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词是一首送别之作。题目中的鲍浩然是作者的朋友，浙东是友人要去的地方。这首词分为两片，上片写友人回浙东去的山水行程，下片抒发作者对回归江南的友人的深情祝愿。

　　上片“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两句，暗含送别，以人的眼睛来比拟山水，把山水写的有情有义。水是眼波，也就是说眼中的泪水如波，横在眼里而没有流出，说明作者为将行的朋友着想，在尽力克制自己的情感，即使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也不使之滴落而增加友人的伤感。山是眉峰，而此刻眉峰郁结着不少离愁别恨。一个“聚”字，用的十分有力，将作者心中的离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两句实际上是写作者对友人归途的远眺，作者的视线与友人归途的山水相连，目送着将要远行的友人。通过形象的比拟，传达出自己惜别的深情。

　　“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用问句拉出友人的行迹。在开头的两句，作者把山水合写，写出了友人归路如同郁结离愁的眉峰一般连绵起伏。由于归路的山重水复，友人便走进了作者的眉峰之中，也就是作者的视线里。这两句写诗人目送友人，友人走在作者深情送别的目光中，越走越远，身影越来越模糊，直至消逝。一路山水承载深厚的人情味，默默地替作者送走那远去的朋友。朋友在作者的眼中走远了，然而友情却深深存封于作者的心中。正是这深厚的情谊让作者安排山水来送自己的朋友。从而上片便形成一种物我为一、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形象地表达了作者对远去朋友的无限眷恋，和对朋友归途艰辛生活的深切挂念。

　　下片“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正面写“送”，点出了别友人的时间：暮春。为“又送君归去”铺垫。作者有心惜春，然而留不住春天，春天最终不顾作者归至江南。这对作者来说，不能伴春而去的江南又正是春天回归的地方。这两句写得相当愁苦，一个“才”一个“又”，层层递进，作者的情感越来越深。

　　“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这是作者在友人临行之际，从心底发出的深情祝愿。但愿友人追随春天的步伐回到江南，和春天同在。“千万”二字道尽了作者殷殷叮嘱之意。美好而真挚的祝愿，将作者那深沉的惜春之情、惜别之情尽在不言之中给读者一种含蓄的感觉。

　　上片含蓄地表达了词人与友人的惜别深情；下片则直抒胸臆，兼写离愁别绪和对友人的深情祝愿。词人用出人意料的想象把送春和送人联系在一起，用两个“送”字递进，深刻描写词人的离愁幽情。“才始送春归”写出才刚送别春天，心中还满怀着伤春之愁；“又送君归去”则再添了别恨，离愁更深。“若到江南”二句再发奇想，词人将心中沉痛之情暂时搁置，对友人送出美好祝福，叮嘱友人如能赶上江南春光，务必与春光同住。既饱含惜春之情，又寓之祝福之意。这个“春”既是反映鲜花如锦的春天季节，也喻指他与心上人生活在一起。这两句，一反送别词中惯常的悲悲切切，写得情意绵绵而又富有灵性。

　　有两点突出的成就值得注意：一是构思别致。词人把送春与送别交织在一起来写，充分表现出对友人的深情和对春天的留恋；二是比喻新颖。词人以眼波和眉峰来比喻浙东的山山水水，仿佛这位美人正期待着他的到来，贴切、自然，富有真情实感。这首词，轻松活泼，比喻巧妙，耐人寻味，几句俏皮话，新而不俗，雅而不谑。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弊地，封天下弊谋臣；以事秦弊心，礼天下弊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弊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弊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弊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弊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弊中，付弊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弊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弊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弊地。子孙视弊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文章史实论据典型、充分，分析、对比、比喻等论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句式多变，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虽是史论，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论证六国灭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历史教训，讽谏北宋王朝放弃妥协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弊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这是一首诗、画、音完美结合的五言律诗。其特色有三：其一，构思精巧，移步换形；其二，首尾呼应，承转分明，篇法圆紧；其三，四联八句全合律，颔联颈联对仗工整而又毫无斧凿之痕。李白近体诗每有不合律处。这首青年时代写的五律又是一个证据，证明李白非不谙声律，而是不屑自缚于声律。

　　“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从大处落笔，起势不凡。“峭”壮群峰之势，“碧”绘其色，补以“摩天”二字，壮观的景象全出。这是些雍尊师隐居所在。下句“逍遥”二字赞美雍尊师超尘拔俗的人生态度；“不记年”则为补足“逍遥”之意，远离尘嚣，连岁月的流逝都不屑去计算了。上句写景，下句写人，写景也为写人，人景浑然一体，显得崇高、挺拔、永恒。

　　“拨云寻古道，倚石听流泉”紧扣诗题，着意写“寻”。“拨”与“寻”二字绝妙，生动地再现了寻者攀登的举止和情态。诗人穿过雾隐云横的丹岩翠壁奋力攀登之后，斜靠在长藤古树之上，一览众山景色，倾听流泉欢歌。上句从视觉着笔，写行寻的艰难和乐趣；下句则从听觉落墨，流泉叮咚，沁心悦耳。

　　“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以五彩交辉的浓笔，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地描绘了雍尊师居所优美、静谧、仙境般的环境。用青牛、白鹤来点缀隐居处，又用花和松做烘托，“卧”与“眠”清幽、安谧、静美的境界活脱而出。

　　“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以素冷的色调，泼墨挥洒出一幅清幽隽永的画面。上句“语来”二字，省去了诗人与雍尊师的高谈阔论的细节，但可以想象他们感情之融洽，谈吐之投机。开怀畅饮，不觉已是黄昏，只好分手。诗人独自从寒烟笼罩的摩天碧峰上走下来。“下”字不仅与首句呼应，还别有情趣，与“暮”“独”“寒”三字在一联中连用，使人顿生寒气扑面而至之感。

　　此诗通过作者入山造访之所见所感，浓笔重彩地描绘了深山幽谷的瑰丽景物。首联点明雍尊师所居之处高远非凡，处林泉伴日月，遗世独居，自在逍遥；颔联写林壑幽深，寻访不易，以加浓气氛；颈联使用道家典故，以“青牛卧”“白鹤眠”颂扬雍尊师道行高深，境界非凡；尾联写诗人在暮色苍茫，寒烟四合中独上归程。全诗再现了李白洒脱矫健、豪爽多情的神态风姿，同时也表明他在艺术上已经达到挥笔落纸如云烟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