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作于公元1188年（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戊申）正月初一这一天，刚好是立春。自然界的节候推移，触发了他满腔的忧国之情。这一年辛弃疾已四十九岁，屈指一算，他渡江归宋已经整整二十七个年头了。二十七年来，辛弃疾无时不盼望恢复大业成功，可是无情的现实却使他一次又次地失望了。于是，他在春节的宴席上挥毫写下这首小词，借春天花期没定准的自然现象，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国事与人生的忧虑。这也是辛词善于以比兴之体寄托政治感慨的一个特点。
这首词的开篇通过节日里众人热闹而自己索然无味的对比描写，表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感伤情怀。“谁向椒盘簪彩胜？整整韶华，争上春风鬓”，说的是当时民间春节风俗。正当美好年华的整整等人，争着从椒盘中取出春幡，插上两鬓，春风吹拂着她们头上的幡胜，十分好看。
这里通过描写节日里不知忧愁为何物的年轻人们的欢乐，来反衬自己“忧愁风雨”的老年怀抱。接下来两句：“往日不堪重记争，为花长把新春恨。”笔锋一转，说明自己并非不喜欢春天，不热爱生活，而是痛感无忧无虑的生活对于自己早已成为“往日”的遥远回忆。并且，其不爱春天热闹的原因还有更深的意义。
在过去的岁月里，作者岁岁苦盼春来花开，可年复一年，春天虽来了，“花”的开落却无凭准，这就使人常把新春怨恨，再没有春天一来就高兴的旧态了。显然这里一个“恨”字，已不是简单地恨自然界的春天了。接下来，作者从一个“恨”字出发，着重写了自己对“花期”的担忧和不信任。字里行间，充满了怨恨之情。这种恨，是爱极盼极所生之恨。
“春未来时先借问，晚恨开迟，早又飘零近。今岁花期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凭准。”作者急切盼望春来，盼望“花”开，还在隆冬就探询“花期”；但花期总是短暂的，开晚了让人等得不耐烦，开早了又让人担心它很快凋谢；这一年是元日立春，花期似乎可定，从他平时言行读者不难了解，可是开春之后风风雨雨尚难预料，谁知这一年的花开能否如人意？
作者在这里写的虽是自然界的变化，实际上是在曲折地表达了对理想中的事物又盼望、又怀疑、又担忧，最终还是热切盼望的矛盾复杂心情。作者之所以会有如此缠绵反复、坚凝执着的心理呢？就是因为他心中有抗金复国这一项大事业！所谓“花期”，即是作者时时盼望的南宋朝廷改变偏安政策，决定北伐中原的日期。
在正月初一这样的节日，人们忙着庆贺这个双喜的日子。尤其是年轻人，更是天真烂漫，兴高采烈，欢呼新春的到来。但是，这样的节日场景，对于长期削职闲居，壮志难酬的辛弃疾来说，无疑是别有一番滋味，眼看着这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却怎么也乐不起来。
就在他写此词前两个月，太上皇赵构死了，这对于恢复大业也许是一个转机。如果宋孝宗此后善作决断，改变偏安路线，则抗金的“春天”必将到来。可是锐气已衰的孝宗此时已无心于事业，赵构刚死，他就下令皇太子赵惇“参决国事”，准备效法他老子传位于太子，自己当太上皇享清福了。
由此看来，“花期”仍无定准，“风雨”也难预料。上饶离临安不远，作者想必已听到这一消息。而他在词中所感叹的“花期”无定、“风雨”难料，也是由此而发。通篇此词，作者比兴结合，含而不露，十分自然地表达了他政治上的感受和个人遭遇的愁苦复杂的心情。
当时，辛弃疾被劾离官闲居已五年余。是年奏邸忽腾报辛因病挂冠，此迟到的风雨具见京城大老们的荒唐和对稼轩的忌恨。
此诗以文天祥的死讯开篇，首联写文天祥的魂魄飞越千山万水，从遥远的燕京回到南方；颔联中诗人将自己的“死”、“生”与文天祥作比较；颈联承接颔联的蕴藉之意，借用典故正写文天祥的忠贞爱国；尾联写现实处境并表达自己的心志。全诗情感真挚，凄婉哀凉，以白描见长，字字用血泪凝成，读之令人泣下。
