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的上片写与苏轼半年多的相处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及苏轼有恩德于民、深受民众爱戴的情况。下片写饯别宴会上的愁闷情状，和别后不忍独游的原因。此词结构整饬，属对工稳，脉络清晰，文气畅通。
“来时吴会犹残暑，去日武林春已暮。”二句字面上虽然只交待了时间、地点和人物事件，但从我“来时”演绎到君“去日”，已经透写出二人密切的交往和深厚的友情了。紧接着词人便破题点出，“欲知遗爱感人深，洒泪多于江上雨”。思人之至而酒泪，固已深切，以“江上雨”喻泪，尤觉缠绵，泪如雨，只是比喻了泪之多，而江上之雨，更是汇入江流，连绵不绝。因此，以“江上雨”喻泪，不仅形象地表现了流泪之多，还暗示着泪是可以流尽的，内心的思念却可如钱塘江水永远流不尽。并且，这种思念是无法截断的，任何强作宽慰和超脱只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
往事已去，来日方远，还是注目于执盏话别的此时此地，过片笔锋一转“欢情未举眉先聚，别酒多斟君莫诉。”在一片伤离的气氛中，双方都想轻松一下，不要过分悲苦，但是，长亭的氛围毕竟死死地笼罩住词人的心灵，故尔“欢情未举”，又皱起了眉头，陷入那离别的无尽思绪中去了。往日谈笑风生的宴席上，如今是默默对斟，两人都沉浸在依依的别情之中。轻松的谈不出，沉重的不愿谈，“君莫诉”三字便是这种情形的绝妙写照。末二句一笔宕开，代别后设想：“从今宁忍看西湖，抬眼尽成肠断处。”西湖畔的山水楼台，是二位友人时常欢聚的地方，朋友离去，这里再也不会有赏心乐事了。良辰美景，盖为嘉宾而设；物是人非，只能空惹啼痕。昔日欢游的踪迹，遍布于湖边的一草一木，因此哪怕是微小的景致，都会带上特殊的感情。一个“尽”字，既正写了肠断之恨，又暗写了往日的友情之深，不管“抬眼”望何处，都会勾起物是人非的深切思念。
在这首词里，词人从昔日相处，写到今日送别，再写到别后“宁忍看西湖"的心理活动，感情脉络十分清楚。结语更给读者留下了不尽的回味和想象。整首词所表达的别情，确实缠绵曲折，感人至深。
此词为春行纪游之作，词人采用幻想的镜头，描写神游“桃花源”的情景，反映了他出世、入世交相冲撞的人生观，表现了他对污浊的现实社会的不满以及不愿媚世求荣、与世同流合污的品德。据此看来，此词大约写于词人被贬谪时期。
开头一句，词人采用比兴手法，热情赞美瑶草（仙草）像碧玉一般可爱，使词作一开始就能给人一种美好的印象，激起人们的兴味，把读者不知不觉地引进作品的艺术境界中去。从第二句开始，则用倒叙的手法，逐层描写神仙世界的美丽景象。
“春入武陵溪”，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这里，词人巧妙地使用了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典故。陶渊明描写这种子虚乌有的理想国度，表现他对现实社会的不满。黄庭坚用这个典故，其用意不言自明。这三句写词人春天来到“桃花源”，那里溪水淙淙，到处盛开着桃花，树枝上的黄鹂不停地唱着婉转悦耳的歌。
“我欲穿花寻路”三句，写词人想穿过桃花源的花丛，一直走向飘浮白云的山顶，一吐胸中浩然之气，化作虹霓。这里，词人又进一步曲折含蓄地表现对现实的不满，幻想能找到一个可以自由施展才能的理想世界。
然而“只恐花深里，红露湿人衣”两句，曲折地表现他对纷乱人世的厌倦但又不甘心离去的矛盾。词人采用比喻和象征手法很富有令人咀嚼不尽的诗味。
“红露湿人衣”一句，是从王维诗句“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山中》）脱化而来，黄庭坚把“空翠”换成“红露”，化用前人诗句，天衣无缝，浑然一体。
下片继写作者孤芳自赏、不同凡俗的思想。词人以丰富的想象，用“坐玉石、倚玉枕、拂金徽（弹瑶琴）”表现他的志行高洁、与众不同。“谪仙何处？无人伴我白螺杯”两句，表面上是说李白不在了，无人陪他饮酒，言外之意，是说他缺乏知音，感到异常寂寞。他不以时人为知音，反而以古人为知音，曲折地表达出他对现实的不满。
