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这是一首通过描写鸿门宴,歌颂刘邦的诗歌。公莫舞,即后世之巾舞。《宋书·乐志一》:“又云晋初有杯槃舞、公莫舞……公莫舞,今之巾舞也。”《乐府诗集·舞曲歌辞三·巾舞歌》:“《唐书·乐志》曰:‘《公莫舞》,晋、宋谓之《巾舞》。其说云:汉高祖与项籍会鸿门 ,项庄舞剑,将杀高祖,项伯亦舞,以袖隔之,且语庄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言公莫害汉王也。汉人德之,故舞用巾以像项伯衣袖之遗式。’” 此舞蹈表演鸿门宴项伯保护刘邦的故事。
如诗序所言,《公莫舞歌》原为歌颂项伯保护刘邦在鸿门宴上。诗人意在翻新,将一旧题改为赞颂刘邦的新内容。
此诗起笔不凡,一连六句铺排鸿门宴杀机四伏的紧张气氛,随后,以范增示玦,项庄舞剑继续渲染刘邦所处的困境。最后八句不正面描写刘邦言行举动,而是模拟樊哙口吻追述刘邦事迹,理直气壮地提出“汉王今日须秦印”的主张,其语气之雄健、气势之雄壮都映衬着刘邦的英雄伟业。
《公莫舞歌》以《史记·项羽本纪》所描写的“鸿门宴”为题材,诗人充分发挥诗的想象并进行了独具匠心的艺术再创造。诗中着力刻画樊哙“排闼闯宴”、怒斥项羽、掩护刘邦脱险的英勇无畏行为,成功地塑造了这一赤胆忠心、生气虎虎的英雄形象。前半篇描绘宴会厅的高大宽敞,宴饮的豪华粗犷,项羽的威武和优柔寡断,范增三次举玦的焦急神态,可谓有声有色,人物传神,情景逼真,场面壮丽,气氛紧张。笔触有厚度有力度,酷似以诗笔绘出的巨幅油画。
在李贺集中,这首诗的写法是很独特的。
李贺作诗取法于《楚辞》早已是定论,至于有人说李贺之诗“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褒扬亦甚。可能是李贺太喜欢标新立异的缘故吧,其诗趣实迥异于楚《骚》,走入幽冷鬼怪一路。从而人们往往忽视李贺也曾从南朝乐府民歌中汲取过养料。这首《绿水词》就是明证。在这首诗中,诗人不仅在内容上与南朝乐府多言男欢女爱相一致,更令人耳目一新的是,素来喜用幽冷孤凄的字眼的诗人此番一反常态,诗歌所显现出来的情感是明快的,且多效仿南朝民歌近乎口语化的语言,很多词语还直接取自于乐府民歌,读来清新可爱。素性忧郁的诗人难得有这般轻快的心情。虽然此诗的主题,是良夜思忆所欢,中间渗透着一丝淡淡的苦味,但这在李贺已是很少见的了。
除了李贺在此诗中的“取径”南朝乐府问题外,诗句本身几乎不用加以解释了。“今宵好风月,阿侯在何处?”梁武帝有诗云:“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又有人据别书说阿侯是妓女,此句则指诗人所想念的女子。梁武帝的诗很明显是从民歌中汲取养料的,阿侯也许是当时民间所传的人物。李贺此诗的第三句又从汉李延年的诗中化出。李延年原是伶人,其诗云:“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李贺这里反其意而用之。“为有倾人色,翻成足愁苦。”相思不已,又无从寻觅,诗人心中因惦念她而产生许多遐想:也许她正在“东湖采莲叶”,又可能她在“南湖拔蒲根”。她采的莲叶会给哪个人呢?“未持寄小姑”,意谓:不要先送给她的姐妹们。“且持感愁魂”,感愁魂是说诗人苦苦地思念她为她而忧愁。意谓:她该先把莲叶拿来送给诗人。
比较一下南北朝时的《采莲童曲》:“东湖扶菰童,西湖采菱芰。不持歌作乐,为持解愁思。”不难发现,李贺此诗的后半首与这首民歌的措词、含意非常相似。李贺平时作诗冥思苦索、呕心沥血,奇峭的风格往往使人们忘记李贺创作时曾那样苦心孤诣、曾经精心雕琢,但细心的读者还是可以见出他因刻意求工而露出那份雕琢的痕迹来的,而以这样洗炼、明快的语言表达诗人缠绵悱恻的情感,在李贺实为难得。
《九歌·湘夫人》是《楚辞·九歌》组诗十一首之一,是祭湘水女神的诗歌,和《九歌·湘君》是姊妹篇。
