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抒写了他的恓惶情绪中对时代苦闷的色彩,有一种爱国情怀包含在里面。
李白《月下独酌》中有一首也写作者的孤独,全诗是:“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作者、影子、月亮在一起,又歌、又舞、又饮,颇有一点热闹气氛。向滈此词写灯、影、人相伴,大半是受了李诗的影响,但两者的情调却是不一样的。李白遇上的是唐帝国最强烈的时,他的个性既旷达不羁又积极向上,因而他的诗总是进取的,活泼的。向滈则不然,生活在那个令人空闷的时代里,加上自己又长年同亲人隔绝,所以他不可能象李白那样即使在孤独之中也充满着希望与活力。比如在这首词中就只有“灯”、“我”和“影儿”,无月,无酒,自然也无歌,无舞。同样是写孤独,但向滈笔下却处处是绝望的影子。
这首词构思新颖,作者把“影儿”写入作品,用以反衬自己的孤独与寂寞的心情,这既避免了纯说愁苦的单调,又使词篇更具形象性,大大增强了艺术效果。词篇用“谁伴”二字开头,一上来就突出了作者在窗前灯下为孤独而久久苦恼的情态,由“谁”字发问,便把读者引向对形象搜索与寻求。果然在问了千万声“谁伴”之后,作者终于发现了只有“影儿”相伴。虽有“影儿”相伴。
可是,就是这无言的、难以发现的影儿,况且也并不能“伴”得持久:“灯烬欲眠时,影也把人抛躲。”找到影儿作伴,为的是给自己寻求安慰,谁料灯灭后连“影儿”不复存在了,加倍衬出了自己的孤单,于是便喊出:“无那,无那,好个栖惶的我”(无那,即无奈的意思)。影儿的恰妙运用,使抽象的愁思更为具体,行文也更生动。与晏几道《阮郎归》词中“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之句,可以先后媲美。
自然,这阕词的新颖构思,还可以从结构的安排上看出来。词作从独坐开始,用唯影相伴表现作者的孤单,这可以算是诗文中的佳境。接着说“影儿把人抛躲”,则将旧境翻新,感情也被深化到了顶点。
羁旅当然是愁苦、寂寥的。不过向滈的孤独似乎在离家别亲之外,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向滈出生时正当南宋初期,正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候。小朝廷采承妥协退让的国策;广大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因受到创伤而更加强烈,因而,要求驱逐金、收复失地的呼声高涨。为了给投降路线扫平障碍,统治阶级于是大规模地镇压抗战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那时的有识之士一方面眼看国力日衰,痛感空有报国之志而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又为个人渺茫的前途所烦愁,因此多半处在矛盾与伤感之中。向滈在一首《临江仙》中说:“治国无谋归去好,衡门犹可栖迟”,透露的正是爱国被冷落后的凄凉心情。据此,这阕《如梦令》抒写的恓惶情绪中也应包含有对时代苦闷的色彩。
这是一首抒情小诗。“遣兴”即抒发情怀。韩愈是唐代大儒,一向积极用世,但此诗却写得颇具超世之姿,有道家之风。
诗的前两句“断送一生惟有酒,寻思百计不如闲” ,写自己一生只爱酒,酒给了自已欢乐,酒是知已。断送,当“陪送”讲,酒一生陪着自已。此时,韩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消极﹑沉闷的思想,这要联系当时韩愈的经历来看。元和十四年,韩愈力谏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上《论佛骨表》,触犯“人主之怒”,差点被定为死罪,由于当时宰相裴度、崔群等朝中大臣极力说情,才免得一死,后被贬为潮州刺史。在潮州,韩愈又上奏《论天旱人饥状》,要求减免灾区赋税,又遭佞臣所谗,再贬到“天下之穷处”的连州阳山当县令。韩愈如此连遭打击,此时发出这种感慨,就不难理解了。这两句诗,后来被黄庭坚在《西江月》中化用成“断送一生惟有酒,破除万事无过”,黄庭坚同样表达了阅尽人世沧桑后的深沉感慨。