“我为灵芝仙草”两句，表白他到此探索的真意。“仙草”即开头的“瑶草”，“朱唇丹脸”指第三句“溪上桃花”。苏轼咏黄州定惠院海棠诗云：“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花容美艳，大抵略同，故这里也可用以说桃花。这两句是比喻和象征的语言，用意如李白《拟古十二首》之四所谓“耻掇世上艳，所贵心之珍”。“长啸亦何为”意谓不必去为得不到功名利禄而忧愁叹息。
这首词中的主人公形象，高华超逸而又不落尘俗，似非食人间烟火者。词人以静穆平和、俯仰自得而又颇具仙风道骨的风格，把自然界的溪山描写得无一点尘俗气，其实是要想象世界中构筑一个自得其乐的世外境界，自己陶醉、流连于其中，并以此与充满权诈机心的现实社会抗争，忘却尘世的纷纷扰扰。
罗隐是晚唐道家学者，这首“牡丹”诗，也牵涉到道家故事。据《酉阳杂俎》载：相传韩愈之侄孙韩湘，学道成仙后，曾劝韩愈也弃官学道，韩愈不肯，韩湘曾于初冬，令牡丹花开数色，预言韩愈未来之事，后皆应验，使韩愈为之震惊。罗隐这首《牡丹》诗，似取乎此。
“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这里的“东风”即“春风”。“绛罗”，本指绛色丝绸，此处喻牡丹的花瓣。“高卷”，指花盛开时高高挺出花瓣翻卷着的形象。“不胜春”，即无比的春色，无比的美丽。这两句是说它好像和东风有着特别的关系，东风一来，它便以绛色丝绸样颜色的花辫，翻卷着高高的开在枝杈的顶端。它妩媚的姿容呈现在人们的眼前，真是无比的美丽！
“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这里的“解语”，指会说话。“倾国”，指美女。来自《汉书·孝武李夫人传》：“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后便用“倾国倾城”形容极美丽的女子，更用它代替极美丽的女子。这两句以拟人化手法写花情动人。前一句说，牡丹要是能说话，果真是“牡丹仙子”，那简直是倾国倾城的美人了；下句更进一层说，就算牡丹无情，不能成为美人，就凭它的美丽的芳姿艳质也够人倾心喜爱了。
“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这两句中“芍药”、“芙蓉”均为花名。“君”、“芳尘”皆指牡丹。芍药素有小牡丹之称，若牡丹在群芳中为第一，则芍药为第二。故世谓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或以为花之副也。故这两句说，芍药虽也花大而美，但比之于牡丹，芍药也只是牡丹的亲近侍奉。至于生于水中，出污泥而不染的芙蓉花，虽也端庄素雅，若比之于牡丹就逊色多了，所以，它哪里敢和牡丹比美呢？但它不论生在什么地方，也躲不开和牡丹花的比较。
“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秾华过此身。”这里的“韩令”，即韩愈。“秾华”，繁盛的花朵，此处指韩湘当年劝韩愈弃官学道的牡丹花上的诗谶。“此身”，即此生。罗隐好作谶语，这两句是以韩湘的诗谶为韩令可惜。意思说，韩愈虽然在人世上功成名立，但终未脱俗超凡，成为仙人。辜负了韩湘用牡丹花的诗谶的规劝，度过了这样一生，予以惋惜。
罗隐的咏物诗有个特点，就是在咏物的同时，有所寄托。这首《牡丹》诗在前三联中，写了牡丹的体态特征，而在最后两句，则以“卒章显其志”的笔法，把自己的感慨和寄托表达出来。前三联写牡丹超凡脱俗，尽管孤芳自赏，但那种傲岸冷峻的姿态，却更加动人，让人钦佩。这正象征了诗人的人格精神。诗人用这么多笔墨写牡丹，其真正用意是为末联作铺垫。末联从牡丹写到人的思想感情和寄托，以对韩令惋惜。正显了诗人不愿为名利趋炎附势，降低人格，从而辜负了大好时光的高洁品格。
这首词词人从想象出发，满怀深情地描绘了南归故里的友人严绳孙的生活场景，从藕荡垂钓、五湖泛舟，到执笔挥墨、烹茶品茗，无不彰显着友人的隐逸生活，描绘出友人怡然自得、自在陶然的情态。
