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时作者为同时代的锦衣卫经历沈炼诗文集所作的一篇序言。文章始论沈炼的生平大节，次论沈炼诗文集的由来及写作主旨。论生平大节，盛称沈炼忧国忧民，敢于抗颜直谏，疏攻权臣，而获罪流徙塞外，“累然携妻子，出家塞上”，不以个人得失为怀，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以泄其怀”，感慨“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论其诗文主旨，指出其与诗骚同义，“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写至感情激越处，不禁一唱而三叹，感慨涕零之状如跃纸上，而呈现出强烈的效果。
茅坤的这篇序文以大量笔墨介绍了沈炼忧国忧民，敢于直谏的精神，对其悲惨遭遇，抒发了强烈的痛惜和激愤之情。文章的第一、二自然段，介绍了沈青霞生平。开篇直接点明他直言敢谏的高贵品质，“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宰执深疾之，方力构其罪。”“诋”是指责意，“构”是指虚构、捏造。这里一“诋”一“构”对比鲜明地写出了沈炼的磊落直言和严嵩的卑鄙下作。接下去介绍了沈炼被流放到边塞的情况。流放，对他来说，只是略有失意感。“累然”二字既形象又精炼地写出了他的心理变化。但当他痛心地看到蒙古鞑靼部俺答汗内侵;看到边帅不仅束手退避，还无辜杀戮百姓冒功请赏;看到百姓的痛苦，他气愤、苦闷、忧郁，“数呜咽欷歔”。上书谴责无望，只得以诗歌文章作为发泄积郁和讥刺时政的工具。据《明史·沈炼传》载：在边塞，沈炼颇受当地人的敬重，请他当老师，教习乡中子弟。他除了撰写诗文揭发边防黑幕，抨击时弊外，在教习之余，缚李林甫、秦桧及严嵩的模拟草人，聚弟子攒射。他还“踔骑居庸关口，南向戟手詈嵩，复痛哭乃归”。他措词激切的诗文使得“上下震恐”最终被严嵩父子构陷处斩。
文章第三、四自然段是对沈炼诗文价值的评论。从这一部分看，作者的着眼点不在于研究推敲文章词句是否工巧，而是突出沈炼的为人与他诗文创作的关系，评论其思想价值和作品的社会意义。这是和文章第一部分论叙他的人品统一的。“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首先，作者用反问句的形式肯定沈炼是一位正气磅礴的仁人志士，他的作品也和他的人品一样，正是秉承了古代有志之士的风格。作者以为，诗文没有必要都唱统一的歌功颂德的调，都说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话，完全可以有怨怼和讥刺，可以有激烈和愤恨，“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根据这种观点，在反问句之后，作者先引证了孔子删《诗》的原则：不以是否合于“中声”为标准。那些“忠臣、寡妇、幽人、怼士”的篇什“不可胜数”的被分别编入《诗经》的《大雅》和《小雅》之中。并具体地以出于怨恨的《小弁》篇和出于愤怒的《巷伯》篇为例，来说明孔子很注意那些内容有价值，能打动人心的作品。紧跟着，又以排比句的形式例举了屈原、伍子胥、贾谊、嵇康、刘蕡等人的文辞诗赋，他们的作品有怨恨、有激烈，有愤怒甚至过分，也都不合于“中声”，但都有其不同的存在价值。根据以上事实，顺理成章地证明了沈炼是古代有志之士的继续。他的作品激昂慷慨，“其文章劲健有气，诗亦郁勃磊落，肖其为人”(《四库提要》语)，具有发扬正气打击奸邪的作用，应当传之后世。茅坤和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人被称为明代的“唐宋派古文家”。强调文章和道的关系，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是“唐宋派”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此篇这个特点就很突出。作者对沈炼诗文推崇备至，实际上在于对其人格的推崇，由此可看出，茅坤首先注重的是诗文内容的倾向。
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对儒道的理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以此为据，他批评了道家舍仁义而空谈道德的“道德”观。他回顾了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义道德之说趋于混乱的历史，对儒道衰坏、佛老横行的现实深表忧虑。文章以上古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证，表彰了圣人及其开创的儒道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功绩，论证了儒家社会伦理学说的历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为对比，批评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的心性修养论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们对社会生产生活和纲常伦理的破坏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具体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韩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说:“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关于韩愈的“道统”说，《原道》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佛老,韩愈所要诛的“民”，也是士农工贾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原道》的指责显然是不合适的。