有二:
一是有人说,明之亡,始于党争,党争最酷烈之时,莫甚于天启年间,由于天启的放任,邪党与魏忠贤互相勾结,假天启狐假虎威,在东林党和邪党的党争中,君子道消,小人道长。笔者认为,士大夫与皇权的矛盾激烈、统治者与民众的矛盾激化等等,也都是明朝根基受到很大冲击的原因。
二是查证天启年间前后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1627年,也就是天启皇帝朱由校在位的最后一年,陕北白水县农民王二率领数百农民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之后第三年,杰出的农民领袖李自成也加入了农民起义军的行列,很快成为名震一时的“闯王”,1644年3月17日,起义军包围了明朝都城北平,19日,李自成军队进入北平,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今景山)的一棵树上。统治中国276年之久的明王朝,终于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推翻了。”
表面上看,明王朝是在1644年才正式灭亡的,但是,这样一个帝国的覆灭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无谓党争、内部腐化、后金崛起等也是关键的原因。因此,把1627年,农民起义开始,作为明代统治出现断层的一个标志也是可信的。
所以,若是由1627年往上推九个世纪,诗仙李白的预言与历史事实两相校正,其误差范围竟只有惊人的7年,很是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