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壤歌是一首淳朴的民谣。据《帝王世纪》记载:“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这位八九十岁的老人所歌的歌词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击壤歌》。
这首民谣描绘的是在上古尧时代的太平盛世,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太阳出来就开始干活,太阳落下就回家休息,开凿井泉就有水饮,耕种田地就有饭吃……这反映了农耕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劳动人民自食其力的生活的真实写照。
对于这首歌谣的最后一句,“帝力于我何有哉”,“帝力”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指“帝王的力量”,也就是说,人们的自给自足、衣食无忧的生活是靠自己的劳动得来的,而君王对此并没有什么作用,歌者反问:帝王的力量对我来说又有什么作用呢?当然,如此闲适安康的生活,并不是真的与帝王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因此也有评论云:“能使民安其作息、饮食即帝力也。得末句翻空一宕,调便流逸。”另一种解释是把“帝力”解释为“天帝的力量”,从而突出了此歌谣反对“天命论”的色彩,歌者感叹:老天爷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呢?
不管持哪一种解释,这首民歌的主题都是赞颂劳动,藐视“帝力”。
《击壤歌》也许是中国歌曲之祖。清人沈德潜《古诗源》注释说:“帝尧以前,近于荒渺。虽有《皇娥》、《白帝》二歌,系王嘉伪撰,其事近诬。故以《击壤歌》为始。”
唐末诗人林宽有这样两句诗:“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皆解诗。”(《歌风台》)古往今来,却有不少能解诗的英雄,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自从东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一出,菊花就和孤标傲世的高士、隐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几乎成了封建文人孤高绝俗精神的一种象征。黄巢的菊花诗,却完全脱离了同类作品的窠臼,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风格。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飒飒秋风卷地而来,满院菊花瑟瑟飘摇。
第一句写满院菊花在飒飒秋风中开放。“西风”点明时节,逗起下句;“满园”极言菊花之多;说“栽”而不说“开”,是避免与末句重韵,同时“栽”字本身也给人以一种挺立劲拔之感。写菊花迎风霜开放,以显示其劲节,这在文人咏菊诗也不难见到;但“满园栽”却显然不同于文人诗中的菊花形象。无论是表现“孤标傲世”之情,“孤高绝俗”之态或“孤孑无伴”之感,往往脱离不了一个“孤”字。黄巢的诗独说“满园栽”,是因为在他心目中,菊花是劳苦大众的象征,与“孤”字无缘。菊花迎风霜开放,固然显出它的生命力,但时值寒秋,“蕊寒香冷蝶难来”,却是极大的憾事,在飒飒的秋风中,菊花似乎带着寒意,散发着幽冷细微的芳香,不像在风和日丽的春天开放的百花,浓香竟发,因此蝴蝶也就难得飞来采掇菊花的幽芳了。在旧文人的笔下,这个事实通常总是引起两种感情,孤芳自赏或怀才不遇。作者的感情有别于此,在他看来,“蕊寒香冷”是因为菊花开放在寒冷的季节,他自不免为菊花的开不逢时而惋惜、而不平。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有朝一日,我要当了春神,我将安排菊花和桃花同在春天盛开。后两句正是作者感情自然的发展,作者想象自己有朝一日做了司春之神,就要让菊花和桃花一起在春天里开放。这一充满强烈浪漫主义激情的想象,集中的表达了作者宏伟的抱负。诗中的菊花,是当时社会上千千万万处于底层劳动人民的化身,作者既赞赏他们迎风霜而开放的顽强生命力,又深深为他们所处的环境,所遭遇命运的而愤激不平,立志要彻底加以改变。所谓为“青帝”,不妨看作是建立农民政权的施政纲领,作者想象到了那一天,广大劳苦大众都能生活在温暖的春天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体现了农民朴素的平等观念,因为在作者看来,菊花和桃花同为百花之一,理应享受同等的待遇,菊花独处寒秋,蕊寒香冷,实在是天公极大的不公。因此他决心要让菊花和桃花一样享受春天的温暖。不妨认为,这是诗化了的农民平等思想。
这里还有一个靠谁来改变命运的问题。是祈求天公的同情与怜悯,而是“我为青帝”,取而代之?其间存在着做命运的奴隶和做命运的主人的区别。诗的作者说:“我为青帝。”这豪迈的语言,正体现了农民阶级领袖人物推翻旧政权的豪迈意志和信心,而这一点,也正是一切封建文人所不能超越的铁门槛。
这首诗所抒写的思想感情是非常豪壮的,它表现了一位胸怀大志者的本色,但它并不流于粗豪,仍不失含蕴。这是因为诗中成功的运用了比兴手法,而比兴本身又融合着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与理解的缘故。
首句写自己的装束。腰垂锦带,显示出衣饰的华美和身份的尊贵,与第三句“关西将家子”相应;佩吴钩(一种吴地出产的弯刀),表现出意态的勇武英俊。杜诗有“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之句,可见佩带吴钩在当时是一种显示少年英武风姿的时髦装束。寥寥两笔,就将一位华贵英武的“关西将家子”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了。
第二句“走马曾防玉塞秋”,进一步交代自己的战斗经历。北方游牧民族每到秋高马肥的季节,常进扰边境,需要预加防卫,称为“防秋”。玉塞,指玉门关。这句是说自己曾经参加过防秋玉塞、驰驱沙场的战斗行动。和上句以“锦带”、“吴钩”显示全体一样,这里是举玉塞防秋以概括丰富的战斗经历。
不过,诗意的重点并不在图形写貌,自叙经历,而是抒写感慨。这正是三、四两句所要表达的内容。“莫笑关西将家子,只将诗思入凉州。”关西,指函谷关以西。古代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李益是姑臧(今甘肃武威,亦即凉州)人,所以自称“关西将家子”。表面上看,这两句诗语调轻松洒脱,似乎带有一种风流自赏的意味。但如果深入一层,结合诗人所处的时代、诗人的理想抱负和其他作品来体味,就不难发现,在这潇洒轻松的语调中正含有无可奈何的苦涩和深沉的感慨。
写慷慨悲凉的诗歌,决非李益这们“关西将家子”的本愿。他的《塞下曲》说:“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象班超等人那样,立功边塞,这才是他平生的夙愿和人生理想。当立功献捷的宏愿化为苍凉悲慨的诗思,回到自己熟悉的凉州城时,作者心中翻动着的恐怕只能是壮志不遂的悲哀吧。如果说:“莫笑”二字当中还多少含有自我解嘲的意味,那么,“只将”二字便纯然是壮志不遂的深沉感慨了。作为一首自题小像赠友人的小诗,三、四两句所要表达的,正是一种“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式的感情。
这当然不意味着李益不欣赏自己的边塞之吟,也不排斥在“只将诗思入凉州”的诗句中多少含有自赏的意味。但那自赏之中分明蕴含着无可奈何的苦涩。潇洒轻松与悲慨苦涩的矛盾统一,正是这首诗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它耐人寻味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