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借景抒怀之作,写得别具一格。
诗人坐在窗前,欣赏着雪花飘入庭户,雪花把窗外的竿竿青竹变成了洁白的琼枝,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了。于是诗人想到此时如果登上高楼观赏野景,那野外一切崎岖(qíqū)难走的道路都将被大雪覆盖,展现在眼前的将是坦荡无边的洁白世界。
高楼四望,一片洁白,诗人希望白雪能掩盖住世上一切丑恶,让世界变得与雪一样洁白美好。结尾一句,道出了作者胸中的感慨与不平。
上片写塞马南来的凶残与金朝君臣将帅的昏庸无能导致亡国。蒙古军队狂奔而来,硝烟滚滚,战火连天,汴京城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草木失色,百姓悲号,天昏地暗,战鼓震天,大有“天穿地裂”之势。全国呈现出一片混乱。接着作者沉痛地指出导致金朝亡国的原因:本来可以凭借险要山气作为屏障以拒塞马,但朝廷昏庸,将帅无能,以致“百二气山”的险要也发挥不了作用,使蒙军长驱直入,直逼九重,终至亡国。作者既痛心国亡,又气愤统治者的昏聩,心中之气,悲抑难平。
下片写亡国之惨状和自己的心灵感受。“长戈袅”四句,蒙军长戈飞舞,连天空的飞鸟都已灭绝,原野上尸体多得无处堆放,似乎气中流淌的都是鲜血。兵燹酷烈,生灵涂炭,这是如实地描述当时元军的暴行,字字血泪,力敌万钧。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回写自身。以“叹”字领起,在国难之中,活着的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与家人动辄失散,遂成永别。词写到此,已将国难家难写尽,于是以“回首”二字宕开,追古伤今。当年的汴京,春光满城,莺鸣芳树,燕舞晴空,如今却疮痍满目,雕栏虽在,明月犹悬,而人事全非,故国之思,令人肝肠寸断。接着,以“更西来、流水绕城根,空呜咽”作结。“更”字加强感情力度,气水呜咽,着一“空”字,透出作者在亡国之后无可奈何的悲叹,徒增伤感。
全词写兵祸以实录,用史笔也;写悲感移情于景,用笔空灵。词情激愤,悲壮沉重。
刘长卿当时在新安郡(治所在今安徽歙县)。“孤舟相访至天涯”则指李穆的新安之行。“孤舟”江行,带有一种凄楚意味。“至天涯”形容行程之远,和途次之艰辛。不说“自天涯”而说“至天涯”,是作者站在行者角度,体贴他爱婿的心情,企盼与愉悦的情绪都在不言之中了。李穆当时从桐江到新安江逆水行舟。这一带山环水绕,江流曲折,且因新安江上下游地势高低相差很大,多险滩,上水最难行。次句说“万转云山”,每一转折,都会使人产生快到目的地的猜想。而打听的结果,前面的路程总是出乎意料的远。“路更赊”,这三字是富于旅途生活实际感受的妙语。
刘长卿在前两句之中巧妙地隐括了李穆原唱的诗意,毫不著迹,运用入化。后两句则进而写主人盼客至的急切心情。这里仍未明言企盼、愉悦之意,而读者从诗句的含咀中自能意会。年长的岳父亲自打扫柴门迎接远方的来客,显得多么亲切,更使人感到他们翁婿间融洽的感情。“欲扫柴门”句使人联想到“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杜甫《客至》)的名句,也表达了同样欣喜之情。末句以景结情,更见精彩,其含意极为丰富。“青苔黄叶满贫家”,既表明贫居无人登门,颇有寂寞之感,从而为客至而喜;同时又相当于“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的自谦。称“贫”之中流露出好客之情,十分真挚动人。
将杜甫七律《客至》与此诗比较一番是很有趣的。律诗篇幅倍于绝句,四联的起承转合比较定型化,宜于景语、情语参半的写法。杜诗就一半写景,一半抒情,把客至前的寂寞,客至的喜悦,主人的致歉与款待一一写出,意尽篇中。绝句体裁有天然限制,不能取同样手法,多融情入景。刘诗在客将至而未至时终篇,三四句法倒装(按理是“青苔黄叶满贫家”,才“欲扫柴门迎远客”),使末句以景结情,便饶有余味,可谓长于用短了。
本文节选自《庄子・秋水》。庄子(前389?―前286?),战国时宋国人,思想家,庄子和老子同属道家学派,合称“老庄”。
庄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庄子对当时的兼并战争、剥削压迫乃至“人为物役”等现象极端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中,他只希望在黑暗的社会中生活得愉快,能够顺其自然,得尽天年。于是,他以“道”为师,企图通过“心斋”、“坐忘”等方式与“道”融为一体,追求“无己、无功、无名”的无差别境界,而获得“逍遥游”,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庄子《秋水》本义是讨论价值判断的相对性,我们现在可以视之为相对独立的一篇选文,而给予积极的解释,获得新的启迪。《秋水》篇的主体部分是河伯与北海若的七番对话,本文只节选了其中的第一部分。
