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杯兴逸，分咏得句。思戏马、长怀古。东篱候酒人何处。芳尊须送与。
传杯兴逸，分咏得句。思戏马、长怀古。东篱候酒人何处。芳尊须送与。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
诗题为“海上”，诗人即从秦始皇遣使入海求仙下笔。
“石桥东望海连天”描绘的是在石桥东望看到的是大海苍茫，海天一线的景色。开头二字便点出“石桥”。诗的首句并非单纯写景，而是景中有人——秦始皇。秦始皇站在石桥上东望大海，希望徐福能早日找到长生不老药返回。然而，展现在他眼前的，只有一望无际的大海，再不见其它。
“徐福空来不得仙”紧承上句，直写求仙的虚妄无稽。秦始皇劳民伤财到头一场空，徐福也未能寻到神山仙人，从此一去不复返。这一句看似平铺直述，实则讽刺意味加深。诗人说徐福不得仙而不直说始皇不得仙，就比较含蓄有味。妙的是不说“徐福空去”，而说“徐福空来”。徐福本来就是一个靠制造神仙妄说混日子的方士，他是为迎合始皇迷信长生才编造出海上有仙山的神话的。秦始皇竟然信以为真。所以说“空来”，就已包含了“空去”。对于徐福来说，入海求仙本来就是一个骗局，而始皇自始至终充当了一个受骗上当的角色。“空来”二字，把求仙的虚妄、始皇的愚昧可笑都暗示出来了。
“直遣麻姑与搔背，可能留命待桑田。”推进一层，以“直遣”对“可能”，将讥讽之意寓于其中，认为即使遇到仙人，也无法实现长生之想。“麻姑与搔背”，用蔡经遇麻姑的传说故事讽刺其徒劳而返。“可能留命待桑田”用反问口吻，更尖刻地讽刺求仙的虚妄，寓慨深长。
这首诗的构思和写法颇具特色。全文由两个典故组成。前一个是真实的历史故事，后一个是神话传说，二者本来并不关联。诗人却巧妙地将它们结合起来，先以实事证明求仙之虚妄；再以神话讽刺求仙的无益。前一个典故揭示神仙不可求，后一个典故翻进一层，说明即使遇见仙人也不能免于一死。层层递进，使这两个典故上下紧密勾连，讽刺的意蕴表达得很尖锐也很着实。
“巫峡千山暗，终南万里春。”首联渲染环境，三峡一带，两岸连山，山峦叠嶂，遮天蔽日，因此说“巫峡千山暗”，终南山代指长安，弟弟杜观在暮春时节不远万里从长安来蜀中。
颔联乃直书实事。诗人虽在病中，但因很快就要与观弟相见，精神振奋，病也觉得好多了。两句意为烽烟四起，战乱频繁，生死未卜，突得来书，才知杜观尚在人间。惊喜之情，不可言状。这是悲中见喜。“书到汝为人”，是说：收到来书才知你仍然是人，还没有变成鬼。这就把诗人平时对亲人的关切和接书后的惊喜都表达得淋漓尽致。
颈联是就书发挥。“儿童”，指诗人的儿子宗文、宗武。接到久别亲人的来信，这对全家都是一件大喜事。此时宗武才十四岁，对于十年未见的叔叔是一无所知的。孩子们好奇地想把叔叔的一切都问个明白，诗人也高兴地不厌其烦地一一解答。兄弟之间的骨肉深情，跃然纸上。“来经战伐新”，这既是信中的内容，也是诗人对孩子们说的话。《杜诗镜铨》引卢德水注云：“是年郭子仪讨周智光，命大将浑瑊、李怀光军渭上，所谓‘来经战伐新’也。”杜观是冒着性命危险，通过战区远道而来的。这两句在感情上又由欢快转入悲凉，是喜中有悲。
尾联设想兄弟见面之后的情景，表现了诗人渴盼观弟早日到来的急迫心情。这是诗人接读来书后产生的联想。诗人的老家在巩、洛，有别业在长安，他在飘泊生涯中一直怀念故乡和亲人。此诗再一次表示了“归秦”的愿望，但是，这一愿望只有等战乱结束，时局太平，方能实现。、款款而话者，慢慢地商量也。诗人实有身不由己、力不从心的苦衷。这里仍然是悲喜相兼。“泊船”与“巫峡”相呼应，“归秦”与“终南”相衔接，首尾紧密配合，堪称天衣无缝。
前一首侧重写读信时的情景，后一首则侧重谈读信后的感想。
“待尔嗔写鹊”是说诗人在等待中十分焦急，同时也感到奇怪：乌鹊不是已经预报了观弟即将到来的喜讯吗？但为什么兄弟还没有到呢？是不是乌鹊的信息不灵了？一个“嗔”字把诗人“喜其至而又恐其不即至”的焦急心情刻画得入木三分。兄弟十年隔绝，空羡鶺鸰之相亲。“抛书示鶺鸰”，是表示兄弟即将团聚，不再羡慕鶺鸰了。
