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平定后，杜甫羁旅蜀地，不能及时返乡，当诗人为乡情所苦、愁思百结的时候，看见队队大雁向北归飞向中原地带，诗人想到大雁一年一度地回到故乡，而自己却多年滞留异地，不禁愁思缕缕。此诗寄托了深切的乡思感情，并流露出对朝廷的系念和对国事的关心。全诗情景交融，构思精巧，先赋后兴，独具特色。
“东来万里客，乱定几年归？”点明了时间和客居情况，表达急切渴望回归故乡的心情。安史之乱以后，八年来，杜甫带着一家老小背井离乡，从长安、洛阳、秦州辗转流离到四川成都。诗中“东来”二字亦作“春来”。这年初春，他在川北的阆州飘泊时，就已经作好了准备，打算由水路下渝州出峡，以便回河南老家。但由于老朋友严武第二次到成都任东西川节度使，邀请杜甫到成都，于是打消了出峡的念头，举家重新迁回成都草堂居住。“万里客”三字，饱含着经年奔波的凄楚况味和浓烈的乡思之情。此时，安史之乱已经平息，按说应当回家了。他在不久前写的“生平第一首快诗”（浦起龙语）《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就满怀激情地表示过：“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如今又来到成都，早就萦绕于怀的回乡之愿，不知要到何年才能实现？一个问句，表现了诗人渴望回乡而不能的急迫心情。
正当诗人为乡情所苦、愁思百结的时候，一队队大雁正从滨临锦江的成都上空，高高地向北归飞。“高高”有自由自在、畅通无阻之意。大雁北飞之地就是中原地带，它既是作者故乡的所在地，也是唐王朝中央政权的所在地。诗人想到大雁一年一度地回到故乡，而自己却多年滞留异地，不禁愁思缕缕。
这首诗短小精悍，含义隽永，余味无穷。这原因，一方面是诗人将自己的一片真情，融于字里行间，在平易朴实的语言里，蕴含着强烈的激情。另一方面，写归雁的诗，往往都是先从大雁本身着笔，然后再抒发议论，然而这首诗却是先写思归的心情，一开始就直抒胸怀，先给读者一个思乡的强烈印象，然后再将描写的笔触对准空中的大雁，让生动的形象去充分体现作者的思想，给人以具象化的感觉，先赋而后兴。
不仅使情景交融，也使思乡恋国之情表达得更为强烈，更为深长。另外，在绝句格式上，这一首采用了对起散结的方式。盛唐绝句重散行，四个散句起承转合，句与句之间不讲究对偶。而此诗一、二句用了对偶。后两句用散句，又纯任天然。这样，在形式上把精巧与自然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读来节奏优美，“神味高远”（浦起龙语）。杜甫“常常把绝句作为遣兴手段，即兴漫成，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形式上有意识进行多种尝试。”（周啸天《唐绝句史》）从这首五言绝句中，也可以看出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态度。
此诗以极其精练的手法，高度浓缩了战争的悲剧性。前两句叙述了发生在桑乾河北的夜战情况；后两句叙述远在家乡的亲人，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已死于战争，依然来信寄物，烘托出浓烈的悲剧气氛。全诗话句精练、构思巧妙、境界悲壮、意蕴深沉，委婉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谴责和对士兵及其家属的同情。
“夜战桑乾北，秦兵半不归。”前两句仅用十个字描写了发生在桑乾河北的夜战。这次夜战的结果，使得半数左右的战士再没有回来。这种情形是战争年代很普通、也很真实的悲剧。此诗仅用纯客观的叙事，真实地反映一场战争。表面看来，作者对此战争未附以感情色彩，但从他描写战争造成的惨重伤亡看，他是十分同情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是不赞成这场战争的。
另外，诗人说的是桑乾河“北”而非“南”。倘若是在河的南岸作战，那主要是防守；如今却打到了河的北岸，那就是主动方了。主动出击而被打败，其责任在于攻方的决策者、指挥者。这便给与了上层统治者无声的批评。由于作者许浑生活在中唐时代，唐朝已日益走下坡路，边塞诗多染上了时代的感伤情绪。此诗基调是凄婉、哀伤的。
唐代诗人写边塞战争，一般习惯于以“汉”代“唐”，但许浑在这里用了“秦”，主要原因是考虑到用“汉”在音律方面犯了“孤平”。从另一方面，将唐王朝比做“暴秦”，或许也折射出对统治者的不满。
“朝来有乡信，犹自寄寒衣。”这两句运用“以一总万”的手法，在成千上万的牺牲者中挑出某一位战士，写在他牺牲的次日早晨有家信寄来，信中告诉他御寒的衣服已经寄出。
上半首简单叙述了一次惨重的边塞战争，下半首说战士的家人来信寄冬衣的事。都不是什么特殊的内容，勾勒得也非常简单平实，但这两个场面紧密地安排在一起却产生了强烈的效果：一夜之隔，顿成阴阳之隔。仅仅差了一个晚上，寄给战士的家信战士再也看不到；信中说缝制的御寒衣服也已寄出，可是再没有人收取它了。此时此刻，阵亡的战士其尸骨抛掷在昨夜的战场，再也不需要寒衣，再也不会感受到亲人的眷念之情了，而家人却仍翘首以待，等待他的回信，等待他报以平安，等待他某一天从战场归来……悲剧效果就这样由于结构安排而产生。犹如电影中的蒙太奇，死亡与等待在同一个时间里交叠，让观者陷入思考，对牺牲者和家属寄予深刻的同情，同时批评残酷的战争。
