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张元康孝顺父母，义无反顾。开头两句反意点化运用唐代王维《渭城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诗句，扣题写当前别情，非常深厚的父子别情。这不仅点明了“省亲”的缘由，而且点明了“省亲”的走向。君去的地方正是经过秦川再往西走的“阳关”。言辞双关，情意绵绵。第三、四句写张氏孝顺父母，义无反顾，即是用“白马”，“皂貂”等贵重物品厚待，留也“留不住”。“回首处”，想象中自己与对方分手后的景物，凤翔城将看不见了，所能见到的是“天霖雾”，所能留下的是天际的空旷，对词人的思念，颇有人去城空的孤寂感、悲伤感。
下片写想象中张元康到达家前后的情景。第一句写到达家时出现的第一个镜头：繁华的故都长安已是落英缤纷，暮春届至。第二句写到达家时出现的第二个镜头：“长安花似雨”，而故关的杨柳刚刚花絮飞舞，春光明媚。第三句写到达家时出现的第三个镜头：“渐见”众多兵士带着“靴刀”，像迎接高官，列在道路的两旁，以隆重的礼仪迎接。这三个镜头一叠印，恰好成为张元康省亲美好的大背景，于是立刻推出第四个镜头，即张氏到家后，出现如“风流膝上王文度”似的或泪流满面，或相对无言的镜头。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张氏父子那种天伦之乐趣感动众乡亲的场面。这是不同寻常的父子关系，而且集典型化了的中国传统人伦美的血统关系。与开头对照，叫人喊出“一曲《阳关》情几许”的动人心音。
全词，以人物行为为结构线，把友情与亲情编织成为一曲“西出阳关有故人”之颂歌。尤其下片的几个镜头极为迷人：“长安花似雨”，“故关杨柳初飞絮”，“靴刀迎夹路”，“风流膝上王文度”。这里充分揭示了人世间最为珍贵的是真善美；乡情、友情和亲情比什么都重要的这一朴素的真理。
词的上片，一开头先展现出堂宇的一片清凉明丽的夏日景象：雕盘中升腾缭绕着的霭霭烟香，堂上陈置着冬日储存的天然冰块，满屋清香扑鼻，又时感浑身清凉。爽凉舒适的环境，为下文妙丽“红妆”的出场，做好了铺垫；同时也为“主人情重”的盛意，进行了渲染。下面“腻玉圆搓素颈，藕丝嫩，新织仙裳。”淋漓尽致地描绘了歌女“啭春莺”的外貌美。而“歌声罢”三句，则极写歌声的馀音回荡，显出灵动悄恍之美。你看，当歌声停歇之后，人们才如梦初醒般看到月光已从静寂的屋檐下爬了进来，因为歌声太迷人了，听得也太专注了，所以忘记了时间的飞逝。不仅如此，那悠扬美妙的歌声馀音，似乎还在人们耳边飘荡回旋不止呢!这是暗用了《列子·汤问》“曹娥善歌”的故事寓意：“昔曹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馀音绕梁，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词借此典故，夸张地表现了啭春莺的歌声极强的感染力，有如曹娥的“馀音绕梁”，给人以无限想象的馀地，说明歌女不仅外貌美而其歌声更美。
下片转向了作者对绝代佳人的惊讶和赞叹。“人间，何处有？”像啭春莺这样美貌而绝伦的歌手，人间无处去找那些司空见惯的女伶，实在是寻常。“坐中狂客，恼乱愁肠”，作者不禁为之心绪缭乱，“狂”态百出，不知如何是好了。蓦然间，“报道金钗坠也。”歌女一声尖叫，作者的视线也立即随着她的手伸向地面去捡拾金钗——一只纤长细嫩的手臂煞时从舞袖中袒露出来：十指尖尖，如春笋初发，愈加可爱无比。这个突发的小插曲，却骤然增添了歌女的另一层美丽，启示人们对她整体部位美的想象和思索，意味无穷。于是，词情便顺利地转向了虚处的渲染和烘托：“亲曾见，全胜宋玉，想象赋《高唐》。”意谓：宋玉在其《高唐赋》中塑造的巫峡妙丽神女，是出自他的艺术想象，现实中并不存在；而我自己这番亲眼所见，却无与伦比，她的美，远远超过了宋玉笔下的神女。这段话，是作者的自言自语，一如痴人痴话，任其倾慕思恋之情，全从心底款款流出。在感慨万千中，将无穷思绪引向无边无际的时空之中。美人不多见，也难能再相遇，作者此时似乎还交织着一种怅然若失的人生感受，遗憾不已。
这是苏轼一首显著的婉约词，写得灵动逼真，意趣盎然。这首词虽然也受到柳永词的影响——如“腻玉圆搓素颈”，全用柳永《昼夜乐》。然而从词的整体艺术格调来说，它感情纯真丽自然，与柳永词的华丽浓艳不同，而有所超越。