此诗写湘君企待湘夫人而不至,产生的思慕哀怨之情,诗以湘君思念湘夫人的语调去写,描绘出那种驰神遥望,祈之不来,盼而不见的惆怅心情。全诗写男子的相思,所抒情意缠绵悱恻;加之作品对民间情歌直白的抒情方式的吸取和对传统比兴手法的运用,更加强了它的艺术感染力,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句“帝子降兮北渚”较为费解。“帝子”历来解作天帝之女,后又附会作尧之二女,但毫无疑问是指湘水女神。一般都把这句说成是帝子已降临北渚,即由《湘君》中的“夕弭节兮北渚”而来;但这样便与整篇所写湘君盼她前来而不见的内容扞格难合。于是有人把这句解释成湘君的邀请语(见詹安泰《屈原》),这样文意就比较顺畅了。
歌辞的第一段写湘君带着虔诚的期盼,久久徘徊在洞庭湖的山岸,渴望湘夫人的到来。这是一个环境气氛都十分耐人寻味的画面:凉爽的秋风不断吹来,洞庭湖中水波泛起,岸上树叶飘落。望断秋水、不见伊人的湘君搔首蹰躇,一会儿登临送目,一会儿张罗陈设,可是事与愿违,直到黄昏时分仍不见湘夫人前来。这种情形经以“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的反常现象作比兴,就更突出了充溢于人物内心的失望和困惑,大有所求不得、徒劳无益的意味。而其中“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更是写景的名句,对渲染气氛和心境都极有效果,因而深得后代诗人的赏识。
第二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湘君的渴望之情。以水边泽畔的香草兴起对伊人的默默思念,又以流水的缓缓而流暗示远望中时光的流逝,是先秦诗歌典型的艺术手法,其好处在于人物相感、情景合一,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以下麋食中庭和蛟滞水边又是两个反常现象,与前文对鸟和网的描写同样属于带有隐喻性的比兴,再次强调爱而不见的事愿相违。接着与湘夫人一样。他在久等不至的焦虑中,也从早到晚骑马去寻找,其结果则与湘夫人稍有不同:他在急切的求觅中,忽然产生了听到佳人召唤、并与她一起乘车而去的幻觉。于是作品有了以下最富想像力和浪漫色彩的一笔。
第三段纯粹是湘君幻想中与湘夫人如愿相会的情景。这是一个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神奇世界:建在水中央的庭堂都用奇花异草香木构筑修饰。其色彩之缤纷、香味之浓烈,堪称无与伦比。作品在这里一口气罗列了荷、荪、椒、桂、兰、辛夷、药、薜荔、蕙、石兰、芷、杜衡等十多种植物,来极力表现相会处的华美艳丽。其目的,则全在于以流光溢彩的外部环境来烘托和反映充溢于人物内心的欢乐和幸福。因此当九嶷山的众神来把湘君的恋人接走时,他才恍然大悟,从这如梦幻般的美境中惊醒,重新陷入相思的痛苦之中。
最后一段与《湘君》结尾不仅句数相同,而且句式也完全一样。湘君在绝望之余,也像湘夫人那样情绪激动,向江中和岸边抛弃了对方的赠礼,但表面的决绝却无法抑制内心的相恋。他最终同样恢复了平静,打算在耐心的等待和期盼中,走完相恋相思这段好事多磨的心理历程。他在汀洲上采来芳香的杜若,准备把它赠送给远来的湘夫人。
从情感的结构角度看,这首诗是以“召唤方式”呼应“期待视野”。《湘夫人》既然是迎神曲,必然是以召唤的方式祈求神灵降临。全诗以召唤湘夫人到来作为出发点,以期待的心理贯穿其中。诗的前半段主要写湘君思念湘夫人时那种望而不见、遇而无缘的期待心情。中间经历了忧伤、懊丧、追悔、恍惚等情感波动。这些都是因期待而落空所产生的情绪波动。诗的后半段是写湘君得知湘夫人应约即将到来的消息后,喜出望外,在有缘相见而又未相见的期待心情中忙碌着新婚前的准备事宜。诗的末尾,湘夫人才出现,召唤的目的达到,使前面一系列的期待性的描写与此呼应。实际上,后半段的描写不过是湘君的幻想境界。出现这种幻象境界,也是由于期待心切的缘故。整首诗对期待过程的描写,有开端,有矛盾,有发展,有高潮,有低潮,有平息。意识线路清晰可见。
