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文中陈说了自己对世事的看法,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一些误解,记述了谪贬后自己的处境、世态的炎凉,以及对自我的反省。这是一封内容丰富,感情复杂的书信,真实地反映了苏轼在贬谪黄州以后的生活和思想情况,写得真挚动人,推心置腹。
“寻所不通书问”至“览之面热汗下也”,苏轼对自己加以自责,也表示了对李端叔的感激。下面,苏轼以“足下才高识明”一句自然而然将文章带入正题。“足下才高识明”到“又大不可也”这一部分中,“如人嗜昌歜羊枣”实际上用来比喻人各有所好。人各有所好,很难问清楚为什么是这样。认为黄、秦二人虚妄,是不对的,要把他们的看法加于众人之口,则是更加不可的。苏轼在此向李端叔说明了推誉之言不可信,他的看法也体现了对自身辩证而又客观的认识。
接着,苏轼进一步解释了世人对自己的误解。先从少年读书谈到应举,又从“直言极谏”谈到由此而引来的灾难。文章写道:“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浇浇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直可笑也。”“由世人的遭遇,苏轼又谈到了自己:“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言词曾给多少文人墨客招致杀身之祸,但是他们的言词又究竟产生过多大作用呢?下文便作了阐述:“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鸟时虫,自鸣自己,何足为损害。”应制的文章妄论利害、谗说得失,这是正制科人的习气,就好像春燕秋虫之类,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人,既无所补益,也无所损害。“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则与前文相呼应,而意味更深一层。苏轼因言词而获罪,在此特劝李端叔对已不宜复加推誉。
以下苏轼叙述了获罪以来的境遇。 “得罪以来至自幸庶几免矣”,是说:自获罪以来,自己处在一个极为闭塞的环境中。划着一叶扁舟,穿着一双草鞋,形迹放浪于山水之间,与樵夫、渔夫杂居在一起。所所被醉酒之人推搡辱骂,于是自己也为渐渐地不被人所知感到高兴。平生亲友不给我寄信,我寄信给他们,他们也不作答,于是我自己也庆幸这样就差不多可以免于与世人交往纷争了。苏轼以饱含辛酸的自得其乐,反映了人情的冷漠,世态的炎凉。居于目前处境,苏轼说“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再次劝李端叔不要复相推誉。
身居山野,苏轼有充裕的时间反省自我,他对自我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木有瘿”至“非今我也”这几句是说:树木有赘瘤,石头的边缘有一圈光泽,犀牛的角有通孔,这些讨人喜欢的独特之处,其实正是它们的缺欠。谪居无事可作,沉默下来自我观察、反省,回顾三十年来所作之事,多有那些缺欠。您所看到的我是以前的我,而不是现在的我。下文“无乃”四句中,声、情,华、实,所表示的是现象与实质,形式与内容,表与里,苏轼说,这些事情只有见面再谈,才能详尽地说明。
文章的结尾,又是苏轼对李端叔的嘱咐,自己因文词获罪,所写书信则不可再给他人看。因李端叔正居丧,苏轼还劝慰他“万万节哀强食”。“不次”,犹言不尽,不一一说,所用作书信结尾之词。
在这篇文章中,苏轼善用比喻说明道理。谈到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时,苏轼以“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作比,说明人各有所好,对一个人的评价也不可能众口如一。苏轼还以“候鸟时虫,自鸣自已,何足为损害”作比,说明正制科人论说利害得失,就像春燕秋虫一样,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他人,既无补益,也无损害,而由此引来杀身之祸, 既可悲,又可笑。这篇文章言辞诚恳谦逊,淡然工雅。苏轼振笔直书,却气韵自然。
吴激是出使金朝、被留异国的南方诗人。从柳暗花明的江南,来此风雪纷扬的北庭,无疑如进入一个陌生世界那样令人震愕;何况又是远离故土,屈仕于敌国之翰林院,便更有一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凉。然而,诗人毕竟不能按抑对故国故乡的思念。“年去年来还似梦,江南江北若为情”——那身在异国的生涯,对吴激来说,实在是被纷纭如烟的故土之梦牵萦环绕着的。
