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是一首对金国灭亡的挽歌，全诗正视金朝灭亡是不会死灰复燃，再回顾开国皇帝们的神功圣德,大定、明昌两朝的太平盛世，如今走到尽头。倾吐了亡国忠臣的绝望与无可奈何的哀伤，真切动人。
“暗中人事忽推迁，坐守寒灰望复燃。”首联抒写诗人听到国亡君死的消息时的绝望与哀痛。天旋地转，世事推迁，金国灭亡了。起句破空而来，表现了金国灭亡消息传来的突然和诗人听到这个消息时的猝然无措，震惊不已。对于金国的灭亡，诗人虽然早有预感，但是他又不甘心也不忍心承认这个事实。虽然“沧海忽惊龙穴露”，但是诗人“广寒犹想凤笙归”（《出都二首》）。而现在“灰土已寒宁复燃”（《过蜀鹿城与赵尚宾谈山阳旧事》）。希望成灰，徒唤奈何，这第二句表达了诗人对金国灭亡的绝望与悲恸。
“已恨太官馀曲饼，争望汉水入胶船。”颔联紧承上联，借用典故，抒写了诗人对金国灭亡的无限憾恨，对金哀宗的沉痛悲悼。诗人用此典，上句说金哀宗在围城中粮尽食绝，下句写金哀宗国亡身殒。已痛惜蔡州城的太仓中只剩下几张为国君充饥的曲饼，怎忍心再让汉水淹没了天子的胶船，“已恨”，写出了诗人对金哀宗当时困境的无限憾恨，“争望”则是痛上加痛，进一步写出了对金哀宗之死的痛苦悲伤。此联连用两典，极为工巧，犹如己出。一写金哀宗蔡州粮绝，一写金哀宗自缢身死，这都是当时的实际事件，是实事；诗人以“太官曲饼”“汉水胶船”两典来表现这两件事，切人（亡国之君），切事（粮绝、国亡），使实事与用典达到了难以区分的地步。二是浑化无痕。诗用“已恨”“争望”这两个表现诗人主观情感的词，连接两个典故，使得典事之问衔接紧密，自然、明快，不着痕迹。三是含蕴深厚。两个典故，典中有情，把诗人对金国的灭亡，金哀宗的身死的无限恨憾、悲悼，表现得情思绵远，凝炼蕴藉，较之明出直抒，具有一种含蓄深沉的震撼力、感染力。四是典意反用。用典“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严有翼《艺苑雌黄》）前者如“太官曲饼”，后者如“汉水胶船”。“汉水胶船”，本意表现周昭王失德，人民憎恶，有意陷其于死地，诗人此处反其意而用之，对金哀宗的死表现了十分的遗憾。
“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颈联宕开一笔，回忆金朝全盛时期的景况。大金开国之初，君王圣德神功，臣下效忠用命，奏牍连连，政务繁忙，一派欣欣向荣气象；大定、明昌两朝五十年，君为尧舜，“群臣守职，家给人足，仓库有余”（《金史·世宗纪赞》），国势鼎盛。“神功圣德”，夸赞极致；“大定明昌”，如数家珍。从此可以看出诗人对金国的昌盛时期的怀念、留恋、神往。但是，“三千牍”，国亡君丧，牍奏何人；“五十年”，匆匆一瞬，华年不再。当此国亡君死之际，回忆当年昌盛，诗人胸中涌动的除了怀念留恋之外，更多的是遗憾痛苦的心潮。
“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衰泪洒吴天。”尾联，思绪顿束，回归眼前，总括全诗，表达诗人极度的哀痛绝望。不忍言“尽”，而“今日”确已“尽”，起死无术，回天乏力，“无可奈何花落去”，只有“空将”悲痛之泪洒向苍天了。诗人悲到极点，痛到极度，全诗哀伤苦痛的感情达到了顶巅。