诗作前部分叙写古人事迹，以之为衬托表明自己坚决辞职隐居的意志与行为。诗作后部分写自己返家行程中的景象及感想。诗中抒发了去官还家、获得解脱的愉悦心情。诗中写景不多，却极为清丽动人。
一至十句自述隐居丘园之志。
先对几位古人加以评价：西汉的彭宣、薛广德、贡禹虽有高名，但只能说是优于贪婪奔竞之徒，还说不上是懂得养生缮性。彭宣和薛广德，班固《汉书》对他们评价颇高，称其“近于知耻”（《汉书·叙传》）；谢灵运却说他们“裁知耻”而已，并不十分推崇。贡禹曾为河南县令，因受上司责备，便辞官而去。后又出仕，元帝时为光禄大夫，以年迈求退，为皇帝所挽留，进为御史大夫。诗人认为他并未能遗弃荣华富贵。评论古人只是陪衬，目的是表明自己的志向不仅是不贪竞而已，而且要做到“达生”。《庄子》有《达生》篇，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认为人之性分有定，不可勉强致力于性分之外的事。
篇中又说欲存生养性，莫如弃世而无所牵累。诗人正以此种思想作为隐退的精神支柱。其具体的打算，则是“庐园当栖岩，卑位代躬耕”。《山居赋》云：“古巢居穴处曰岩栖，传说古代隐士也有过此种原始生活者。但诗人毕竟做不到这样，故有所变通，以田园当作岩栖。他也不能真的耕稼自给，故欲学习古代一些达士的做法，安于卑位，以薄俸为生生之资。他说自己拙于仕宦，讷于言辞，故欲选择这样的生活道路，不过以往行迹尚未能与此种生活理想相一致。这可说是诗人对往昔生活的一个总结。
十一至二十句写去职。
先举周任、司马相如、尚子、邴生以自比。诗人说自己在种种方面都类似于上举那些淡泊明志的古人。自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至景平元年（423年），实得十八年，说“二十载”是约略言之。二十年来做违心的事，心情是悒郁的；而今终于摆脱了送往迎来等等俗务，其快意可知。
二十一句至三十二句写初去郡途中的所见所感。
“理棹”以下四句写其水陆行程。为早日还家，乃疾速行舟。遄、鹜二字表现出心情之急迫。“理棹”二句已兼写水陆，“溯溪”二句又写水涉山行，但不觉累赘，因读者可由此充分想象其行进的画面，感受到行程的漫长辛苦。“野旷”二句是写景名句，景中其实有情。清旷无际的风景正与诗人心境相应。久被絷牵，一朝脱去，自感到无限的开朗、轻快，故触目皆成佳趣。
“憩石”二句写山林小憩情景，暗用《楚辞》典故：《九歌·山鬼》：“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又《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熟悉典故的读者可于言外获得一种清幽芳洁之感。“理棹”四句写疾速前行，途程漫漫，“野旷”四句写赏玩风物，途中小憩，形成情绪和内在节奏的对比；而其心情之急迫与愉悦，都得到了表现。由愉悦的心情、悠然的意绪，进而引发出一番情理相融的议论：高尚之志战胜了富贵之欲，胸襟旷然，则臞者可肥；以止水为鉴，则流荡不返者将归于宁静清明。（二句用《韩非子·喻老》和《庄子·德充符》典故）心灵获得了自由宁静，则即使处于纷乱奔竞之世，也等于是归真返璞，回到了伏羲、唐尧时代，可以无拘无束、怡然自得了。传说尧时百姓无事，有老者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诗人用此典故，似有“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靰”（韩愈《山石》）之慨，且使人隐约感到他与当权者关系之不和谐。
谢灵运去郡之志是坚定的。当时其堂弟谢晦等人都写信劝他不要离职，他执意不从。不过他并非一贯恬退之人。《宋书》本传说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其出为永嘉太守，正是与当权者矛盾的结果。他之去郡，乃是一种不合作态度的表现。明乎此，对于此诗的理解便可更深入一层了。
全词共分三段。第一段，首韵直接入题，以占尽一丘一壑的风流自我形象，领起全篇。下一韵，以茅屋上“松月桂云”，和山上下清泉脉脉的优美风景，具体写占尽这一丘一壑的美景者的风流意态。以下以“寻思前事”退过一层，转写以前入仕的错误，印证今日生活的正确，遥领下文。作者把错误用两个意思来表达，一是此间猿鹤为他的离去而悲鸣烦恼；二是功名本是邓禹那样少年得志者的事。这两个表达，一正一反，反借山间猿鹤来表明自己本性合居于山中，正借邓禹辈人的得志，表明功名之事本不属于自己。“终须是”一语，内藏自己多少努力都以失望的感慨。