所以当他猛一见到友人家画有故国潇湘山水的图画时,又惊喜而呼,如醉如痴了。“江南春水碧如酒”,画面上大笔抹染的,是一派绿意盎然的南国之春,幽幽的湘江,浩浩荡荡地从画面深处奔来。它是碧澄的,多情的,带着春来的脉脉欣喜和摇漾不尽的波光笑影,浮横在诗人眼前。昊激自己也擅长书画,也许因此对色彩、光影更其敏感。此句正是抓住春来江水“碧”如蓝的特点,又出人意外地用浓醇的“酒”色作比,便赋予了画中的潇湘春水以格外迷人的魅力。
画面之美还远不止于此。碧绿的清江上,远远近近,更有悠悠的船影点染其间。有的顺流而“来”,有的溯波而“往”,在这江山如画的南国行旅,完全不像在关外的春日还得踏冰披雪;那远行在潇湘之同的“客子”,正是最乐于以船为家的。“客子往来船是家”句,正这样在诗人眼际,展开了一幅画笔也描摹不出的关妙动境;它因此也可以从相对的角度,读作为凝神观画的诗人情不自禁的兴叹——当《潇湘图》上的船恍然间移动起来,诗人也同回到了往日的岁月,重又领略着春江赏景的客行之趣,而激荡起这种认船为“家刀的亲切、温馨之情。
正如诗人在北庭所常常做过的梦境一样,他此刻置身在友人家的画幅前,竞也怀疑起眼中所见的究竟是画、还是“梦”了。那画面上的潇湘山水,明明是在万里故国的江南;那船行于青山绿水间的景像,更决非能在这风沙满天的塞外一遇。也许是因为这《潇湘图》,画得实在太过传神;也许是因为那故国的山水,睽违得实在太久。所以令诗入猛一见到这丹青绘染之境,也不免有一种梦中神游般的惊喜了。“忽见画图疑是梦”所表现的,就是诗人在见画如见故国山水中,如幻如梦、热泪涌注的动情一幕。诗人无疑希望,这馨的梦境,能再持续得长久些。
然而它竟没再持续:随着结句“而今鞍马老风沙”的闪现,这令诗人欷歔动情的梦境,就很快惊散,破碎成再难续的翩翩碎影了。作为一位兼替书画的诗人,吴激完全了解精妙的绘画所具有的迷人魅力,也因此最易从梦寐般的画境中返回现实。于是画中的南国山水,便又与诗人葱笼的忆念分离,回复了它那由色彩和线条组成的虚影;而恍在故国南土山水间游赏的诗人,又面对了身栖关外的凄苦生涯,这便是他已经度过、并且还将继续度着约异国岁月,他恐怕只能在这样的岁月中终老天涯了。
清美邈远的江南画境,与纷乱黯淡的关外实境的急剧变换,造成了这首题画诗所表现情感的巨大逆转。当飘缈如烟的故国山水随画面一齐隐去,就只剩下了一位北庭“风沙”中忧郁南望的苍老诗人——就这结句所展示的境界说,它便似乎不再是一首题画之作,而是借《潇湘图》作反衬的一幅黯然神伤的自画像了。
《咏柳》是一首托物言志之作,作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的曾巩。曾巩少即见长于文章,他的文风,雍容平易,不露锋芒,而曲尽事理。他的一些咏物诗寓意很深,如这首《咏柳》,就把春天的柳树比拟为得势便猖狂的小人,借以讽刺邪恶势力。
诗的前两句是说:当春天刚到来的时候,零乱的柳条还没来得及转变为浅淡的青黄色,它就倚仗着东风吹拂而飘忽摇摆,气势更加猖狂。诗刚开头即语带嘲讽、蔑视,它描写“乱条”如何倚仗权势,张牙舞爪,逞性妄为,实际上是在为全诗主旨作准备,亦即古人所谓“蓄势”。
蓄足了气势,则必然有力地得出颠扑不破的结论,于是后两句水到渠成,警语立出:那些柳条只会使柳絮飞上半天,企图遮蔽日月的光辉,却不知秋季来临,天地间还将有一场又一场的严寒霜冻,到那时它就要枯萎凋零了。“不知天地有清霜”一句为全诗的画龙点睛之笔,它对那些得志一时的小人提出了严正的警告,振聋发聩,促人警醒。
诗中把柳树人格化的写法,以及诗人对柳树的明显的贬抑与嘲讽,使这首诗不是纯粹地吟咏大自然中的柳树。 咏柳而讽世,针对的是那些得志便猖狂的势利小人。 将状物与哲理交融,含义深长,令人深思。
《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为续补文字,非曹雪芹所作。《赏海棠花妖诗》出自第九十四回,共有三首。这首《赏海棠花妖诗·海棠何事忽摧隤》就是其中之一,为贾宝玉所作。小说中,怡红院里的海棠本来枯萎了几棵,忽然冬日开花,贾赦、贾政说是花妖作怪,贾母说是喜兆,命人备酒赏花。贾宝玉等人“彼此都要讨老太太的喜欢”,就做了诗。
八十回之前,曹雪芹让海棠在晴雯死时枯萎了,这象征着大观园女儿的命运。这里,续书者让海棠花也像气候的“阴极阳回”那样能够死而复生,这也是一种象征,它与原本该“一败涂地”的贾府后来衰而复兴一样,都反映了续书者的创作思想与坚持“按迹循踪”的曹雪芹是不同的。续书者在小说中宁可“失真”,也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维护传统制度和这个大家庭利益的主观愿望。
贾母说:“我不大懂诗,听去倒是兰儿的好,环儿做的不好。”这是因为她喜欢听吉利话。其实三首诗都做得很蹩脚。别人还可以,连贾宝玉也写得如此笨拙,毫无诗意,这与小说前面的描写是不符合的。而且,这个“古今不肖无双”的传统叛逆者,在这里却成了一个善于说好话、能迎合长辈心理的孝子,这种转变也很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