该诗表达了极度哀伤的情感，是典型的亡国之音。诗人把亡国的悲哀，丧君的伤痛，表现得开合跌宕，波推浪涌。开篇，突兀而起，国亡君死，复兴无望，痛在天塌地陷，如雷击顶；颔联稍作舒缓，细叙金哀宗粮绝之苦，覆舟之悲，痛在如泣如诉间的痛定思痛，痛彻心骨；颈联于神驰思扬间，回忆金朝的全盛时期。而把“神功圣德”“五十年”的繁盛放在这亡国之音中，今昔殊异，盛亡相对，人事已非，诗人之痛则在鲜明的对比中，更显得感慨深沉。尾联诗人之痛则更加深沉，不见呼天抢地，但蕴蓄心中的沉痛则如波之峰巅，浪之涌端，无以复加。
首联写崇让宅荒凉景象。崇让宅有过繁华的、令诗人感到无限温馨的过去。这里有亭台池榭、桃竹荷花的美丽景色，更有水亭月幌、夫妇联袂吟诗的亲切记忆。而今重来旧地，但见重门紧锁，青苔掩地，如同废宅，往日热闹的回廊楼阁，由于空寂无人，显得特别深远。诗人不但用密、掩、深、迥等字重叠渲染，着意表现荒寂凄凉之感，而且在联末缀以“此徘徊”三字，传达一种寻寻觅觅、恍恍惚惚、若有所失的情绪。往日的繁华温馨与今日的凄凉冷落的强烈对照在诗人心中引起的感喟，也统于无语徘徊中包蕴。
颔联写室外景象。月亮朦胧含晕，预示明天又是风天；庭花怯于夜露，犹此瑟缩未开。“花未开”，切题内“正月”。花与月这两种通常以恬美明丽之感的景物，如今都笼罩着一层朦胧黯淡、凄寒惨淡的色调，表现出诗人“风露花月，不堪愁对”的心态。“先知”、“尚此”二语，尤见作意，暗透出畏惧风寒而风寒频仍、盼望温煦而温煦迟迟的凄寒心理。这种心理与其悲剧性与诗人一直穷愁潦倒，生计艰辛的遭遇有潜在的联系。
颈联由室外而室内，选择两种最能显示宅室空寂荒凉的事物——蝙蝠与老鼠，写它们的动态，以及诗人的反应。蝙蝠飞旋，掠动门帘上端的横沿（帘旌）；老鼠窜走，翻动窗檐下的丝网。这一片空寂荒凉中不见阳光的蝙、鼠的动态，反过来更衬出了宅室的荒寂。诗人栖宿如此空寂的室内，既思虑万千，又心存怵惕，在沉思默想中听到蝙、鼠的声响，不觉惊疑怔惧，更加辗转难寐。“小”字形容心中微微一怔，措词极有分寸。一“惊”、一“猜”，连下两个动词，体物精细入微。这两句以动写静，因为如果在风雨喧嚣的不宁静的夜里，是不会觉察出“蝙拂帘旌”、“鼠翻窗网”这样微细的声响的。而夜愈是寂静，愈是感到寂寞孤独，愈是加深加重对亡妻的忆念，因而才“展转”、“惊猜”，终夜不能成眠。
尾联由“惊猜”进入恍惚的状态。在黯淡朦胧的环境中，诗人的精神状态更加恍惚迷幻。衾枕之间，竟似还残存着妻子的一缕余香，宛然伊人犹在，遂情不此禁地与“余香”共语，并在不知不觉中轻声唱起《起夜来》的歌声。《乐府解题》：“《起夜来》，其辞意犹念畴昔思君之来也。”是妻子思念丈夫之辞。此诗不说此己忆念妻子，却说亡妻思念此己，这样从对方来说，其言更加沉痛，更见出作者的忆念之深沉，思情之惨苦。
这首诗的前三联写崇让宅荒凉景象和诗人极清寂的心情，在悼亡妻子的同时，又隐约透露崇让宅兴衰荒败的时世交故之痛。尾联将极端痛苦的感情化为绮罗香泽的欢喜，写出了恍惚迷离的精神状态，以痴情写悲痛，更觉凄惨。情节上层层推进，环环相生，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全诗从白天到夜晚，由门外到宅内，再到室中，通过种种环境的层层描写，衬托出诗人悼念妻子的悲痛心情和复杂的内心活动。整首诗歌神韵凄婉，迷离冷清，情景交织，富有意境。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