起句劈空而来，写文天祥在历尽磨难之后的壮烈牺牲。文天祥殉国的不幸消息传来，谢翱肝胆俱裂，痛不欲生。但作者并不简单叙述自己悲痛欲绝的心情，而是写自己在噩耗传来后的极度痛苦和迷乱中，突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飞越千山万水，到万里之外的北国去和死者见面。分别久长，思念深切，因此在乍一听见英雄的死讯后，产生了这样的愿望，看来奇特，其实也是很自然的。“飞”，写出了作者心情的焦灼不安。明知对方已经死去但仍希望见面，这里头有多少痴情，多少渴望！“魂飞万里程”，这是从比悲痛更深的层次落墨的，即所谓“透过一层”的写法。
次句承上而来，却又急转直下。当精魂不辞万里之遥，跋山涉水，到达北国之后，却又“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在深深的悲哀和失望中，梦魂猛醒过来，原来所知已物化，幽明隔绝，再无相见之时。这是何等痛心的事，对飞越万里的精魂来说，无异于一声晴天霹雳。然而这是严酷的事实。“飞”的急切和“隔”的绝望，在这里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照。
诗人悲不能已，痛哭着迸出了下面两句：“死不从公死，生如无此生。”忠臣死得其所，自己苟且偷生，了无意趣。这两句用“死”、“生”二字所组成的奇特对偶句，蕴蓄着极深挚的感情，格外哀切动人。
第三联转向正面写文天祥，进一步抒发哀痛心情。“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文天祥表明心迹、充满正气的诗句。如今，耿耿丹心仍在，而英雄却带着未酬的壮志，含恨离开了人世。唯其丹心未化，愈觉其碧血先成的可悲可叹；唯其碧血先成，愈觉其丹心未化的可歌可泣。这联写文天祥，仍归结于自己的悼念之情，感情郁结而悲壮。
尾联推进一层。痛苦是需要发泄的，尤其是郁结已久之情。然而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竟然没有可以发泄自己感情之处。伤心之泪，未能明流，只得暗吞。懂得了诗人“无处堪挥泪”的难以言说的隐痛，在此后多年中，他浪迹四方，“每至辄感哭”之情，也就可以理解了。末句委婉地表示决心，将埋名隐姓，遁迹山林，决不与统治者合作。语气平和，但忠愤抑郁之气仍勃勃于言意之表。
《书文山卷后》以饱含感情的笔触，抒写深沉的家国兴亡之痛。由闻知死讯、渴求重见到死生相隔、无缘重逢；再由壮志未酬、血沃大地，到无处挥泪，决心归隐，百转千回，从深处着笔，写到至情处，不辨是诗是泪。作者本以工于锤炼著称，这首诗却以白描见长，字字用血泪凝成，读之令人泣下。
诗作前部分叙写古人事迹，以之为衬托表明自己坚决辞职隐居的意志与行为。诗作后部分写自己返家行程中的景象及感想。诗中抒发了去官还家、获得解脱的愉悦心情。诗中写景不多，却极为清丽动人。
一至十句自述隐居丘园之志。
先对几位古人加以评价：西汉的彭宣、薛广德、贡禹虽有高名，但只能说是优于贪婪奔竞之徒，还说不上是懂得养生缮性。彭宣和薛广德，班固《汉书》对他们评价颇高，称其“近于知耻”（《汉书·叙传》）；谢灵运却说他们“裁知耻”而已，并不十分推崇。贡禹曾为河南县令，因受上司责备，便辞官而去。后又出仕，元帝时为光禄大夫，以年迈求退，为皇帝所挽留，进为御史大夫。诗人认为他并未能遗弃荣华富贵。评论古人只是陪衬，目的是表明自己的志向不仅是不贪竞而已，而且要做到“达生”。《庄子》有《达生》篇，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认为人之性分有定，不可勉强致力于性分之外的事。
篇中又说欲存生养性，莫如弃世而无所牵累。诗人正以此种思想作为隐退的精神支柱。其具体的打算，则是“庐园当栖岩，卑位代躬耕”。《山居赋》云：“古巢居穴处曰岩栖，传说古代隐士也有过此种原始生活者。但诗人毕竟做不到这样，故有所变通，以田园当作岩栖。他也不能真的耕稼自给，故欲学习古代一些达士的做法，安于卑位，以薄俸为生生之资。他说自己拙于仕宦，讷于言辞，故欲选择这样的生活道路，不过以往行迹尚未能与此种生活理想相一致。这可说是诗人对往昔生活的一个总结。
十一至二十句写去职。
