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一开篇,着笔高远,“鹤鸣楚山静,露白秋江晓”,秋晨清露白鹤,一连 串明静、清丽而活泼的意象,给山描绘了一幅雄阔的背景图,寄寓诗人“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始得西山宴游记》)的浩然之气。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诗人以平淡的笔墨,叙述了登山的历程:“连袂度危桥,萦回出林杪。”愚溪上有木桥相连,桥之“危”,路之“萦回”,道出了诗人心怀恐惧、仕途艰危的复杂感情,与上联形成极大的反差,正表现诗人执着追求而重受挫折、处境艰危的困苦心境。临山,诗人先以九嶷与洞庭对举,重彩描绘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九疑在永州南宁远境内,是舜帝归魂之所。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史记·五帝本纪第一》);洞庭在湘北,是楚怀王放逐屈原的地方。屈原在《湘夫人》中写道:湘君迎候湘夫人,秋水伊人,望眼欲穿,看到的却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绪茫茫,忧从中来。诗人描写一高一小、一明一暗的两组意象,让人联想,意味无穷。登山辽望宇宙间,心中的意念早已超出宇宙万物,“目击道存”,天地之间,惟此而高。“迥穷两仪际,高出万象表”,也可看成自况语,表现了诗人遗世独立,睥视一切的情怀。诗中意与象、情与景、神与形相互交融,把抽象的理念化作具体的物象,物化的背后却是焦渴的期盼。诗人这种理念,这种期盼,寄希望于北去的潇湘水带到遥远的长安,也希望遥迢的风能给被谪贬的人带来好消息。遭贬谪七年了,无所事事,纷扰平庸的生活使诗人内心十分痛苦,日子过得胆颤心惊。诗人把自己比作满肚子苦水的奴隶,面对愚昧,害怕再受困扰,再次扑倒;面对“亲爱”者的疏远,期盼愈觉渺茫。在执着追求与重遭挫折这对矛盾中,诗人无可奈何,只好到现实中求解脱:“偶兹循山水,得以观鱼鸟。”诗人这种祈祷解脱,正反衬出诗人受羁绊不得自由的内心巨痛。
这是赠给崔策的诗,崔策字子符,柳宗元姐夫崔简的弟弟,属中表亲,当时就学于诗人。柳写有《送崔子符罢举诗序》,说他“少读经书,为文辞,本于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别时,刚以知柔,进于有司,六选而不获。”亲戚加师生的双重关系,心中的真实得以应时而发。诗中以“鹤鸣”暗喻、“连袂”点题,点明这种关系和崔策对诗人的敬重,结篇以一“幸”字收束,以表诗人的感激之情。除此之外,通篇未涉及崔策,而是言事抒情明志。刘熙载在《艺概》里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余谓《楚辞·九歌》最得此诀。”诗人自得其屈原的真传,借“九疑”、“洞庭”,让人联想到舜帝之圣明,湘夫人“倚靡以伤情”,寄寓君臣际遇、人生离合之痛,寄托自己的不幸。诗人还创设了一连串精妙意象:“两仪”暗喻崇高的理念,“驰景”、“寒篠”、奴隶、鱼鸟,无不寄托或愿望、或担心、或痛苦的情怀。诗人又精于炼字。 “危桥”并非实景,乃是心境,是恐惧的写照。“萦回”既是写实,也象征仕途艰难。还有诗中的“泛”、“递”,热盼之情溢于言表;“循”、“观”二字,无奈中的潇洒,痛人心脾。前人论诗“用字”是“撑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车之有轴”(罗大经《鹤林玉露》),诗人最得其妙。
纵观全诗,离骚风韵,字字心血,却又真的做到了“岭渠直道当时事,不着心源傍古人”(《随园诗话卷三》)。
作者热情地赞颂了那一时代,他把芳菲的春景、闲适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状况联系起来写,表达了内心极度的欢愉,毫无粉饰太平之嫌,写得真实、健康、开朗。
“头上花枝照酒卮,酒卮中有好花枝。”插花者即是年过花甲的作者自己。这就有一种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感觉:头插花枝,饮酒为欢,花照美酒,美酒映花,鲜花与美酒,充溢于诗人的心扉。一开篇,便活灵活现地表现出了诗人那种悠然自得、圆融自乐的神态。
