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首诗，都是写秦嘉奉役离乡，想与妻子留别，但妻子因病不能回来相见。本来，奉役远别，已是令人感伤之事，又不能与爱妻留别，那更是悲上生悲，因此作诗三首以表达对妻子的依依惜别，苦苦思念之情。
第一首诗歌以议论开头，首先大发对人生的感慨：“人生譬朝露……欢会常苦晚。”诗本应该靠形象思维，此四句却为逻辑思维，这样写一般是容易破坏诗情的，然而这里不仅没有，反而增强了此诗的艺术效果。究其原因，是议论中带着强烈的情感，字字浸血，深切感人，情感的氛围被这四句话造得浓浓的，呈现出直抒胸怀式的议论。而且四句话从大的范围高度概括了人生的短暂和艰辛，使全诗提到一个重要高度来认识诗人和妻子的不能面别之事，给全诗造成一种高格境界。诗歌由虚到实，由议论到叙事，紧接着就将自己未能和妻子面别的前后经过叙写出来。自己要“奉时役”，要和自己的妻子相距一天天遥远，遣车想让妻子回来面别，谁知妻子竟不能回来，看到妻子捎来的信，心情凄怆，“临食不能饭”，痴坐空室，长夜不眠。这段叙述不事假借，不用比兴，只是敷陈其事，但由于叙事中处处含情，字字有情韵，情深意浓。另外由于在叙事时能选取有特征的事物，如写车子的“空往复空还”，看信时的“情凄怆”，临食时的“不能饭”，空房中无人“劝勉”，直至心怀，潸然泪下，不抒情而情自溢于言外。
第二首起笔突兀，以向皇灵发问，一下子将情感推向高峰。人在悲伤的时候，常常要埋怨苍天和神灵。屈原放逐，作《天问》篇，一口气向苍天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为什么。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中，也呼喊“天不仁兮降离乱，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秦嘉在这首诗中开头就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既然“皇灵无私亲，为善荷天禄”，那为什么“伤我与尔身，少小罹茕独”，为什么“既得结大义，欢乐苦不足”，作者忿忿不平的心情一下子达到高峰，给全诗定下情感的基调。下面稍作收煞，用和缓的语气，如泣如诉，表达离别之情。或通过比喻：“河广无舟梁，道近隔丘陆。”表示这一去不管道路远近，中间都有种种阻拦，使他和妻子难得相见。或寓情于景：“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感觉到当时高山像起了愁云一样，连深谷中也像发起一阵悲风，以此造成凄清的气氛。或寓情于物，说好马也不听使唤了，车在途中不肯前进。种种主观感受，使周围的一切都染上了依依惜别的感情色彩。后四句直抒胸怀，又使情感激起一个高潮。“针药可屡进”，而连续不断的愁思是难以忍受的，然后表示自己对爱情的坚贞不渝。从而使全诗的惜别之情得到与前面一致的表现，形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
第三首一开头就造足了起程的气氛。室外，车夫已经赶到，车铃声响起。并用叠字“肃肃”“锵锵”来形容赶车的速度，扬和铃的声音，有匆匆欲行之感。室内却是另一番情景：诗人束带整装，准备起程，再回过头看空房，只能在想像中依稀见到妻子的容貌和形体，在这奉役远行之时，不能与妻子面别，诗人起坐不宁，室内室外，情形不同，但都统一于“起程”，使起程的气氛造得浓浓的。诗人还用赠礼表达对妻子的深情厚意。宝钗、明镜、芳香、素琴都是秦嘉临行前留赠妻子的。秦嘉在《重报妻书》有云：“间得此镜，既明且好，形观文彩，世所希有，意甚爱之。故以相与，并致宝钗一双，价值千金，龙虎组履一绷，好香四种各一斤。素琴一张，常所自弹也。明镜可以鉴形，宝钗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去秽，麝香可以辟恶气，素琴可以娱耳。”可见这四样东西之珍贵。由于珍贵，自然表达了作者的一片心意。然而作者仍然感叹《诗经·木瓜》中应当拿更好的东西报答对方，自谦地认为：妻子过去赠给自己的东西很珍贵，很多，自己赠给妻子的东西仍然显得很少，很不值钱，因此不能报答妻子对自己的深恩，但可贵的是可以用它来表达自己的一点心意。惟其珍贵却自谦，才更显出诗人的爱是无私的，是极其深厚的。这种一层深似一层的表现方式，又比《诗经·木瓜》篇更胜一筹，得到了更为理想的艺术效果。
这是写贵公子彻夜饮宴作乐的诗。虽未直接描述“沉湎长夜狎饮”，但通过“袅袅沉水烟”、“腰围玉带玲”，是能让人想象出作乐场面之盛，时间之长来的。全诗仅仅二十个字，似乎刚开了个头，就结束了，但李贺写诗的思路是变化莫测的，诗无定格，句亦无定式，这首诗仅仅是侧面烘托，轻轻一点，便戛然而止。
李贺此诗有意捕捉这“夜阑乐罢的最后一镜头”，通篇仅作含蓄的静态描写，而此前的纵酒豪饮等种种行乐情事，也就尽在不言之中了。诗中的那位贵公子醉眼朦胧，稍带倦态，然而神志尚且清晰，正满意地感触着周边事物的声音、色彩、香氲和质料，仿佛他所有的感官一时都充分地扩张开来。“袅袅沉水烟”一句写视觉和嗅觉，“乌啼夜阑景”写听觉和视觉，“曲沼芙蓉波”写视觉和听觉，“腰围白玉冷”乃写视觉和触觉。综观全诗，作品呈现出由多种微妙感觉纠葛构成的奇特意象。这四句诗涉及到了四种感觉。李贺诗歌内频繁出现的感觉语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芳、香、馨等表现嗅觉和湿、冷、寒等属于触觉的字眼。嗅觉、触觉是日常生活中最为原始的感觉。通过对这些最为原始因而也是最为根本的感觉的尖锐化，李贺实现了对日常生活感觉的超越。
通过诗歌来实现对平凡生活的超越，触及了李贺创作的一处要害。以“唐诸王孙”的名分而论，李贺自视为“贵公子”原无可挑剔，问题是身为没落的贵族，不可能得到社会的普遍尊敬和丰厚的物质待遇。李贺的潜愿既不为现实所容，只能通过诗笔想象在幻境中得到宣泄。《夜饮朝眠曲》、《梁台古意》一类歌诗，肆力绘写五光十色的贵胄游宴生活，这里面弥漫着恣纵行乐的气息，既无道义的约束又无理性的调节，唯能感受到醉生梦死和欲望的尽情流淌。这首《贵公子夜阑曲》，更是无一处理语，任由人类本初就有的“原始感觉”在诗中游走，李贺的心思多少应了那句“ 我感故我在”。然而，虚幻的总归虚幻，理想与现实云泥之别只能倍增李贺的痛苦，让他在生活的无奈中越陷越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