先举周任、司马相如、尚子、邴生以自比。诗人说自己在种种方面都类似于上举那些淡泊明志的古人。自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至景平元年（423年），实得十八年，说“二十载”是约略言之。二十年来做违心的事，心情是悒郁的；而今终于摆脱了送往迎来等等俗务，其快意可知。
二十一句至三十二句写初去郡途中的所见所感。
“理棹”以下四句写其水陆行程。为早日还家，乃疾速行舟。遄、鹜二字表现出心情之急迫。“理棹”二句已兼写水陆，“溯溪”二句又写水涉山行，但不觉累赘，因读者可由此充分想象其行进的画面，感受到行程的漫长辛苦。“野旷”二句是写景名句，景中其实有情。清旷无际的风景正与诗人心境相应。久被絷牵，一朝脱去，自感到无限的开朗、轻快，故触目皆成佳趣。
“憩石”二句写山林小憩情景，暗用《楚辞》典故：《九歌·山鬼》：“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又《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熟悉典故的读者可于言外获得一种清幽芳洁之感。“理棹”四句写疾速前行，途程漫漫，“野旷”四句写赏玩风物，途中小憩，形成情绪和内在节奏的对比；而其心情之急迫与愉悦，都得到了表现。由愉悦的心情、悠然的意绪，进而引发出一番情理相融的议论：高尚之志战胜了富贵之欲，胸襟旷然，则臞者可肥；以止水为鉴，则流荡不返者将归于宁静清明。（二句用《韩非子·喻老》和《庄子·德充符》典故）心灵获得了自由宁静，则即使处于纷乱奔竞之世，也等于是归真返璞，回到了伏羲、唐尧时代，可以无拘无束、怡然自得了。传说尧时百姓无事，有老者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诗人用此典故，似有“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靰”（韩愈《山石》）之慨，且使人隐约感到他与当权者关系之不和谐。
谢灵运去郡之志是坚定的。当时其堂弟谢晦等人都写信劝他不要离职，他执意不从。不过他并非一贯恬退之人。《宋书》本传说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其出为永嘉太守，正是与当权者矛盾的结果。他之去郡，乃是一种不合作态度的表现。明乎此，对于此诗的理解便可更深入一层了。
这首五言诗是陶渊明为周续之、祖企和谢景夷三人，在马队旁边那样极差的环境讲解和校勘《礼记》所作。萧统《陶渊明传》说：“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是故渊明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从诗中“意中人”等语中可以看出，陶渊明与周续之等三人亦为知交好友。
诗从作者自己说起，诗人说自己养病在破败住宅的屋檐下，整日里没有一件高兴的事。除服用药剂和砭石之外还有不少空闲时间，于是想念起那些好朋友。但志趣已相去甚远不再是寻常事，路途遥远也不是什么真的原因。周续之先生正在著述孔子的学业，又有祖企、谢景夷二个在积极响应并将臻于完成。儒家的大道理已失传上千年了，此时又重新听到这些。马队并非是个讲习的场所，校勘书籍也确实够勤奋了。诗人表示应有自己的爱好，只是想与周续之等三人成为邻居。但愿能教导好自己的几个儿子，让他们跟随他到颍水之滨洗干净耳朵。诗中说，“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这本是令人高兴的事，但请几个饱学之士在马队旁边校书讲《礼》，而马队是武事的畜力所在，这就十分不协调了。诗人希望周续之、祖企、谢景夷能与自己成为邻居，听他们讲习《周礼》，以摒弃名缰利索，甘心与自己一起洗耳于颍水滨，即甘愿终生隐居林泉。
颖水滨，是巢父、许由隐居之地。这里还有一个饶有趣味的典故：许由因恶闻尧帝召其做九州长而洗耳于颍水滨。巢父牵着小牛来此饮水，说许由故意这样做给世人看，是想得到好的声誉，因此怕污染了小牛的口而牵着小牛到颖水的上游饮水去了。陶渊明诗中的“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便是巧用这个典故，并言“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就是说，买卖马匹牲畜的市场不是讲经的场所，勤勉校书也是徒然，以此善意劝导周、祖、谢诸子放弃一切尘念，一心一意做个真正的隐者。
