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0年(宋高宗绍兴十年),胡世将任川陕宣抚副使,与吴积极抗金,刘琦、岳飞、韩世忠等也在中原重击金兵,抗金形势大好。但不久,朝廷任用秦桧,力主和议,罢斥一批抗战人士,把淮河至大散关以北土地拱手让给敌人,本词作于同年秋季。作者痛感朝廷失计、和议误国,满腔愤懑,发之于词。上片以眼看神州沦丧哪有范仲淹、韩琦式的英雄人物来保卫河山起句,极度愤慨溢于言词。“北望”二句,北望长安不见,意为中原已沦丧,连函谷关以西的大物土地也失陷了,语含讥讽,情极沉痛。“晨嘶”二句,写自己清晨骑马出营,傍晚伴着胡笳宿营,因为订了和议,结果任凭岁月流逝,闲白了头发,却不见抗战杀敌。“三秦”二句,宕开一笔,回顾历史。收复陕西,在历史上有过,那是汉初三杰的故事。言下之意,今天仍可以收复失地,关键在于实行抗战政策和任用贤才。
下片紧承上片写不能收复失地的原因。“试看”二句,关中形势险要可以坚守,但朝廷在千里之外,又力主和议,不肯发兵。这里,他把矛头直接对准秦桧一帮卖国贼,进行谴责。愤怒地揭发了投降派的罪行。“阃外”二句,回顾1130年(高宗建炎四年)张浚合五路兵马与金兀术战于富平(甘肃灵武),诸军皆败之事,但今天人们忘记耻辱,又谈和议。“拜将”三句,“台”,“阁杳”,写这几处历史文物被破坏和被遗忘,表现了当时人们不重人才和糟蹋人才。能守而不守,忘记耻辱,糟蹋人才而侈谈和议,这些现实都促使充满爱国激情的作者激愤难当,但又无可奈何,他只有仰天长叹。最后以“阑干拍遍,独对中天明月”作结。全词充满政治色彩,论事透彻,用典恰当;感情饱满,激昂慷慨;风格沉郁悲壮,洒脱豪放。
此词为感时而发所作,斥责和议之非,期待有抱负才能的报国之士实现恢复中原的大业。固它用东坡赤壁怀古韵,故此词亦可称“兴元怀古”。全词忧怀国事,着眼大局,感情饱满,激昂慷慨;风格沉郁悲壮,洒脱豪放。
不过东坡赤壁词主要追思怀念周瑜,此词则追怀与当地有关的好几个历史人物。
(一)“三秦往事,只数汉家三杰。”项羽入关后分秦地为三,后因称关中为三秦。汉家三杰,就是辅助刘邦夺取天下的张良、萧何与韩信。刘邦于秦亡后被项羽封为汉王,定都南郑。后来他听从萧何建议,南郑为韩信筑坛拜将。刘邦后来出关向东讨伐项羽,并最终取胜,主要就是依靠了张良、萧何、韩信。
(二)“拜将台欹,怀贤阁杳。”怀贤阁是纪念三国时北伐至此的诸葛亮。这是因为诸葛亮几度北伐,即驻兵汉中以出斜谷,而且死后葬于汉中的定军山。陆游《感旧》诗记南郑两个胜迹,就是拜将坛与武侯庙。“惨淡遗坛侧,萧条古庙壖。”自注:“拜韩信坛至今犹存。沔阳有蜀后主所立武侯庙。”怀贤阁建于斜谷口,北宋时犹存。《苏轼诗集》卷四有诗题曰:“是日至下马碛,憩于北山僧舍,有阁曰怀贤,南直斜谷,西临五丈原,诸葛孔明所从出师也。”
(三)“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一范一韩,指的是北宋时驻守西北边境的范仲淹与韩琦。仁宗康定元年,范仲淹与韩琦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为抵御西夏、巩固西北边防起了重要作用。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范)仲淹与韩琦协谋,必欲收复灵夏横山之地,边上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这些历史人物,有的成就大业,有的北伐中原,有的威震边陲。“神州沉陆”、北宋沦亡之后,面对“北望长安应不见,抛却关西物壁”的山河残破的形势,不能不令人临风怀想古来于此为国立功的上述先贤。这时作为边帅初到兴元的胡世将怀古感时,以表达他希钦和追慕的先贤感情。但首句“神州沉陆”之后,紧接着“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这么写实是深慨当代没有这样的人物。紧接着下面说“汉家三杰”已成“往事”,拜将台与怀贤阁则一“欹”一“杳”,都是暗寓“时无英雄”之慨。
当时张浚是个名望很高的主战派领袖,主张“中兴当自关、陕始”,自请宣抚川陕。可惜他志大才疏,对金兵作战常失利。建炎四年九月,他所指挥的五路之兵四十万人与金兵交战合溃败于富平(今属陕西),至追此关、陕丧失不可复。胡世将上痛和议之非,近伤富平之败,和则非计,战则非能,抚今怀古之余,内心更加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既愤且忧,自然“赢得头如雪”了。以功业论,无疑胡世将还算不上什么“中兴名臣”。但此词忧怀国事,着眼大局,不失塞外边将的气度。“塞马晨嘶,胡笳夕引”两句,也很好体现了西北战场特有的边塞气氛。篇末写怒发上指,阑干拍遍,情怀激愤,这么写显示内心忧愤既巨且深,再也无法平复了。