这首诗诗人不发任何议论，而倾向性却从作者提炼出来的典型事件上自然地流露出来，短小中见深刻。艺术风格显得自然、平淡、质朴。但平淡并不浅露，思想深刻，耐人寻味，又能平中见奇，善作苦语，奇警动人。
贾谊在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的深切悼惜，其实就是对自身处境的伤感，因为两人经历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他是将自己心中的愤慨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幽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对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不公平状况的极大不满。不过，在感情一致的前提下，贾谊并不赞同屈原以身殉国的行动。他认为尽管环境恶劣，也应当顽强地活下去，自己虽然将居住在卑湿的长沙，或许因此而不能长寿，但仍不愿去自尽。
贾谊和屈原这种见解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死观。屈原所怀的是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理想不能实现就不惜殉以生命；而贾谊除具有儒家思想外，还兼有盛行于汉初的道家旷达精神。所以，如将两人 的作品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在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方面，贾谊没有屈原那样深沉；在对自身理想的追求上，贾谊也不及屈原那么执着，似乎他对世事显得更豁达，更彻悟。 贾谊任长沙王太傅第三年的一天，有一只鸟（猫头鹰）飞入他的住宅。长沙民间认为猫头鹰所到的人家，主人不久将会死去。贾谊谪居长沙本已郁郁不得志，又凑巧碰上这事，更是触景生情，倍感哀伤，便写下《鵩鸟赋》，假借与鹏鸟的问答，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并用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来自我宽解。《鵩鸟赋》开始记述何年何月何日鸟入屋，主人以为怪事，便翻开策数之书进行占卜，所得到的回答是房主人将死去（或远去）。主人占卜后要鸟告诉吉凶和死期的迟速。
通达的评述，企图以此来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但人们通过这些豁达的辞语，还是可以感觉到在贾谊旷达的精神世界中，其实还隐忍着深沉的悲哀！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汉赋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摹仿屈原《离骚》体的骚体赋，一种是汉代新创的散体大赋，它日益发展，成为汉赋的主体。贾谊在长沙地区所作的《意屈原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它和《鵩鸟赋》都作于长沙，所以长沙在汉赋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贾谊任职长沙王太傅其间，虽然心情是忧郁的，但并没有忘怀对国家政治的关心。
如汉初朝廷准允民间铸钱，贾谊就上书反对，他认为民间铸钱有三弊：一、将有许多假钱；二、各地所铸的钱会轻重不一，不利流通；三、铸钱利厚，若吸引大量劳力投向铸钱，便会影响农业生产。可惜意见未得到采纳。
贾谊在长沙居住了四年多，他的活动和著述对长沙及湖南的文化影响很大。历代长沙文人均为贾谊这位文化巨匠曾在自己故乡生活过而感到自豪，许多诗人辞家以屈贾后人自命。贾谊故宅在今长沙市天心区太平街太傅里，原建有贾太傅词，汉之后许多文人曾来此凭意。唐代刘长卿留下了“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的诗句。明代李东阳写过《贾太傅祠碑记》。祠前巷侧有井，上敛下大，其状如壶，相传是贾谊所凿，称太傅井或壶井。因杜甫有“长怀贾谊井依然”的诗句，所以又称长怀井。清代贾太傅祠有治安堂、潇湘别墅、大观楼、佩秋亭等建筑。今尚存祠屋一间，宅内留有贾谊木雕像一座，表现了长沙人对这位汉赋大家的怀念与追忆。
作为一位才气“陵轶飞兔”的英才，贾谊留存下来的赋像他的鸿文巨论一样“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意屈原赋》是以文辞清丽，抒情浓郁而饮誉于世的。 “辞清而理哀”，刘勰对《意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慕手追的原因。贾谊的境遇与屈原相类似，因而在此赋中作者借屈原以自况，用清丽的言辞，抒写出悲愤哀伤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