这首诗还有着明暗对应的双层结构方式。主人公情感的表现,有明有暗,明暗结合。抒情对象既可实指,又有象征性。在描写实境时,主人公的情感是表层性的,意旨明朗,指事明确,语言明快,情感色泽清晰,高低起伏,强弱大小,都呈透明状态。如诗的后半段写筑室建堂、美饰洞房、装饰门面、迎接宾客的场面,就属于表层性的,即明写。从“筑室兮水中”至“疏石兮为芳”,是从外到里、由大到小;从“芷葺兮荷屋”至“建芳馨兮庑门”,又由里到外。线路清楚,事实明白,情感的宣泄是外露的,是直露胸臆的方式,淋漓酣畅,无拘无束,少含蓄,情感的流动与外在形式同步。
从深层结构看,这首诗又有着寓情于景的表情法。景物不是原来的样子,如“鸟何”、“罾何”、“麋何”、“蛟何”等句;或是带上感情色彩的景物,如秋风、秋水、秋叶的描写。情感的流动较蕴藉、含蓄、深沉,如海底暗流,不易发觉。因此需要通过表层意象加以领会。
这种双层结构,明暗对应,相辅相成,构成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这种结构的优点是:可以增大情感的容量,使情感的表现呈立体状。
另外,全诗所描写的对象和运用的语言,都是楚化了的,具有鲜明的楚国地方特色。诸如沅水、湘水、澧水、洞庭湖、白芷、白薠、薜荔、杜蘅、辛夷、桂、蕙、荷、麋、鸟、白玉等自然界的山水、动物、植物和矿物,更有那楚地的民情风俗、神话传说、特有的浪漫色彩、宗教气氛等,无不具有楚地的鲜明特色。诗中所构想的房屋建筑、陈设布置,极富特色,都是立足于楚地的天然环境、社会风尚和文化心理结构这个土壤上的,否则是不可能作此构想的。语言上也有楚化的特点。楚辞中使用了大量的方言俗语,《湘夫人》也不例外,如“搴”(动词)、“袂”、“褋”(名词)等。最突出的是“兮”字的大量运用——全诗每句都有一个“兮”字。这个语气词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啊”字。它的作用就在于调整音节,加大语意、语气的转折、跳跃,增强语言的表现力。《湘夫人》以方言为主,兼有五七言。句式变化灵活。这种“骚体”诗,是继《诗经》后新出现的自由诗,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是一次了不起的创新。
综上所述,《湘君》和《湘夫人》是由一次约会在时间上的误差而引出的两个悲剧,但合起来又是一幕两情相悦、忠贞不渝的喜剧。说它们是悲剧,是因为赴约的双方都错过了相会的时间,彼此都因相思不见而难以自拔,心灵和感情遭受了长时间痛苦的煎熬;说它们是喜剧,是由于男女双方的相恋真诚深挚,尽管稍有挫折,但都没有放弃追求和期盼,所以圆满结局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当他们在耐心平静的相互等待之后终于相见时,这场因先来后到而产生的误会和烦恼必然会在顷刻间烟消云散,迎接他们的将是湘君在幻觉中所感受的那种欢乐和幸福。
这两篇作品一写女子的爱慕,一写男子的相思,所取角度不同,所抒情意却同样缠绵悱恻;加之作品对民间情歌直白的抒情方式的吸取和对传统比兴手法的运用,更加强了它们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尽管这种热烈大胆、真诚执着的爱情被包裹在宗教仪式的外壳中,但它本身所具有强大的生命内核,却经久不息地释放出无限的能量,让历代的读者和作者都能从中不断获取不畏艰难、不息地追求理想和爱情的巨大动力。这可以从无数篇后代作品都深受其影响的历史中,得到最好的印证。
此诗是通过梅花来歌咏早春的,因为梅花在春天开得最早。首句写梅花之早。“南枝”,因为向阳,所以南枝上的梅花最早开放。“才放”,刚刚开放,也是说花开得早。“两三花”,只开了两三朵花,还是说花开得早。
