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同柳宗元的《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颇有相似之处:都是篇幅短小的七言绝句,作者都是迁谪失意的人,写的同样是以山作为描写的背景。然而,它们所反映的诗人的心情却不同,表现手法及其意境、风格也是迥然各别的。
作为身系安危的重臣元老李德裕,即使处于炎海穷边之地,他那眷怀故国之情,仍然锲而不舍。他登临北睇,主要不是为了怀念乡土,而是出于政治的向往与感伤。“独上高楼望帝京”,诗一开头,这种心情便昭然若揭;因而全诗所抒之情,和柳诗之“望故乡”是有所区别的。“鸟飞犹是半年程”,极言去京遥远。这种艺术上的夸张,其中含有浓厚的抒情因素。这里,深深透露了依恋君国之情,和屈原在《哀郢》里说的“哀故都之日远”,同一用意。
再说,虽然同在迁谪之中,李德裕的处境和柳宗元也是不相同的。柳宗元之在柳州,毕竟还是一个地区的行政长官,只不过因为他曾经是王叔文的党羽,弃置边陲,不加重用而已。他思归不得,但北归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否则他就不会乞援于“京华亲故”了。而李德裕之在崖州,则是白敏中、令狐绹等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采取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在残酷无情的派系斗争中,他是失败一方的首领。那时,他已落入政敌所布置的弥天罗网之中。历史的经验,现实的遭遇,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必然会贬死在这南荒之地,断无生还之理。沉重的阴影压在他的心头,于是在登临看山时,着眼点便在于山的重叠阻深。“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这“百匝千遭”的绕郡群山,正成为四面环伺、重重包围的敌对势力的象征。人到极端困难、极端危险的时刻,由于一切希望已经断绝,对可能发生的任何不幸,思想上都有了准备,心情往往反而会平静下来。不诅咒这可恶的穷山僻岭,不说人被山所阻隔,却说“山欲留人”,正是“事到艰难意转平”的变态心理的反映。
诗中只说“望帝京”,只说这“望帝京”的“高楼”远在群山环绕的天涯海角,通篇到底,并没有抒写政治的愤慨,迁谪的哀愁,语气是优游不迫,舒缓而宁静的。然而正是在这优游不迫、舒缓宁静的语气之中,包孕着无限的忧郁与感伤。它的情调是深沉而悲凉的。
这是曾巩撰写给同年好友苏轼推荐的两位青年 (黎生和安生) 的赠序。作者针对黎生提出的写作古文遭到时人非议讥笑一事,表明自己的见解,委婉地告诫黎、安二生不要因怕他人嘲笑就迎合世俗,放弃自己的原则,热情鼓励他们要有勇气走自己的路。
全文一共共分三段。首段叙述黎、安的来历。黎、安二生都为蜀人, 但并不曾与曾巩相识。作者曲尽笔意先写好友苏轼来信引荐之故,“赵郡苏轼,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 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曾巩和苏轼都是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 又都是文坛上两颗相映生辉的星座, 苏君的推荐是曾巩留意黎生、安生二人的重要原因, 并非无故牵扯。不久,黎、安二生就各持其文来见曾巩, 于是作者读黎生“数十万言”, 安生“数千言”的文章, 感到二人文章实在是“闳壮隽伟, 善反复驰骋, 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 若不可极者也”, 给予了很高评价。且由文及人, 想到黎、安二生确是“魁奇特起之士”,而苏轼也如伯乐识马, 善荐才子, 令作者感喟。
第二段继由黎生之口,提出了迂滞疏阔——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问题。但作者题目云赠“二生”, 文中却单提参军黎生求赠言, 因“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 将行, 请予言以为赠”, 作者便说既然已经心契相知, 就不需要写序言表达出来。 于是从黎生的答话中牵引出安生, 实际上这是补救之笔,关键是道出了文章的主旨“迂阔”。“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 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 盖将解惑于里人。”至此, 将赠言之故委婉表达,而作者闻言之后, 感触颇深, 因其笑迂阔一语, 即从“迂”字生情, 将己扯入,而“世之迂阔, 孰有甚于予乎?”作者将自己的迂阔概括为知信古而不知合世, 知志道而不知同俗, 说似自嘲, 实则自况, 是对自己人生态度的肯定。作者因博学知古而兴趣高远, 显出与世不同的特性来;因矢志于圣人学者之道而超尘拔俗, 因此难免招致世俗的毁誉, 而作者仍独善其身, 径直前行,“困于今而不知”,“迂阔”之大, 无人堪当比拟。而作者以己“迂”之大, 更进一步、更高一层论述“迂”的含义, 令人心领神会, 议论极为得体。作者以自己虽长期受世人嘲笑, 也绝不苟合世俗, 以至于“困于今而不自知”的坚定态度和忘我精神为例, 心平气和地劝勉对方, 分析利弊,处处为“二生”细心着想, 毫无师长训示晚辈的架子, 反而使人从他为自许自叹中受到教益和鼓舞。因此, 他说“二生”的“迂”和作者的“迂阔”相比,其“迂”甚小,如果“使生持吾言”回故里,那么,“庸讵止于笑乎?”这种慨叹,实际上是以反问的语气鼓励“二生”坚持自己的道路,不必顾虑世俗之人的非难嘲笑。
感慨之后,第三段一开始便照应前文,从正面写赠言之意,仍以“迂”字为中心,极抒笔墨,大肆渲染,“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右;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文中反复突出了二者的矛盾:如果说作者的迂是好的,而黎、安二生担心的正是这个,如果说它是不好的,那么就能迎合世俗而违背古之天理,流于庸俗而悖于圣人之道,其实作者一直在肯定自己“迂阔”的人生态度,也在晓喻黎安二生坚定自己的信念,不为世俗的毁誉困扰,方能有所成就的所谓主人之道。“解里人之惑”和“知古”“志道”是两种不可调合的人生态度,这只能凭一个人的志向去取舍、追求,作者不能越俎代庖,因此作者在阐明二者的高远浅近后,留给黎安二生“择而取之”,同时也以“并示苏君”照应了开头部分提及的由苏轼介绍和作者给黎安二生写赠序的缘起,首尾相应,环环相扣,可谓构思缜密。
本文在写法上的突出特点是递进法,即一层接一层,一层高于一层,层层递进,顺序论述,《古文观止》按云:“文之近俗者,必非文也。故里人皆笑,则其文必佳。子固借迂阔二字,曲曲引二生入道。读之觉文章生气,去圣贤名教不远”。本文通篇以“里人笑为迂阔”一语步步引发,从作文上引到立身行己上去,命题落落大方而论事又细致入微。文章读来似嘲似解,总是自信十足,而以迂阔与不迂阔听人自择,厉中带婉,意尽其意,文尽其妙。通观全篇,“无法不备、无处不切”(《古文笔记注》),文章短小精悍,而内容丰厚,古今并举,涵含颇深。特别是其中论志道知古之说,对读者选择人生的道路仍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此文风格虽逊于韩愈、苏轼之文的奇变恣肆,但也自成一格,醇稳质实,广为人们诵读。可见,曾巩名列八家确有其独特高妙之处,南宋理学家朱熹就非常喜欢曾巩的文章。曾巩的文章纡徐百折,转入幽深,能曲尽笔意,从这篇文章就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