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指责佛老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基于现实功利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
《原道》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隐隐地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藩镇。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揭示。他认为，韩愈在文章中屡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实包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忧，因为安史是“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汉人”。此说虽有理，似略显迂。相比之下，倒是蒋凡先生之说更为显明。《原道》中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藩镇割据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赋不入，这样的乱臣贼子，正在可诛之列。只是由于当时藩镇势力正炽，才不得已以曲笔加以诛伐《原道》之作，实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用心。
这首诗写的是在寂静的月夜思念家乡的感受。
诗的前两句，是写诗人在作客他乡的特定环境中一刹那间所产生的错觉。一个独处他乡的人，白天奔波忙碌，倒还能冲淡离愁，然而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心头就难免泛起阵阵思念故乡的波澜。何况是在月明之夜，更何况是月色如霜的秋夜。“疑是地上霜”中的“疑”字，生动地表达了诗人睡梦初醒，迷离恍惚中将照射在床前的清冷月光误作铺在地面的浓霜。而“霜”字用得更妙，既形容了月光的皎洁，又表达了季节的寒冷，还烘托出诗人飘泊他乡的孤寂凄凉之情。
诗的后两句，则是通过动作神态的刻画，深化思乡之情。“望”字照应了前句的“疑”字，表明诗人已从迷朦转为清醒，他翘首凝望着月亮，不禁想起，此刻他的故乡也正处在这轮明月的照耀下。于是自然引出了“低头思故乡”的结句。“低头”这一动作描画出诗人完全处于沉思之中。而“思”字又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那家乡的父老兄弟、亲朋好友，那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那逝去的年华与往事……无不在思念之中。一个“思”字所包涵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
明人胡应麟说：“太白诸绝句，信口而成，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者。”（《诗薮·内编》卷六）王世懋认为：“（绝句）盛唐惟青莲（李白）、龙标（王昌龄）二家诣极。李更自然，故居王上。”（《艺圃撷馀》）怎样才算“自然”，才是“无意于工而无不工”呢？这首《静夜思》就是个样榜。所以胡氏特地把它提出来，说是“妙绝古今”。
这首小诗，既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更没有精工华美的辞藻；它只是用叙述的语气，写远客思乡之情，然而它却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千百年来，如此广泛地吸引着读者。
一个作客他乡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白天倒还罢了，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思乡的情绪，就难免一阵阵地在心头泛起波澜；何况是月明之夜，更何况是明月如霜的秋夜！
月白霜清，是清秋夜景；以霜色形容月光，也是古典诗歌中所经常看到的。例如梁简文帝萧纲《玄圃纳凉》诗中就有“夜月似秋霜”之句；而稍早于李白的唐代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用“空里流霜不觉飞”来写空明澄澈的月光，给人以立体感，尤见构思之妙。可是这些都是作为一种修辞的手段而在诗中出现的。这诗的“疑是地上霜”，是叙述，而非摹形拟象的状物之辞，是诗人在特定环境中一刹那间所产生的错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呢？不难想象，这两句所描写的是客中深夜不能成眠、短梦初回的情景。这时庭院是寂寥的，透过窗户的皎洁月光射到床前，带来了冷森森的秋宵寒意。诗人朦胧地乍一望去，在迷离恍惚的心情中，真好象是地上铺了一层白皑皑的浓霜；可是再定神一看，四周围的环境告诉他，这不是霜痕而是月色。月色不免吸引着他抬头一看，一轮娟娟素魄正挂在窗前，秋夜的太空是如此的明净！这时，他完全清醒了。