陶渊明认为周续之、祖企和谢景夷三人校书讲《礼》，十分勤苦，这是对孔子之业的发扬光大，值得赞扬；但他们的所居之处近于马队，与所从事的事业极不相称，未免滑稽可笑。所以诗中有称扬，也有调侃，最终以归隐相招，表明了诗人的意趣与志向。诗中扬抑交替，最后善意相招，显示了陶渊明继承了传统的婉讽特色。
该词以“小小寰球”起笔，气势恢宏，境界壮阔。在浩瀚无垠的茫茫宇宙中，地球不过是一个小而又小的行星而已。这种化大为小的空间压缩，显示了作者在青年时期就有雄伟的气魄和包容日月星辰的寥廓胸怀。地球尚且小，那么几个碰壁的苍蝇就更加渺小了，微不足道。作者将国际上那些猖狂反华，群聚起哄的丑类视作嗜腥逐臭、见缝下蛆的苍蝇，其鄙夷、轻蔑、厌恶、嘲讽之情意溢于言表。将“苍蝇”数量缩小为“几个”，以状其虚张声势、极其孤立的处境。而“碰壁”二字，既喻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蠢举，又隐喻其必然败亡的命运，可谓一庄一谐，相映成趣。作者似立于天宇苍穹，，俯视尘寰，以沉稳、傲岸、泰然之态度姑且作冷眼观，且看“苍蝇”如何动弹，如何表演，怎么成气候。“嗡嗡叫”三句承“碰壁”而来，以声状神，以听觉形象充实视觉形象，生动地描画出那些“苍蝇”们喧嚣起哄，声嘶力竭，却累遭碰壁，断股折翼，穷途末路，向隅哭泣的无奈之状。
“蚂蚁”两句仍以夸张和比喻手法，化用典故，引申发挥，勾勒霸权主义者可鄙、可惜、可厌、可笑的丑态。“蚍蜉”句则化用唐人韩愈诗句，赋予新意，嘲笑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种种诽谤、中伤、诋毁、讹诈，都如蚍蜉想摇撼大树一样不自量力，愚妄可笑，枉费心机。
苍蝇、蚂蚁、蚍蜉们虽也曾猖獗一时，奈何秋风已起，枯叶飘飞。虫豸们气数已尽，末日将临。“正西风落叶下长安”，又化用唐诗以渲染霸权主义者们萧条凄凉的处境。而这时，我方声讨他们的响箭正发出呼啸。“飞鸣镝”三字，简括遒劲，声容并茂，比喻我方反击赫鲁晓夫集团的批判文章如响箭般风驰电掣、腾空疾飞、锐不可当的凌厉之势，同时也为词的过片作了有力的铺垫。
换头后六句，承上结“飞鸣镝”的意脉，一气贯通，节奏一反上片的从容舒缓，变得紧凑急促。作者站在历史、时代和宇宙的高度看待这场论战，通过急速变化的时空交互映衬，表现出一种力挽狂澜的胆魄、一种义无反顾得决断、一种急昂奋进的斗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四个整齐的三字短句，笔力雄悍，似铜板铁琶，促节铿锵；如黄钟大吕，巨声镗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则点明这场论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事关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势在必争，不能坐待历史作出结论，而必须积极主动地迎接挑战，争取时间，以加速世界革命的历史进程。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一联正是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的艺术概括和乐观展望。
这首词自始至终贯穿着反帝反霸、捍卫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意志。上片多用典故，对霸权主义者的反华行径予以嘲讽、揭露和鞭撘，笔调冷峻而不乏诙谐。下片则“高吟肺腑走风雷”，融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热情歌颂风起云涌的世界革命，风格雄浑壮伟。上下片浑然一体，形成大开大合波澜起伏的艺术特点，表现出一种至大至刚的气概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