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贾岛《三月晦赠刘评事》诗云：“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命意新奇，女词人朱淑真因其意而用之于词，构思更奇。
词的起句便奇突。风光通常只能用秀丽、迷人写来形容，与“紧急”搭配很是奇特。留春之意已引而未发。紧补一句“三月俄三十”，此意则跃然纸上。这两句属于倒置，比贾诗从月日说起，尤觉用笔跳脱。
一般写春暮，止到三月，点出“三十（日）”，更见暮春之“暮”。日子写得如此具体，读来却不板滞，盖一句之中，已具加倍之法。而用一“俄”字渲染紧急气氛，比贾句用“正当”二字，更有生气。在三月三十日这个临界的日子里，春天就要消逝了。“拟欲留连计无及”，一方面把春天设想为远行者，另一方面又俨有送行者在焉，“拟欲留连”者究竟是谁？似是作者自谓，观下句则又似是“绿野”了。暮春时节，红瘦绿肥，树木含烟，花草滴露，都似为无计留春而感伤呢。写景的同时，又把自然景物人格化了。上两句与下两句，一催一留，大有“方留恋处，兰舟催发”的意趣，而先写紧催，后写苦留，尤觉词情叠宕。
上片已构成一个“送别”的局面。催的催得“紧急”，留的“留连无计”，只好抓紧时机作临别赠言罢。
故过片即云“倩谁寄语春宵”。上片写惜春却未露一个“春”字，此处以“春宵”出之，乃是因为这才是春光的最后一霎，点睛点得恰是地方。春宵渐行渐远，需要一个称职的使者追及传语的。“倩谁”？——“城关画鼓轻敲”，此句似写春宵这境，同时也就是一个使者在自告奋勇。读来饶有意味，隐含比兴手法。唐宋时城楼定时击鼓，为城坊门启闭之节，日击二次：五更三筹击后，听人行。昼漏尽击后，禁人行。叫做“咚咚鼓”。鼓声为时光之友伴，请它传语甚妙。“敲”上着一“轻”字，便带有微妙的感情色彩，恰是“缱绻”软语的态度。“临歧”二字把“送别”的构思表现得更加明显。最末一句即“临歧嘱咐”的“缱绻”的情话：“来年早到梅梢。”不道眼前惜别之情，而说来年请早，言轻意重，耐人寻味。“早到梅梢”尤为妙笔生花之语。盖百花迎春，以凌寒独放的梅花为最早，谓“早到梅梢”，似嫌梅花开的还不够早，盼归急切，更见惜春感情的强烈。把春回的概念，具象化为早梅之开放，又创出极美的诗歌意象，使全词意境大大生色。整个下片和贾岛诗相比，实在是别开生面，更有异彩。
贾岛诗只是诗人自己寄语朋友，明表惜春之意。而此词却通篇不见有人，全用比兴手法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的送别场面：时间是三月三十日，行者是春天，送行愁泣是“绿野”，催发者为“风光”，寄语之信使为“画鼓”，……俨然是大自然导演的一出戏剧。而作者本人惜春之意，即充溢于字里行间，读之尤觉妙趣横生。
全词歌颂戍边将帅的英雄业绩和以苦为乐的乐观主义精神，词句豪迈雄浑，有气概。
开首“云雷天堑”三句，显示边塞的雄伟。词以兰州古城险固处落笔，“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凭借水气如云，水势如雷的黄河天堑，再加之金城汤池的古城，一句藩古城更显稳固。“劳屯绣错”三句，“绣错”出自《战国策。秦策》“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米聚”出于《东观汉记》中马援劝光武伐隗嚣，“聚米为山川地势，上曰，虏在吾目中矣”；“百二秦关”语见《史记·高祖本纪》。三个典故形象地描绘边疆战场的场面，并表达边疆战士守卫雄关的自豪感情。“鏖战血犹殷”以下五句，描写激战后的战场萧杀的扬面，但词人巧辟蹊径，不写两军对峙的正面交锋，而是渲染战后特有的气氛。“鏖战血犹殷”战守之惨烈历历在目，可以想见，战后沙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更可见到的是战场烟云惨渗的天空，食血肉的烈雕盘旋，贪馋地注视遍地尸骨。而“楼头晓月”虽异常明亮，但它那弯弯的如玉弓般地形状提醒着人们虽鏖战已结束，边塞已寂静，而敌人的进攻时刻会打响。这五句写大动荡后的静景，但静中有动，表现边关的战争状态。
下片赞颂守边将帅的功绩。“看看”二句，词语平常而气势不同。“定远西还”中的定远指东汉定远候班超出使西域。既歌颂定远候的功绩又暗赞张太尉守边的功绩。“有元戎”两句，引用两个典故。“元戎阃命”，《史记》载冯唐在汉文帝前替云中守魏尚辩解时说，古代帝王委将军以重任，将行，“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阃指门坎”，意指份内份外。“上将斋坛”也出于《史记》，曰：“萧何荐韩信于刘帮，须拜为大将，言：”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用此二典故，一则说明边疆将帅责任之重，二则以魏尚和韩信力赞张太尉超群绝伦的将帅之才。“这脱昼空”三句。“区脱”匈奴语，指边疆哨所，此指西夏营垒。“兜零”，代指烽火。这三句以具体的边疆平安无事的场事，称述张太尉守城敌不敢侵的功绩。”吹笛“三句，”吹笛“用杜牧”戍楼吹笛虎牙闲“诗句形容将士的悠闲自得的场面。羌笛悠悠，歌舞升平，觥筹交错间显出边疆的安宁。”招取英灵“二句，欢快安宁的场面不由使人想起为守卫边陲血洒疆场的战士，于是以祭奠烈士英灵，赞颂烈士的丰功伟绩，又寄托无限哀恶，并流露出将士们的千古英名将永远与贺兰山同存的乐观精神作为词的结尾。
写景物，赞叹了军营的雄伟，军旅的豪壮；写战场，不见刀光剑影，但见战后英姿；写将帅，不言将帅英豪，而言可比魏韩；写激情，虽有举杯同庆，又有凛然豪情。全词一气贯通，铮铮有力，更显雄豪风格。
“玉垒高桐拂玉绳，上含非雾下含冰。”主要描绘桐树的俊拔和坚毅的品性。梧桐的生长环境是恶劣的，它的枝叶为云气所缭绕，它的脚下是冰雪。梧桐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一种与凤凰相连的佳木，诗人在描写中刻意渲染一种悲凉的氛围。山名用“玉垒”，玉石高洁出尘，已有一种坚硬的感觉；桐称“高桐”，本身也有一种悲剧气质。
“枉教紫凤无栖处，斫作秋琴弹坏陵。”感叹高桐白白长得高大，最后被人斫作秋琴去弹《坏陵》古曲。栖息于树上的鸟是那传说中最洁净的凤凰，而诗人特意选择“紫凤”一词加以美饰，色彩上更加鲜明；琴说是“秋琴”，也是在着意突出一种寒凉之意。
诗人朦胧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感情，使得这首七绝在艺术上细美忧约，具有抑郁的情调和忧伤美。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