上阕开首一句，言荪友过着隐逸高致的生活，桥边垂钓，五湖泛舟，自在陶然之极。“埋”字表现出欣于垂钓，陶然忘机的沉醉情形，让人生出无限向往之心。“西”、“东”二字，分明有着苏东坡“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潇洒飘逸，不禁令人歆羡。“五湖”作为诗歌套语，有归隐不仕的之意，词人用五湖诗词意象，苎萝指向西施，湖指向范蠡，归隐的意思就这样表达出来了。此处明写地点，暗述隐逸情怀，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接下是“笔床茶灶太从容”，典出《新唐书·陆龟蒙传》，龟蒙不喜欢与世俗之流交往，便人家登门造访他也不肯相见，行总会带着书籍、茶灶、笔床、钓具。此言友人或执笔写写画画，烹茶品茗，容自乐。这种徜徉山水、从容度日的方式，是自来遁迹山林者所乐的境界。
夏日的藕荡桥边，绿水青青，河柳依依，湖面上荷叶亭亭玉立，你坐在湖畔，执一竿钓竿，沉醉于湖底鱼群的自由之态。偶尔抬头，苎萝山就从西边出现，回首，又看见太湖在东边流淌。于是，你执笔研磨，描画江山绿水、飞鸟香荷，更有旁边茶炉白烟袅袅、清香四溢。
这种从容度日、归隐山林的方式，如此的闲适超脱。上片由景入笔，又以景写人，很好地刻画了荪友的山水性情，也透露出容若对荪友这种潇洒悠闲生活的赞赏和向往。
下片“况有短墙银杏雨，更兼高阁玉兰风”二句继续承袭上片的闲适之意。“短墙银杏”、“高阁玉兰”有了“雨”和“风”，显得更加动人。“况有”和“更兼”二词更是把这种怡然自得的闲适情怀表露无遗。末句“画眉闲了画芙蓉”。“眉”在这里历来注解引用的是“张敞画眉”的典故，“芙蓉”当做“荷花”解，意指荪友家庭生活和谐，夫妻和美。其实“芙蓉”指无锡的“芙蓉湖”，意指闲暇之余游逛芙蓉湖，寄情山水，妙哉妙哉，更能照应前面的“藕荡桥边埋钓筒，苎萝西去五湖东”的意境，矮墙边的银杏树，在雨水的滋润下，娇俏可爱地招摇着；书架上的玉兰花也散发出清新芳香，这样闲适而美好的日子，笑看她的容颜，执画笔轻扫蛾眉，然后一起泛舟湖上。
纵览全词，词人采用了对写法，且全篇皆为想象之语，此种写法便显得更为深透，更好地表达出词人对南归友人的思念之情。画眉闲了画芙蓉桥边垂钓，五湖泛舟，纵情山水自得陶然之趣;寄情笔墨，烹茶品茗，身无旁骛平添从容之乐。一想那矮墙内银杏在雨中摇曳，高阁上玉兰在风中弥香，人生的恬淡、志趣的高远皆尽于此。更得佳人相伴，笔墨闲情之外平添画眉之乐，足以让人心神向往。
中唐诗人戎昱这首《咏史》，题又作《和蕃》，最早见于晚唐范摅的笔记小说《云溪友议》“和戎讽”条。据说，唐宪宗召集大臣廷议边塞政策，大臣们多持和亲之论。于是唐宪宗背诵了戎昱这首《咏史》，并说：“此人若在，便与朗州刺史。”还笑着说：“魏绛（春秋时晋国大夫，力主和戎）之功，何其懦也！”大臣们领会圣意，就不再提和亲了。这则轶闻美谈，足以说明这首诗的流传，主要由于它的议论尖锐，讽刺辛辣。
这是一首借古讽今的政治讽刺诗。唐代从安史乱后。朝政紊乱，国力削弱，藩镇割据，边患十分严重，而朝廷一味求和，使边境各族人民备罹祸害。所以诗人对朝廷执行屈辱的和亲政策，视为国耻，痛心疾首。这首讽喻诗，写得激愤痛切，直截了当，一针见血。
在中唐，咏汉讽唐这类以古讽今手法已属习见，点明“汉家”，等于直斥唐朝。所以首联是开门见山，直截说和亲乃是有唐历史上最为拙劣的政策。实际上是把国家的安危托付给妇女。三联更鞭辟入里，透彻揭露和亲的实质就是妄图将女色乞取国家的安全。诗人愤激地用一个“岂”字，把和亲的荒谬和可耻，暴露无遗。末联以斩钉截铁的严峻态度责问：是谁制订执行这种政策？这种人难道算得辅佐皇帝的忠臣吗？诗人以历史的名义提出责问，使诗意更为严峻深广，更加发人思索。此诗无情揭露和亲政策，愤激指责朝廷执政，而主旨却在讽谕皇帝作出英明决策和任用贤臣。从这个角度看，这首诗虽然尖锐辛辣，仍不免稍用曲笔，为皇帝留点面子。
对于历史上和亲政策的是非得失要作具体分析，诗人极力反对的是以屈辱的和亲条件以图苟安于一时。由于“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一联，击中了时政的要害，遂成为时人传诵的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