本文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自然段),导论,写河伯观念的变化。初与百川比,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大的了。后与北海若比,河伯才知自己并非天下最大,引出与北海若的对话。
第二部分(第二自然段),本论,写北海若的观点: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可自多的。北海若的这段对话可分四层:第一层“曲士不可语道”,而河伯观于大海,已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因而“可与语大理矣”。第二层“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而吾未尝以此自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小、多少都是相对的,海比河大,却比天小,所以没什么可自多的。第三层进一步阐述说明大小、多少都是相对的:四海和天地比,四海小;中国和海内比,中国小;人和万物与九州比,人都是小的。第四层所谓五帝、三王、仁人、任士所从事的事业都不过是“毫末”,伯夷辞让周王授予的职位,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孔子谈论“仁”、“礼”,也都是“毫末”。伯夷为名,孔子为博,都是自多,都是错的。
本文是一篇以对话方式展开说理的论说文。在整体构思上,本文通篇采用寓言形式说理。作者虚构了一个河伯与北海若对话的寓言故事,通过两个神话人物的对话来展开说理、阐明观点,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庄子》散文在先秦散文中最富于浪漫色彩。
论证上,多用形象比喻说明抽象道理,用比喻说理多是由个别到个别的比较论证法。运用比较论证法中,又包含性质相似的类比论证法,如“拘于虚”之井蛙、“笃于时”之夏虫与“束于教”之曲士之间的比较,便是类比论证;还包含性质相反的对比论证法,如“束于教”之“曲士”与“观于大海”,已知己丑、可与语大理的河伯之间的比较,便是对比论证。
据柳宗元的《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构法华寺西亭》、以及《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等文 章,可以看出该文应写于元和四年。《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曰:“间岁,元克己由柱下史亦谪焉而来。无几何,以文从余者多萃焉。是夜,会兹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己欲志是会以贻于后,咸命为诗,而授余序。”元克己于元和四年谪永,柳宗元于元和五年五月移居愚溪侧旁。因此,该诗与《序》作于元和四年无疑。
柳宗元何以能逃逸出昔日的苦闷心境,进而步入一种少有的旷达境界呢?我想大概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至元和四年前后,柳宗元对江南的梅雨湿热气候有所适应,身体有所好转,不再是“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的那种初来永州的感觉。其二,相继被贬谪来永的官员与慕名求教的学子的不断增多,使柳宗元的心里也渐渐淡化了初来永州时的那种被抛弃、被荒废、被折磨、被摧残的孤愤心态。其三,母、妻病亡的惨痛,王叔文之死的阴影也随时间的流逝而渐趋平缓,压抑、苦闷的心理有所缓解。从而,眼界骤然开阔起来:昔日的南蛮之地,奄忽间在那郁闷的胸中生出些许美来,并不断激发其观游的欲望与创作的快感。如在《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中欣然写道:“丛莽下颓,万类皆出,旷焉茫焉,天为之益高,地为之加辟,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泽之大,咸若有增广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遗乎后,不可旷也。”
