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谓古代最早的一首抒发亡国之恨的抒情诗,作者就是勾践的妻子,越国战败后沦为吴国奴婢,境遇悲惨,更加显得字字血泪,发人深思。
其历史背景是: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但被越国击败,阖闾也伤重身亡。两年后阖闾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被押送到吴国做奴隶,勾践忍辱负重伺候吴王三年后,夫差才对他消除戒心并把他送回越国。
这首诗的可取之处有三:
一是运用了比拟手法,将入侵的敌军比作凶恶的猛禽,以猛禽的种种动作比喻占领军横征暴敛,肆意掠夺的狂妄气焰,十分贴切形象。
二是尽情抒发了作为国王和王后亡国,并沦为人臣奴婢的极度悲愤,和对故国家乡的无尽思念,读来催人泪下。
三是作品的思想性。作者在诗中反复诘问自己何罪之有,到死也想不通一个相夫教子的妇道人家无辜受累的道理。数千年来,亡国奴的境遇都是极为凄惨的,无论是尊贵国王还是不参与政事的王后王妃,形同砧板之肉,集人宰割,甚至成为敌国宴席上名副其实的美餐。这种株连无辜的史实司空见惯,毫无争辩余地,似乎无需深思。而勾践夫人却质问苍天自己何罪之有?为何无辜遭到天谴?为何被逼离乡背井,无辜受尽人间苦难?作者的反复诘问反映出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难能可贵。南唐后主李煜写过很多抒发亡国之恨的名篇词作,汉末女学者蔡文姬也有过类似经历,她的《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都未显示出勾践夫人如此朦胧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弱女子,即使是贵为王后,对于历史的急剧变化,终究是无能为力的,也不可能提出更为深刻的思想体系,但是勾践夫人的历史悲哀是数千年来亡国女人的悲剧缩影,千古悲愤,呼唤千年,不失为一种超越时代的意识,震撼心灵的控诉。
这首诗反映了北宋田家生活的痛苦。1040年(康定元年)六月,为了防御西夏,宋仁宗匆匆忙忙地下诏征集乡兵,加强戒备。而官吏们借此胡作非为,致使人民未遭外患,先遇内殃,上下愁怨,情景凄惨。田家的语言,浅显通俗,共二十四句,每四句写一件事,层层进逼,所述被逼租、遭水蝗灾害、征为弓兵、遭鞭扑、卖牛、饥饿等,都饱含血泪,令人惨不忍睹。诗的构思和立意,都直接继承了杜甫的“三吏”、“三别”,焕发着现实主义的光芒。
开头四句是说,谁讲田家快乐呢?春天的租税,到秋天还未能交足。地保、里长敲打我家的门,正没早没晚地催迫交税呢。这四句写租税的繁重,田家感叹春税到秋都未能交完,而催促又急,痛苦可知。次四句写在水灾、蝗灾的侵袭下,秋收难有指望。盛夏五、六月,内涝成灾,白水比住房还高,豆类、谷类都受到严重的灾害。作者此时在河南襄城县做县令,这里靠近许昌,池临汝河。河水涨时,河岸里面即就形成内涝;河中之水常常高过堤岸下的人家居屋。这四句写灾祸频仍,因而田家处境更加悲惨。接着“前月诏书来”以下八句,是诉说除了租税剥夺和天灾威胁之外,兵役又带来严重的灾难。就在1040年夏天,西夏攻宋,朝廷增置河北、河东、京东西诸路弓手,襄城地处京西路,之前朝廷诏书下来登记人口,三丁抽一壮丁(“三丁籍一壮”,即指三丁抽一),强迫人民操持弓箭。当时州里又下了公文,严紧地催迫,老吏拿着鞭子和敲朴,到乡下来搜索,连老年和幼年,也都在抽兵之列。幸免于役的,只有跛子和瞎子。这八句写官吏变本加厉地为非作歹,抽丁太滥,造成田家都无壮丁在室,情况倍加凄惨。
下面“田闾敢怨嗟”以后八句,写在兵役、租税、水灾等灾难的煎逼下,田家生活艰难,欲诉无门,走投无路。诗中先写:面临重重追迫,田家哪敢怨嗟,只有父子相持悲哭。种田地哪还再有指望,为了买下弓箭,只好把牛犊卖掉。次写淫雨不止,天意愁怨,锅子里、罐子里连稀粥都装不上了。瞎子和跛子都没有劳动力,不能耕种,死亡只在早晚之间了。这八句总写人祸、天灾给田家带来的苦难。以上各节,全是田家自诉之语。是诗的第一部分。
结尾四句,是作者听了田家语所兴的感慨。也是诗的第二部分。“我闻诚所惭,徒尔叨君禄。却咏归去来,刈薪向深谷。”作者是地方官,听完田家悲酸的诉说,感到内心的惭愧。他自己身为县令,徒然受到从人民身上剥夺来的官俸的供养,却不能为人民解除忧患,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只好吟诵《归去来辞》,学陶渊明弃官归田,回到深山幽谷,砍伐薪柴,自食其力。全诗朴质无华,感情深厚。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作者为诗,正是继承了这样的光辉传统。作者论诗以平淡自励,力挽北宋初期西昆体所形成的华而不实的诗风,对于转移诗坛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唐代诗人韦应物《寄李儋元锡》诗说:“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作者这首诗的结尾四句,和韦诗同样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