次句写花香花色。“雪里”仍然说明花开之早,因为春天到来了,稍晚一点,就没有雪了。“吟香弄粉”是说诗人在雪中仔细吟诵与赏玩着梅花的香气以及花蕊、花瓣的形状与颜色,这四个字显然采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些”虽无实在意义,但是起了押韵的作用。
后两句写梅花开放的环境,它们显然化用了唐代诗人杜牧《泊秦淮》中的名句“烟笼寒水月笼沙”,创造出一种朦胧美,同时又将花、雪、烟、月、水、沙连成一片。诗人不仅欣赏梅花,也欣赏了梅花周围诗情画意的环境。换句话说,诗人在诗情画意的环境里欣赏梅花,自然会别有一番情趣。这两句在对仗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不仅三、四两句相互之间对得非常工整,而且各句又分别采用了句中对的形式,这就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
宋陶岳《五代史补》卷三说了个一字师的故事:“时郑谷在袁州,齐己因携所为诗往谒焉。有《早梅》诗曰:‘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笑谓曰:‘数枝非早也,不如一枝则佳。’齐己矍然,不觉兼三衣,叩地膜拜,自是士林以谷为齐己一字之师。”从强调“早”的角度来说,郑谷无疑是正确的,但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从欣赏梅花的角度看,“南枝才放两三枝”既强调了“早”,同时更有观赏价值,也比较符合实际情况,所以此诗也自有它的生命力。
此诗对朝廷权贵扼杀人才深表痛疾不平,对他们遭贬的悲惨境况深表同情,并表达了柳宗元与他们之间相互慰藉、坚贞不屈的知己友情。
首四句,为吴武陵这样横遭贬谪的人才而愤激不平。诗意是说,太平世道当然会轻视人才,把他们弃置在边荒的潇湘之边,正如敲石所击出的小小火花,在阳光普照之下毫无用处一样。这是柳宗元满腔愤怒而发出的控诉和辛辣讥讽。在权贵们看来,当时世道太平,阳光普照,根本用不着革新多事,有所作为,这是权贵打击摧残才士的无耻借口。他们竭力掩盖国事的矛盾、弊端和危机,仇视改革,排斥新秀,只知一味地谄谀奉承,沉湎享乐而不以为耻,其腐朽黑暗可想而知,根本没有太平盛世可言,当然也没有阳光普照。其实是权贵们害怕杰出人才参与朝政,有所作为,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和地位,所以对那些显露出才华而又不肯屈从的人才,横加指责和挑剔,一开始就进行无情的扼杀和摧残。这四句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反语讥讽,“理”实为乱,“阳光”实为黑暗。其次是隐喻,前二句与后二句构成比喻关系,但没有使用比喻词。
中间八句是对那些坚贞不屈而遭贬的人才的悲惨境况深表同情。诗人将他们比作一群“铩羽”的乌鸦,在寒冷的秋天中饱受风寒的迫害。它们无法逃避是因为乌鸦停集在枯干上,没有遮蔽和凭靠。这里,“穷秋”象征恶劣的时局,“风寒”比喻无情的迫害,而“枯干”比喻才士们没有坚固的政治基础。因为这种情况牵涉到柳宗元自己被迫害的原因,所以这儿只好隐晦一些,用象征手法来表现。可以参看柳宗元的《感遇二首》。同时,由于这些才士能坚持君子的品德,不为所屈,遭受的打击就更为无情,处境悲惨,忧愁日深。
最后四句,表达了柳宗元与这些遭贬才士饮酒赋诗,聊以自慰以及所结下的深厚知己之情。为了发泄悲愤,排遣苦闷,遭贬的才士只能以酒消愁,以诗抒怀。放声高歌,权贵们是不会听的,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欣赏理解。吴武陵北归之后,柳宗元感到少了一个知音,深表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