诗的后两句 “莫忧世事兼身事,须著人间比梦间”, 进一步说,人对各种事情不要忧愁,要能看得开,要将人间的事情比作做梦。这两句对仗工整,竟成一联。这一联,浓缩作者的人生体验,是他经受沉重打后的切肤之痛,颇有出奇制胜之妙与诙谐玩世之趣。
这首诗,表面看似消极,浮世,低沉,诗却用“遣兴”作题,意味深长。遣,排遣;兴,兴致。遣兴,消遣兴致。这反映作者梦喻世事,企求解脱与舍弃,充满了人生空幻的深沉喟叹,以及对整个人生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的怀疑与探讨,更有不被世人理解的苦痛与凄凉,情真意切,肺腑之言。
上片首先展现的是一派晚春景象,“满眼东风飞絮”六字,让人感受到了作者内心的烦乱,这就把惜别的主基调定了下来。随后直言在日暮的短亭中,友人的离去已近在眼前。“短亭春暮”一语而三义。既点明离别,又交代了离别的时间、地点。然后宕开一笔,写更为广阔的暮春景色;远远看去,落英片片,被无情的流水卷到远方,青草连云,一片凄迷之象。再遥望南浦,更加令人肠断。整个上片,柳絮、落花、芳草、流水、短亭、南浦等意象都充满了伤别伤怀的意味,离愁浓厚。
下片写告别的场景,就在渡口前,主人公为友人设下宴席,请来歌伎,可惜此时情绪烦乱,歌还没唱完,友人便频频道别,走向绿杨深处的舟船。天上下起了小雨,更增重了主人公内心的阴郁:若在寻常时日,细雨黄莺,或许是最美的景致,可今天不是,因为与友人分别的惆怅,已使主人公没有了丝毫的闲情逸致。结二句以递进手法加倍写离情。而“乱莺疏雨”与开篇“东风飞絮”相圆合,始终是恼人的景色,烦乱的心绪。
以景托情,是该词最明显的特点。词中描绘的景色,如果不是在送别的背景下,或许很令人赏心悦目,一旦加入了离情别绪,这些景致便都变得兴味索然,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比如连云的碧草,青绿的杨柳,还有疏雨中鸣啭的莺声等。然而与满眼飞絮、落花流水的场景结合起来,让人感受到的,便都是离别时的愁肠了。全词刻画细致入微,情景交融,亦为送别佳作。
白居易的讽喻诗,善于运用变化万端的比兴手法,塑造各种真实的受迫害者的艺术形象,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统治者的暴政和不合理现象,因而这些诗不少成为反映现实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名篇,《李都尉古剑》就是其中一首十分出色的咏物诗。这首诗所运用的比兴手法是很高明的,通篇只光用一把李都尉古剑作为描写对象,但每一个字都是作者自身的写照,意思极为明确,虽然着墨不多,而出语却纡徐委婉,具有无穷转折之妙,耐人寻思。
从结构上看,这首诗可分三个层次。从开始至“ 秋水澄不流”八句主要是表现古剑外表的不同凡俗。首句写“古剑寒黯黯,铸来几千秋”,是用“寒黯黯”三字描绘古剑寒光闪闪,灼烁不定的形态,刻画剑的不凡,不从剑的锋利入手,而仅表现其剑光闪。
烁不定,正是该诗的高明之处,未睹剑先见其寒光凛凛,足以说明这是一柄锋利无比的宝剑。“几千秋”上承“古剑”的“古”字,古而且利,则此剑为至宝就毫无疑问了。为了进一步渲染这柄宝剑,诗人进一步写道:“白光纳日月,紫气排斗牛。”据王嘉《拾遗记》载,越王勾践曾以白牛白马祀昆吾山神,采金铸之,以成八剑。其一名为掩日,用其指日,日光尽暗。其三曰转魄,指月则蟾兔为之倒转。诗人光用这个典故,极力夸张表现宝剑的非同凡俗之处。这四句是从诗人的角度描绘宝剑的不凡,为了印证自己的看法,下面四句又用旁观者的评价加以证实。客人看到宝剑“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东汉袁康《越绝书》:“太阿剑,视之如秋水。”用秋水形容剑光,由来已久。诗歌继描绘古剑“寒黯黯,可以“纳日月”、“ 排斗牛”之后,又以“湛然秋水”形容,更进一步表现古剑的威光四射,非同一般。因此客人有观之者,即使很喜欢它,也不得不自叹是凡夫俗子,不敢奢望得到它,还是让这把古剑去完成其应有的使命吧。