秋月是分外光明的，然而它又是清冷的。对孤身远客来说，最容易触动旅思秋怀，使人感到客况萧条，年华易逝。凝望着月亮，也最容易使人产生遐想，想到故乡的一切，想到家里的亲人。想着，想着，头渐渐地低了下去，完全浸入于沉思之中。
从“疑”到“举头”，从“举头”到“低头”，形象地揭示了诗人内心活动，鲜明地勾勒出一幅生动形象的月夜思乡图。
短短四句诗，写得清新朴素，明白如话。它的内容是单纯的，但同时却又是丰富的。它是容易理解的，却又是体味不尽的。诗人所没有说的比他已经说出来的要多得多。它的构思是细致而深曲的，但却又是脱口吟成、浑然无迹的。从这里，读者不难领会到李白绝句的“自然”、“无意于工而无不工”的妙境。
此诗写于安史之乱陷落时候，杜甫被迫困居孤城。诗题“对雪”，却正是国仇家恨一起都来时候，对雪穷身，国事凋零，因为白描；非特因雪寄兴，也非仅仅自伤困顿。却是从一个个体遭遇的侧面，描写整个时局国势的困窘无奈状况。杜甫称为“诗史”，能将个人感遇融合到时局国事的大背景里，从忧身而到忧国，故诗境界深，格局大，意境远，气韵厚。所以此诗以“战哭多新鬼”起，以“数州消息断”结，很有电影剧本的剪辑特色，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历从细节和侧面，去反映整个大的时局战争的愁苦艰难状态。从此着眼，方是看此诗方法。
此诗一二句中“战哭多新鬼”，正暗点了这个使人伤痛的事实。房琯既败，收复长安暂时没有希望，不能不给诗人平添一层愁苦，又不能随便向人倾诉。所以上句用一“多”字，以见心情的沉重；下句“愁吟独老翁”，就用一“独”字，以见环境的险恶。
“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正面写出题目。先写黄昏时的乱云，次写旋风中乱转的急雪。这样就分出层次，显出题中那个“对”字，暗示诗人独坐斗室，反复愁吟，从乱云欲雪一直呆到急雪回风，满怀愁绪，仿佛和严寒的天气交织融化在一起了。
“瓢弃尊无绿，炉存火似红。”无绿可沽酒瓢便弃，拥炉求暖火只如红，很朴实近乎枯笔白描的写法，背后隐言困城无酒、求碳也稀的困窘境地。这大概是看杜诗的人所不愿意看到的。然而在描写大时局的背景下，对个人境遇最直白写实地手法，却正是以通过细节和个体写实来反应大时局大场面的一种最有力的手段。两句极见困城之物资匮乏，偷生之余生活的窘境。关于“似”字之疑，固有多解。但是其实这里就是说有炉而火不旺，火苗不起，只有一片红光罢了，不必更做他解。因为困顿，必思解救。然则作者所能寄盼的好消息全无来处，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最后又将个人感遇返还回战事时局的忧虑之中，完成了从一个片面描写、感叹史实全局的一个过程。
“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中诗人再归结到对于时局的忧念。至德元载（756年）至二载（757年），唐王朝和安禄山、史思明等的战争，在黄河中游一带地区进行，整个形势对唐军仍然不利。诗人陷身长安，前线战况和妻子弟妹的消息都无从获悉，所以说“数州消息断”，而以“愁坐正书空”结束全诗。这首诗表现了杜甫对国家和亲人的命运深切关怀而又无从着力的苦恼心情。
作者胸蓄大志，身怀书策，奔走长途，求取功名，意欲有一番作为。然而事与愿违，在屡遭碰壁和白眼后，只得黯然地返回故园。其心中的感慨悲愤，自非数语可尽，故此作采用了带过曲的形式。由〔骂玉郎〕、〔感皇恩〕、〔采茶歌〕三曲合成的“述怀”，恰如一支三部曲，分别述写了忆昔、感遇、反思的内容，奏出了失意士子心中的悲歌。
在表现手法上，这首曲有两个特点较为明显。
一是在遣词造句上，用了较多的典故与前人成句的含义，所谓“语出有据”，其实也就是在追求“辞雅”。除了注释中所提及的以外，如“尘生釜”，用《后汉书·范冉传》“釜中生尘范史云（范冉字史云）”语；“吞吴”用杜甫《八阵图》“遗恨失吞吴”；“并州”句用李白《少年行》“经过燕太子，结托并州儿”意；“暗投珠”，用《史记·邹阳传》“明月之珠，以暗投人于道路”等。这种舞文弄墨与曲的本色格格不入，却是文人作曲的普遍习惯。积渐下来，倒也造成了“文人曲”、“案头曲”的流派，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曲意的凝练雅饬。例如本篇中的“三匝乌，千里驹，中原鹿”，“常怀卞玉，敢引辛裾”，就不能说一无可取之处。
二是在意象的跨跃上比较自由，东鳞西爪，几乎有点近于现代的“意识流”。作品前三句叙述自己不因贫困而堕失壮志，四至六句即转写时光流逝、群雄争展骥足的外界形势，七、八句述出失意还乡的事实，九至十三句又表陈自己一旦得官遂志的假设，接下去则以六句诉说当下“羞归去”的感想。结尾“欲赋生来惊人语，必须苦下死工夫”的接入更奇，既似自勉，又似自嘲，总之是宣泄心中的不平之气。这样的写法可以理解为作者的思绪万千，意到笔随；不过平心而言，更多的则是体现着倚声填词硬性凑泊的影响。词、曲都有形式决定内容的一面，〔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句密韵促，恰恰迎合了作者在浮想联翩中“述怀”的需要。
上述两个特点本身都不能作为优点提倡，然而本曲结合自身经历痛诉肺腑，在元散曲述怀题材中不失为激愤之作，所以将它作为这一类型的一则代表而予以选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