诗人陶醉的原因,颔颈两联以醉歌的形式作了回答。诗人一生度过了六十年的太平岁月,亲眼见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的盛世,再加以筋体康健,时节芳菲,老人的心遂完全被幸福涨大了。他笑眯着醉眼,看面前的酒杯。只见杯中映着花影,红光溜转,面对这花,这酒,这位处在盛世中的高龄而又健康的老人,他的一生乐事都如同被召唤到了眼前,所以痛饮到大醉方归。
该篇与崇尚典雅的传统五、七言律诗相比,风格完全不同。它有白居易的通俗,而其实和白诗并非一路。白诗在平易中一般仍包含着高雅的意境,邵雍这类诗则表现了一种世俗的情怀。它纯用口语,顺口妥溜,吸收了民歌俚曲的因素,又略带打油诗的意味,具有一种幽默感和趣味性。
诗格虽不甚高,但充溢着浓烈的太平和乐气氛。这种气氛的形成,固然由于内容是歌唱时康人寿,但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老人白发上插着红花,乐陶陶地对着酒杯,这一形象一开始就给诗带来一种气氛;语言节奏的流走顺畅,“花”、“酒”等字的反复回环出现,也显得和乐遂意;颈联“况复”、“那堪”等词语的运用,末联“争忍……不”的反诘句式,又都能把气氛步步向前推进,有那种“击壤而歌”的意味。对于这类诗,虽然不可能望有盛唐诗人作品的宏伟气象,但尚能近于“安闲弘阔”(《颐山诗话》评邵雍诗)。从中表现出北宋开国后“百年无事”的升平景象,以及一些人在小康中安度一生的那种心满意足的精神状态。
这是一首述怀诗,展示了诗人矛盾的内心世界,笔墨洒脱而感慨深沉。
诗人自大和二年(828)十月来到江西,后转宣城。以后,辗转漂泊于扬州、洛阳、宣城各地。首尾共历经十一年。此诗首联即以“潇洒江湖十过秋,酒杯无日不迟留”概括了这一段生活。”潇洒江湖”,无拘无束,风韵飘逸;终日为醉乡之客,则于放浪形骸中见愁闷之情。行止风流,内心愁苦,正是诗人的真实写照。
颔联承首联之意,再次点染。“谢公城畔溪惊梦”,接“酒杯”句。每日无事,携酒行游于宣城郊野,观山望水,自得其乐;自斟自饮,不觉醉倒溪边。此句中“惊梦”一词很妙,写出了诗人大醉初醒,不知身在何处的情态。而梦中之惊,耐人寻味:或许,他在醉梦中与亲故旧友重逢,一觉醒来却独枕溪流。或许,在梦境中他仗剑行侠,英雄豪迈,醒来却发现自身依旧是落魄江湖的一介书生。溪畔惊梦,情境皆佳。“苏小门前柳拂头”,写诗人“潇洒江湖”的另一面。妓馆歌楼多涉秾艳轻绮之笔,而诗人仅仅用“门前柳拂头”暗示出流连花柳之意,处理得很含蓄,不伤全诗清朗之调。
颈联转为感慨生平,反映出诗人虽然过着诗酒风流的生活,但并不甘心终老于此。“千里云山何处好”表面上是寻访山川之胜,其实正是这声对苍茫云山发出的喝问,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诗人咤叱风云、指点江山的襟怀抱负。紧接着,诗人又转过来对着茫茫人世发问:“几人襟韵一生休?”世上有几人能有如此襟韵,难道我的一生就这样罢了不成,把诗人不得不浪迹江湖的愤慨、不甘于虚度此生的愿望倾吐一尽。这两问,问得豪迈,问得沉痛,问得有气魄,如高天惊雷,滚滚而下,一扫方才悠然低回之韵。
尾联收合全诗,点明“赴官上京”之意。面对现实中平庸无聊的官吏生活,诗人萌出“尘冠挂却”的念头。他把辞宫归去说得很平常,“闲事”而已;事实上,这件“闲事”也难以做到,“终把蹉跎访旧游”,诗人不得不赴京上任,再次把光阴虚掷——回虚前联。此联言辞之间,流露出归隐与人世的内心矛盾。
这首诗起、承、转、合,层次分明,把这位落魄诗人的胸襟间事渐次说尽。其中既有风流倜傥之韵,又有豪宕雄浑之气。
这首词是作者为凭吊吴相国伍子胥之作,要理解这首词,先得了解一点史料,《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伍子胥传》:
太宰嚭……与逢同共谋,谗之王。王始不从,乃使子胥于齐,闻其托子于鲍氏,王乃大怒,日:“伍员果欺寡人!”役反,使人赐子胥属镂剑以自杀。子胥大笑日:“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吴国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谗诛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独立!”报使者日:“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人也!”乃自刭死。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日:“胥山”。
伍子胥忠于吴国,到头来却被谗自刎,且被吴王夫差以牛皮袋子装了尸体扔到江里去。作者对伍员的忠心表示崇敬,对其遭遇表示同情,作者正以这种感情写此词,故读来不觉引起共鸣。