第二段明接上段起韵，暗接“前事错”，专言今朝心情的愉快和伸展。起言独自饮酒放歌，仰观天上鹰飞，俯视水中鱼跃，颇有“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自由舒畅，鹰与鱼的行迹，虽可能来自于现实的观察，但归根到底是作者心灵自由的幻象。“西风黄菊”一句点明作词的时间，也营造出一种近似于当年陶渊明归隐的生活氛围。作者以“喷薄”写菊花香气，生新脆硬，足见豪情。以下突然转入惆怅的感受中，借用前人诗句，写他对一位曾经约定同游江海、而今不见踪迹的“佳人”即知音的盼望。这位他的想象中像屈原那样身佩芳香饰物的佳人，即使真有所指，也更像作者所创造出的自我精神的化身。而“日暮云合”一词，虽是借词于前人，却能“夺胎换骨”，表达自己作为一个老人时间无多时的特有的精神感受。“入江海”一句，以倒装句式，不仅无碍于押韵，而且显示出一种拗折的风味。
第三段揭明主旨，言自己虽然落魄失志，但不求闻达，甘心笑傲林泉，以退为乐。写得极有气势和风骨，显示出一个不免于精神不平的人，对于出处大节的看重。作者先以“遇合”一韵，从第二段所述的意路上转回，轻轻逗出政治失意的牢骚。但马上以“莫”字，压住要倾发壮志才华不为人知的愠怒。此处虽然借用孔子击磬求知的典故，但作者的傲岸显然远过于孔子。下句仍借用典故，表达自己笑傲泉林，不以穷达为怀的精神风采，说明自己不以退处为忧为耻，而觉得其中自有乐处。这就回应开篇“风流占却”一语，使包孕丰富的慢词长调获得了圆满的结构。
《鱼藻》，《诗经·小雅·鱼藻之什》的一篇。为先秦时代华夏族诗歌。全诗三章，每章四句。这首诗赞颂武岂饮酒的平和安乐，有颂古讽今之意。《毛诗序》以为“刺幽岂也。言万物失其性，岂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故君子思古之武岂焉”，显然是以用为意，于诗本文无稽。
诵读诗文，朴实中寓新奇，无论是语言技巧还是结构方式甚或是总体风格都与民谣相近，陈子展以为“全篇以问答为之，自问自答，口讲指画，颇似民谣风格”（《诗经直解》），可谓贴切之论。以此反观诗原文，那种根植于民间的新鲜活泼和摇曳多姿的诗风在雅诗中独显风韵。
全诗共分三章，每章四句。每章前两句以“鱼在在藻”起兴，出语奇崛。一句四字而“在”字两见，颇具特点，对它的理解是正确诠释全诗的关键。若以冬烘之论视之，以为是凑足音节之举，不但在用法上显得笨拙，而且不合《诗经》语体。吴闿生《诗义会通》将“鱼在在藻”释为“鱼何在，在乎藻”，这样两个“在”字实为自问自答，全诗节奏以此为基调，欢快跳跃，收放有致。
三章中每章第二句对鱼的形态描写，酷似现代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依于其蒲”则是鱼在藻中摇头摆尾，得其所需的全景式展示。三章并提，由特写至全景，构成了一组极具情节性和象征意味的鱼藻情趣图。而诗的每章后两句则是写岂，“岂在在镐”、“饮酒乐岂”，形式上只是语序颠倒，实则暗含活动顺序和因果。春秋时代，酒是富足后的奢侈品，因而也是欢乐的象征。若无“岂乐”的心绪则不会去“饮酒”。而在酒过三巡之后，那欢乐的气氛在酒香弥漫中显得更为浓烈。宴饮之景、欢乐之情跃然纸上。第三章的“有那其居”既是对大岂居所的无限赞叹，也是对前两章因果关系上的照应。从视觉效果上看，也正是点和面、局部和全景的关系，与观鱼的空间转换一致，这样整首诗比兴和铺排和谐无间，浑然一体。
通观全诗，“鱼”和“岂”，“藻”和“镐”在意象和结构上严格对应，起兴之意昭然。但若止于此，则了无新意。先贤以为此诗“以在藻依蒲为鱼之得所，兴武岂之时民亦得所”（郑笺）。虽然武岂之说无以确证，但此说为读者揭示了鱼藻的另一层映射关系。诗人歌咏鱼得其所之乐，实则借喻百姓安居乐业的和谐气氛。正是有了这一层借喻关系，全诗在欢快热烈的语言中充分展现了君民同乐的主题。因此，从形式和内容结合的完美程度来考察，这首诗在雅诗中是较优秀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