从总体上看,《法华寺西亭夜饮》在柳宗元诗歌中可以算得上是一首堪与《江雪》《渔翁》相并提的脍炙人口的佳作。在这首诗中赋与比、象与兴应用得如同羚羊挂角,天衣无缝。在其平淡而简朴的文字里,隐藏的却是他那翻滚的思绪和那难以平静的激情。正如钟嵘于《诗品》中所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诗先从“法华寺西亭”写起,用“释迦往舍卫国说法时暂居之处,即祗树给孤独园”来喻法华寺,其意有二,一是指出了西亭在夕阳下的幽静;二是道出了他们这些贬谪之士南来永州,如同释迦讲法于舍卫国一般,属于生命的一种过程。于是,相互勉励道:人生于世,得抛开一切烦恼,举杯把盏,开怀畅饮。因此,“共倾三昧酒”短短5字,可谓是畅快洒脱,仿若将贬谪之痛、前途之忧置之九霄云外,淡忘得个干净,全然一股李白式的“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的豪迈。
人常言:酒逢知己饮,话向故人说。柳宗元与元克己这样一群落难异乡而不得志的文人墨客,有缘相聚在这幽静的西亭,酒成了他们唯一排遣郁闷麻醉神经的最佳言语。其实,在人类文化史上,无论中外,酒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营造氛围的物品。因此,古往今来,借酒浇愁的文学作品,可谓是船装车载,难以尽数。最耐人寻味的有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有刘伶的《酒德颂》:“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见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
柳宗元与元克己等人对酒当歌,不觉天色渐暗,月上梢头,醉态朦胧中从西亭望去,只见那暮色中的池水漫上西亭的台阶;皎洁的月光在窗上投下美丽的花影。于是,柳宗元笔锋一转,像电影画面一样地由室内的叙谈与把盏切换到了对窗外景色的描摹:“雾暗水连阶,月明花覆牖。”通过两组特写镜头将朦胧的暮色与漫涨的池水、皎洁的明月与窗外的花影这些远近大小不同的景物联系在一起,构筑成了一幅鲜活生动、幽静典雅、清丽柔美的画卷。置身于这样仙境般的画卷中,还有何愁可言?何有不快之念?此时,作者已从逃逸规避的心态上升到了与自然融合的境界。
距离上由远而近,时间上由昼而夜,最后在阑珊的灯火下,相互对视,发现依然青丝满头、风华正茂,于是,不期然地得出该诗中的最蕴深意的旷达之句:“莫厌樽前醉,相看未白首”。
“莫厌樽前醉”中的“莫厌”二字,用得厚重而富有张力,它不仅与首联的“共倾三昧酒”遥相呼应,抒发了一种内心深处的豪气,也为结句“相看未白首”作了恰如十分的铺垫,使全诗浑然一体,豪气云霄。此外,“相看未白首”之句,隐约地指出了前途的光明与希望的存在,说明了柳宗元并没有沉湮在悲愤哀怨的泥潭之中,而是在以旷达之情正视着当下的处境。
于此,有的学者认为该诗的尾联写得甚为凄婉。因为在“未白首”的年龄,本正是为国为民贡献青春与作为的大好时机,而在这样的时机却沉迷于樽中之酒而致使光阴虚度,对大智的柳宗元而言,显然是一种无奈的悲愤,是一种痛苦的挣扎,是一种无声的哭泣。诚然,作为一说,这种理解也无可厚非。
但是,阅读这首诗时,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在柳宗元所处的中唐时代,五言、七言的律诗绝句都已相当成熟,而柳宗元在此为何没有遵守律诗绝句的规则?贸然以六句成诗,较之绝句多了两句,较之律诗则少了一联,像这样的非绝非律类诗,在柳宗元诗集中共有4篇,即《独觉》、《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渔翁》、《法华寺西亭夜饮》(《杨白花》虽然只有5句,但它已表现出了词曲的风味)。原因为何?许多人为之莫解。其实,这是柳宗元文风中一以贯之的一种对当下主流文化的反叛与背离,对古体诗歌文体的一种光大。因为在柳宗元的4首六句诗中,皆以仄声字入韵,明显地带有古体诗的风味,而在古体诗中是没有句式句数的限制与约束的。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柳宗元对古文运动的执著与文学样式的创新。
其实,人是有多面性的。生活之苦尽管无法规避,但也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永远在痛苦之中。婉约中有旷达,旷达中有哀婉,这才能构成一个完整而真实地个体。因此,我们在欣赏某个人的作品时,不能一股脑儿地将其归之为某一个派别,譬如手执铜板铁琶高唱“大江东去”的苏东坡可谓是一个彻底的豪放派诗人,但其“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之句则写得让人读而泪落,吟而声咽,其婉约之调并不在易安柳永之下。于此,柳宗元的心态也是一样,痛苦之余不乏旷达,悲婉之后不失豪放,晦涩之中亦有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