接下来则是描写古剑的卓越品质。它不仅剑光闪烁,锋利无比,具有华美的外表,而且品质端正,也非平常刀剑可比。“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说明它的纯度和硬度都是无与伦比的。这并非夸张,因为它“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宝剑乃百炼成钢,其刚强之性,不能使它变成软弱,犹如士之可杀而不可辱,极力表现其质地坚硬。西晋诗人刘琨《重赠卢谌》诗:“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里是反用其意,表现出古剑刚硬,不能化柔,不屈从外力的品质。但是,一旦有用武之地,它也会毫不犹豫地上前拼杀。正所谓“愿快直士心,将斩佞臣头”,它愿意刚直之士高兴,去斩断奸臣的头颅。它愿意充当杀伐谄佞的先锋,为国为民除掉奸邪。这几句诗乃以咏物而喻志,表现了诗人当时的刚直之性、浩然之气及欲为朝廷荡涤污秽、铲除奸邪的抱负,铿锵有力,正气凛然。“不愿报小怨,夜半刺私仇”,至于区区个人恩怨就不是宝剑所乐于效命的了,它不屑于做那些需要半夜行动,见不得人的丑事。这一段从宝剑的精纯无比和愿斩佞臣两方面揭示出宝剑的内在品质,它比漂亮的外表,凛凛的寒光更重要,更能展现出古剑之所以为至宝的本质所在。
最后两句点明此诗的主旨,也是白居易“卒章显其志”方法成功的运用。“劝君慎所用,无作神兵羞”的意思是说:这样锋利的兵器,应该使用在最恰当的地方,不要玷辱了我“神兵”的光辉称号。
这也就是告诫包括自己在内的谏官们,应该不怕得罪权贵,去弹奏国家大事;而不应该只议论一些无关重要的小事,来敷衍塞责。
此诗是通过表现一把宝剑的不同凡俗及其优秀品质,光以塑造一个刚正不阿、以国家大局为重,不计个人恩怨的重臣和谏官的形象。此时诗人身为左拾遗,自然也有表明自己作为谏官的正直态度之意。然而,诗的主旨并没有明白直接地说出来,而是紧紧扣住宝剑的特征来表现,全诗没有一句话不是围绕着这把古剑写的,每一句都从不同的角度刻画古剑的超凡和刚直不阿。咏剑与赞人,自然融合为一。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赞屈原说:“其志洁,故其称物也芳。”反之,人们也形成这样一种心理,即因其称物芳,故其志洁。
比喻新颖,精用典故,妥帖自然,不着痕迹,也是这首诗的鲜明特点。诸如“白光纳日月,紫气排斗牛”、“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愿快直士心,将斩佞臣头”都有化用前人诗语之处。这些典故,加强了诗的形象性,使诗句内涵更深刻、丰富。
中国历史上,属魏晋人士好酒如命,竹林七贤的诗歌多有提到饮酒的事迹,陶渊明也是酒中常客,有《饮酒二十首》,可见当时人对酒的喜好。王绩的这首诗开篇就将阮籍和陶渊明点出,“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这两人一个“醒时少”,一个“醉日多”,极言其沉湎于饮酒的情状。王绩的多首诗中都曾大肆赞美阮籍和陶潜,他们一个是蔑视世俗的行者,一个是自由清高的隐士,其言行思想都是郁郁不得志的王绩的标杆。王绩醉后赋诗仍不忘前者,足见他对这二人的身世有感同身受、同病相怜之叹。
“百年何足度”,诗人自问自答:“乘兴且长歌。”在王绩看来,饮酒以至大醉,既能帮人纾解现实的烦恼,又能催生文思,开启诗兴。虽然诗人流露出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的思想,但这与他济世安邦的初衷毕竟背道而驰,这是他仕途不遇后的无奈选择。虽然他作出了归隐山林的决定,“回归到了精神贵族的行列”,但还是难以完全摆脱失意的困扰。所以,诗酒“乘兴”中未必没有仕途“败兴”。
此诗淳朴直率,措辞朴素,鲜作修饰,脱离了六朝习气,又摆脱了当时宫廷诗的“精英”氛围,真挚而疏放,大有魏晋高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