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短文中，庄子将自己比作鹓鶵，将惠子比作鸱，把功名利禄比作腐鼠，表明自己鄙弃功名利禄的立场和志趣，辛辣地讥讽了醉心于功名富贵者的嘴脸，表现了庄子对功名利禄的态度。故事发展出人意料，人物形成鲜明对照，比喻巧妙贴切，收到言简义丰的效果。
巧妙地采用了寓言的形式。庄子往见惠子，表明自己的清高，无意功名利禄，指责惠子为保住官位而偏狭猜忌的心态，但这些并没有直接道出，而是寓于一个虚构的故事中，使人感到意味隽永，具有更强的讽刺性。
善于运用比喻。其中的“鹓鶵惠“鸱惠和“腐鼠惠都具有明显的比喻义，且比喻自然生动形象，特别是把鸱吓鹓鶵的情景刻画地惟妙惟肖，活画出了惠子因怕丢掉相国的官职而偏狭猜忌的丑态。按：庄子和惠子本是朋友，惠子先于庄子而逝，在《庄子·徐无鬼》中表现了庄子对墓中的惠子的怀念。
本篇表现了庄子无意于功名利禄的清高的品质。比起《逍遥游》中表现的虚无主义和追求绝对自由的人生观来，还是值得肯定的。
“紫箫吹散”活用弄玉与萧史的传说，劈头就写出夫妇的离散，也暗示原先的恩爱。“燕子”“空楼”用唐代张尚书后，姬人关盼盼怀念旧爱，居张氏第中燕子楼十余年而不嫁的故事，进一步说明自己同李氏间生死不渝的爱情一“空”字，尤能令人联想到苏轼《永遇乐》词“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的名句。紧接着连用三种象征：明月已缺，难以再圆；玉簪中断，无由再续；覆水入地，无法重收，喻说事情的无可挽回。自古视花好月圆为美满的象征，此时词人的内心世界中已是“璧月长亏”。“玉簪”句用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石上磨玉簪，玉簪欲从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诗里用“覆水”传说的如骆宾王《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情知覆水也难收”，又李白《妾薄命》：“雨落不上天，覆水难再收”。
诸作皆言弃妇事。以下接着写从书信中了解到李氏的心情。霞、雾一类辞，是唐宋诗词描写道家生活的常见语。殷勤的青鸟，捎来了李氏的信。以“碧云句”，即江淹诗“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拟休上人怨别诗》）。她诉说幽闭在道观里的凄寂难堪。虽作了女道士，可情缘难断，缠绵悱恻之辞，正似苏蕙织的回文锦字，又好比唐代宫女的红叶题诗，饱含多少幽怨；但现实无情，已是仙凡异路了。
下片写在悠悠隔绝的痛苦中，转而追怀往日恩爱。
记得彼此初见是在谷口园林的客栈，银屏掩映，低声笑语。而此时回想起来，仿佛是场美好的梦。情景冉冉如昨，醒来却是一片新愁。词情至此，低徊无已。紧接着忽然掀起高潮。词人说，难道此生就这样永远不能看见了吗？不，他要拿分收的半镜，去寻找出高价出售的人，也许有重圆的一日。这结笔二句，仍是用前一首“鸾鉴分收”的故事。不过，前面是取其破镜之意，这里却是用其重圆之义。徐德言与乐昌公主夫妻诀别，各执半镜，约她日后以正月望日卖镜于都市，冀可相见。后来果真被他言中。（见唐孟棨《本事诗·情感》）“皇州”即京都，原是故事里卖镜的地方，活用不必拘泥。两词原是一组，前说被镜之痛，后说重圆之愿。破镜重圆之一典故的反复再见，并非雷同的运用，而标志着词中悲剧历程的起点与终点。
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这首诗的首联表达了青年志士既要有“倚长剑于天外”的气概，更要有宽广的心胸。颔联以龙虎借喻,激励友人不要收藏才华等同痴虎，而要召唤风雷行云施雨，同时也在表达自已渴求用世的心愿。颈联表达了诗人不甘贫贱、积极向上、敢于向权贵挑战的气概。尾联表达诗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人为官的原则和气节。全诗以非凡的志操昂扬的气宇、奇伟的物象感情强烈，表达了作者积极争取任世之重的大志和坚持道义的高尚节操。
一二两句，挺劲洒落，振响入云。诗人表示，一个青年志士，要有“倚长剑于天外”的气概，像龙剑那样腾光于高寒的暮空之中；要有光明磊落的胸襟，把日月的光辉，深锁在自己的怀抱。
接着三、四两句用积极的比喻勉励友人，也借以表达他渴求用世的心愿。“莫藏牙爪同痴虎，好召风雷起卧龙”，他认为既是一只猛志常存的老虎，就应当展现虎威，而不要像痴虎那样自藏牙爪；既是有志乘时而起的卧龙，就应当早日召唤风雷，以求行云施雨使天下人受到润泽。虎失去牙爪，即无异于驯服的牛羊；龙离开风雷，即无以奋其神力。这几句都是借用比喻以言志述怀，诗人力求振奋的形象，跃然纸上。
五、六两句，诗人借用《史记·陈涉世家》中陈涉的话语和友人互相勉励，表示人贵有志，有了大志，方可以成大功立大业。王侯将相并不是世代相传的，力耕的佣工也有取得富贵的时候，这是早已被历史证明了的。历史上有许多英杰都是乘时而起，“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宁戚曾经是喂牛的农夫，韩信受过胯下之辱，诸葛亮、王猛等人都似布衣出任当世之务，风云际会，他们的成功就在于不失其时。诗人用陈胜、吴广起义时的言行自励，至少可以看出他对陈胜、吴广并不抱有歧视的态度，甚至是赞同这些在野的英杰发愤一时，以成就不朽的功勋。然而诗人对于出处的问题，是看得非常郑重的。
诗的末尾两句说，诗人一直以实现大道自期，所谓大道，就是原本六经“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于天下”的道理。出则可以济世泽民，不出也要以“宏材敏识、伟节高行，特立于一时”。因此在困穷之中不谋苟且进身，而遇有时机，则应力求为世所用。“须将大道为奇遇”，正是积极要求用世的心志的表现。“廊庙”，是指朝廷。遭逢奇遇，见用于朝廷，都必须得之以义。不义而取得富贵、而致身王侯将相，都是不足取的。作者鄙视那些“沉没于利欲之中”的学士大夫，他们有些人学为章句，以猎取功名；有些人钻营阿附，以图谋利禄。对于他们的龌龊行径，作者是非常痛愤的。作者始终有志于大道，虽经常处于寒饿之中，但“不干仕”“不应举”“不肯受人施惠”，这些正是“莫踏人间龌龊踪”的积极表现，作者的志节，是断非龌龊小生可与相比的。
全诗意气高昂，感情强烈，表达了作者积极争取任世之重的大志和坚持道义的高尚节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