首句“长忆”两字,是潘阆十首《忆余杭》的共同开端,可称之为“定式”。首两句是说想起吴山上的伍子胥庙,其中“森森”两字含意很深。“森森”形容树木的茂盛。在古木参天的丛林中建立吴相庙,显示了伍子胥的高大形象,也表明了祠庙并不荒凉,因为千古以来,吴地人民一直对这位忠臣敬仰不已,故使庙中香火不绝。第三、四句揭露了吴王夫差的残暴,他把伍子胥的尸体扔到江中,使得江水也表示愤慨而激起汹涌的怒涛,即使经历了千百年,至今仍然保持着对夫差无比的憎恨。这两句用了“移情”的创作手法,把吴地人民的感情移给江水,让江水替他们表达,这样,词意就显得含蓄委婉,如果直接说“吴人愤慨如怒涛”,就真味同嚼蜡了。
下片第一二句是与上片的“忆”字相呼应。作者回忆起当年来吴山凭吊时的情景。在暮色苍茫之际,云雾笼罩着殿宇,聚在树上的乌鸦噪叫着,其气氛是悲凉的,也好像乌鸦在为吴相国鸣不平,云雾亦为之而悲伤。其实乌鸦与阴云,都是没有理智之物,这种“鸣不平”、“悲伤”皆由人的感情在支配,则此二句并非单纯的写景,而是寓情于景。结合第三句看,作者认为寒鸦和阴云能经常在祠庙周围“聚”“笼”,尚且知道安慰伍子胥的忠魂——这正是下句“灵”字的伏笔,而自己则自从凭吊过后再也没有重来拜谒,心里感到内疚(有负),这种在崇敬中带有一点抱歉的心情,在末句中予以畅快地宣泄,他说:“只有在这离相国遥远的地方,敬上满满的一杯酒”(遥奠酒盈卮),以表达式景仰之心。
潘阆的一生是不大得意的,他虽然承蒙宋太宗的恩赐,赏了一个“进士及第”,但不久就被追还了。后来又犯了违法之事逃亡到中条山,结果仍被逮捕坐牢,最后虽被赦免,也只当了滁州参军的小官。这些坎坷的遭遇,他的内心自然会感到压抑和苦闷,产生逃世的思想。潘阆十首《忆余杭》,有好几首是所谓“语带烟霞”,正是他内心痛苦的反映。潘阆也有很强的事业心,也想轰轰烈烈地干一番,无奈不幸的遭遇,不公平的待遇,摧毁了他的雄心壮志。这种思想意识,反映在此词中。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磊,原是诗人、词人的惯技,此词是借凭吊伍子胥的酒杯,来发泄自己的不平,那么,此词之吊伍子胥是虚,吊自己是实。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发端二句飘然而至,虽明白如话,但决非一览无味,须细加玩味。词人连用梨花、杏花比拟,可知所咏之物为花。道是梨花——却不是,道是杏花——也不是,则此花乍一看去,极易被误认为梨花,又极易被误认为杏花。仔细一看,却并非梨花,也并非杏花。因此可知此花之色,有如梨花之白,又有如杏花之红。
“白白与红红”紧承发端二句,点明此花之为红、白二色。连下两组状色的叠字,极简炼、极传神地写出繁花似锦、二色并妍的风采,也暗指它风韵别具一格,既有梨花之白,又有杏花之红,白中带红,如佳人冰雪肌肤微露红晕,有娇羞之态。 “白白”、“红红”两组叠字,简练、传神,使人如亲眼目睹红粉交错、繁花满枝的娇妍景致。
“别是东风情味”上句才略从正面点明花色,此句词笔却又轻灵地宕开,不再从正面著笔,而从唱叹之音赞美此花之风韵独具一格,超拔于春天众芳之上。实在少此一笔不得。可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花呢?
“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结笔仍是空际著笔,不过,虽未直接点出花名,却已作了不管之答。“曾记。曾记”,二语甚妙,不但引起读者的注意,呼唤起读者的记忆,且暗将词境推远。“人在武陵微醉”,武陵二字,暗示出此花之名。陶渊明《桃花源记》云:武陵渔人曾“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终于来到世外桃源。原来,此花属桃源之花,花名就是桃花。句中“醉”之一字,写出此花之为人所迷恋的感受。词境以桃花源结穴,馀味颇为深长。它可能意味着女词人的身份(宋词习以桃溪、桃源指妓女居处),也可能有取于桃花源凌越世俗之意。
此词所咏为红白桃花,这是桃花的一种,“桃品甚多……其花有红、紫、白、千叶、二色之殊。”(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红白桃花,就是同树花分二色的桃花。北宋邵雍有《二色桃》诗:“施朱施粉色俱好,倾城倾国艳不同。疑是蕊宫双姊妹,一时携手嫁东风。”诗虽不及严蕊此词含蕴,但可借作为此词的一个极好注脚。
此词绝不同于一般滞于物象的咏物词,它纯然从空际著笔,空灵荡漾,不即不离,写出红白桃花之高标逸韵,境界愈推愈高远,令人玩味无极而神为之一旺。就艺术而言,可以说是词中之逸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