这首诗反映了诗人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进取精神。诗的第一句,诗人用“千寻”这一夸张的词语,借写峰上古塔之高,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诗的第二句,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胸怀改革大志、对前途充满信心,成为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使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贤的忧虑,而诗人却加上“不畏”二字。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
后两句是全诗的精华,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为眼前的利益,应该放眼大局和长远。在写作手法上,起句写飞来峰的地势,有写峰上有千寻之塔,足见其高。此句极写登临之高险。承句写目极之辽远。承句用典,《玄中记》云:“桃都山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以此验之,则“闻说鸡鸣见日升”七字,不仅言其目极万里,亦且言其声闻遐迩,颇具气势。虽是铺垫之笔,亦不可等闲视之,实景语中的高唱。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本是“先日出,后天鸡鸣”,但王安石不说“闻说日升听鸡鸣”,而说“闻说鸡鸣见日升”,则是“先鸡鸣,后日升”。诗人用事,常有点化,此固不能以强求平仄,或用事失误目之,恐意有另指。
第三句“不畏”二字作峻语,气势夺人。”浮云遮望眼”,用典。据吴小如教授考证,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王句即用此意。他还有一首《读史有感》的七律,颔联云:“当时黯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欲成就大事业,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末俗乱真”,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败于此。诗人良苦用心,于此诗已见端倪。第四句用“身在最高层”拔高诗境,有高瞻远瞩的气概。作者点睛之笔,正在结语。若就情境说,语序应是“因为身在最高层,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却倒过来,先说果,后说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说明诗眼的转换。这虽是作诗的常法,亦见出作者构思的精深。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与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脉相承,表现技法极为相似。王安石是就肯定方面而言,比喻“掌握了正确的观点的方法,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不会被事物的假象迷惑。”而苏轼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比喻“人们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为没有全面、客观、正确地观察事物,认识事物。”两者都极具哲理性,常被用作座右铭。
用诗歌阐述政治、学术见解,议论时事,评说历史,这是宋诗中较为普遍的现象。该诗在描写景物中,含有深刻的理趣。诗人没有记叙登山的过程,也没有细写山中之景,而是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山上“千寻塔”的最高层,抒写心中的感受。全诗四句二十八字,包含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寓抽象义理于具体事物之中,作者的政治思想抱负和对前途充满信心的神情状态,都得到了充分反映。这首诗阐发哲理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哲理是从具体的情境中自然提炼出来的;其二,哲理是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加以表达的。简言之,即“哲理的诗化,诗化的哲理”。我们今天来读这首登高望远的七言绝句,仍觉意蕴深沉,豪气满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