三、四句各自与一、二句相应承。乌鹊尚在枝头，这是一喜；兄弟就像鶺鸰在原一样，都曾身处困境之中，这是一悲。诗人接读来书后悲喜交集的感情波澜久久不能平静。但他抒发感情并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通过乌鹊、鶺鸰这样的具体形象以及这些形象象征的含义委婉地表达出来的，这就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同时，这种隔句应承的表现手法也使行文有串珠双垂之美，笙箫合奏之妙。
“江阁嫌津柳”。诗人登上江边楼阁，希望快点看到观弟来船的帆影，但令人讨厌的是柳荫遮住了视线。春风杨柳，本是美好的形象，这时却成了讨人嫌的东西。进一步反衬出诗人渴盼兄弟团聚的焦急心情。清代论诗家仇兆鳌、王右仲把“嫌津柳”、“数驿亭”都解作杜甫的行为。实际上“风帆”，是杜观所乘之船；“数驿亭”，是杜观的行为。这两句，前一句是实写，后一句是悬揣。诗人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力，弟之盼兄，一定也像兄之盼弟。诗人觉得自己在这里嫌津柳之密，想来他也一定在来船上嫌驿亭之多也。这样就能把相互的感情表现得更加强烈，更加深沉。“应论十年事，愁绝始星星。”“愁绝”亦作“捻绝”，“星星”亦作“惶惺”。“愁绝”，指愁得要命；“星星”，指稀疏的白发。这两句是预想兄弟会面之后，详细叙谈十年来颠沛流离的苦楚，当年正是由于愁得要命，头发才开始白起来的。
这两首五言律诗，格律精绝，技艺娴熟，笔法臻于化境。“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正是指的这种境界。后人不仅尊之为“诗圣”，而且称之为“情圣”。这两首诗所抒发的感情之真挚，爱心之炽烈，是十分突出的。
该诗刻画了一个不持戒、不坐禅，却整天饮茶、做农活的僧人，体现出了诗人学禅不拘泥于形式，而在于领会禅意的思想。这个不持戒、不坐禅，整天想着喝浓茶、干农活的僧人形象说明了什么呢。
这个不持戒、不坐禅，整天想着喝浓茶、干农活的僧人形象说明了什么呢。还是让慧寂自己的事迹来说明吧。《五灯会元》卷九：“初谒耽源，已悟玄旨。……耽源谓师曰：‘国师当时传得六代祖师圆相，共九十七个，授与老僧。乃曰：“吾灭后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弥到来，大兴此教，次第传受，无令断绝。”吾今付汝，汝当奉持。’遂将其本过与师。师接得一览，便将火烧却。耽源一日问：‘前来诸相，甚宜秘惜。’师曰：‘当时看了便烧却也。’源曰：‘吾此法门无人能会，唯先师及诸祖师、诸大圣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师曰：‘慧寂一览，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执本也。’”耽源把祖师的画像交给慧寂收藏，意味着希望他能接过衣钵，承传法统。但慧寂却将画像烧掉了，因为他认为，要承传法统，重要的是得其意，而非得其像。他所要体认的是祖师的自性，这自性，无生无灭，永远存在，而像上所画，既然能够变灭，显然就是虚幻的，非本质的。如此而来，将其烧掉，正表明他强调的是心印，而非形迹。后来临济义玄“到达磨塔头，塔主问：‘先礼佛，先礼祖？’师曰：‘祖、佛俱不礼。’主曰：‘祖、佛与长老有甚冤家？’师拂袖便出。”（《五灯会元》卷十一）这种无凡无圣，向内求佛，打破偶像的精神，与慧寂正是相通的。另外，以喝浓茶、扛镢头代替了持戒、坐禅，也反映了作者对“平常心”的追求。这蕴含其中的多义性，无疑使得全篇语意丰厚，思理深微。
饮茶往往是僧人生活情趣的一个重要方面。《敦煌变文集》卷三载唐人《茶酒论》说：“明（名）僧大德，幽隐禅林，饮之语话，能去昏沉。”《五灯会元》卷九载：“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慧寂说自己是“酽茶三两碗”，显然也能见出这种“和尚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