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长调是作者读了一则《邵康节遗事》有所感兴而写的。邵雍,字尧夫,谥康节,是北宋哲学家,对易理研究很深,居洛阳四十余年,遗事很多。这则遗事是说在他临终的时候,听见窗外有人说话,惊问是在说什么? 并且说,我以为是幽州光复了呢! 声细如缕,不多时就去世了。作者对这则遗事感到的是什么?看来核心是“我道复了幽州”。幽州是中国的古十二州之一,历代所指区域虽有些变化,多数是指京兆(今北京周围)冀北一带。在北宋后期常为辽所占据。邵雍是北宋人,临死前还对这些失地有所关怀。王夫之曾在桂林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隐居石船山不出,但他作为明遗民对明朝的灭亡兴复还是十分关心的。而当时情况,大局已定,恢复无望,所以他在词中也没有寄托多大希望,只是表达了感叹和怀恋之情而已。
词的开头三句:“流水平桥,一声杜宇,早怕洛阳春暮。”既是以写景兴起,也兼及邵康节当时的情况。杜宇是鸟名,据《成都记》记载: 杜宇本是古蜀帝的名字,又号望帝;死后其魂化为鸟,名杜鹃,亦曰子规,啼声凄哀,常借喻凄怆景象。王夫之并不是洛阳人,这里为什么要提洛阳呢?这就是因为邵雍当时居洛阳,这里就暗喻小序中的邵康节遗事; 又据《闻见录》: 洛阳旧无杜鹃,邵康节行天津桥,忽闻杜鹃声,曰: 不及十年其有江南人以文字乱天下者乎?这些故实亦可转用。以下承接两句:“杨柳梧桐,旧梦了无寻处。”前句借喻春秋,是说过了多少春秋,旧梦是无处可寻了。这旧梦是什么?这里有邵康节的梦幻,也有作者的梦想;也就是遗事中那句话的真实涵义。“春午醉、日转花梢,甚夜阑、风吹芳树。到更残、月落两峰,泠然蝴蝶忘归路”一大段四长句,极写作者“有感”的怅望之情。时间采用了日午、黄昏、深夜三个节序,前三句连用了中间带逗的句式,归结于蝴蝶迷梦的怅惘意境,笔法上极尽迭宕、迷惘、缠绵之致。“泠然”,《庄子·逍遥游》:“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有潇洒凄清之意。这里的“蝴蝶”也可以庄周的蝴蝶梦解,与前句旧梦相呼应,意境较好。上片可以分为这三个段落来读,表达了由邵康节遗事结合眼前的景色,触发作者的情怀。
下片则将思路更扩展到霄汉,延伸到古典中去,以寻求对所关心问题的解答。但这是枉然的,没有人可以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下半阕也可以分三段来读。前三句作一段: “关心一丝别挂,欲挽银河水,仙槎遥渡。”第一句是语意双关的句子,既指邵康节弥留时丝之一息,尚牵挂幽州光复的情况; 也指作者耿耿关怀故明是否有可能光复的思绪。而这正是作者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欲挽银河水”,见杜甫《洗兵马》诗:“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张元干《石州慢》: “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即要击退金兵,收复中原之意。李处全《水调歌头》亦有“胡尘未扫,指挥壮士挽天河”之句。联系序中收复幽州之语,则此处亦有收复中原之意。“仙槎”是个故实。“槎”就是木筏或竹筏。张华《博物志》载有人乘槎直上天河,见到牛郎织女的故事。此处谓词人在收复中原后乘仙槎去寻访故主。亦有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之意。此处亦似有击楫中流,挥师北伐之意。第二段则进一步说,这种愁绪是长远的,而且如同迷蒙的烟雾一样,看不到尽头。“任老眼、月窟幽寻,更无人、花前低诉。” “月窟”即月宫,挚虞《思游赋》:“扰蟾兔于月窟兮,诘姮娥于蓐收”,“蓐收”神仙名。就是用昏花的老眼,到月宫的幽静处寻遍,也找不到你所要寻求的人来向你诉说。最后一段以低沉的句子“君知否、雁字云沉,难写伤心句”作结,是说,即使让会写字传书的鸿雁从云中落下来,它也无法替你写出传递这种伤心的书信。情绪是悲痛的,但郁悒中也蕴藉着洒脱,也是“哀而不伤”的。
对于这首词,叶恭绰在其《广箧中词》评云“缠绵往复,忠原之遗”,确是表达出作者独创的境界。况周颐也在《蕙风词话》中论述过:“世讥明词纤靡伤格,未为允协之论。明词专家少,粗浅芜率之失多,诚不足当宋元之续,唯是纤靡伤格……偻指不过数家,何至为全体诟病。洎乎晚季,夏节愍、陈忠裕、彭茗斋、王姜斋(即王夫之)诸贤,含婀娜于刚健,有风骚之遗则,庶几纤靡者之药石矣。”这一段议论还是比较公正的。象王夫之这首词绝无纤靡之感,确具沉郁刚健,有风骚之遗音。
诗人王维在亭子里等待、迎接贵宾,轻舸在湖上悠然驶来。宾主围坐临湖亭开怀畅饮,窗外就是一片盛开的莲花。诗歌将美景、鲜花、醇酒和闲情巧妙地融于一体,在自然中寄深意,与质朴中见情趣,娟秀飘逸的意境,令人陶醉。
此诗颇同《山居秋瞑》“竹喧”“莲动”之意。然“竹喧”“莲动”是从他人着笔,而此诗则是自我抒怀。与“上客”挚友相约湖上一游,良辰、美景、高朋,人生之快哉莫过如此。诗中最为精彩处乃最后一句,此本为唐诗小绝句之惯例,喜以收束处点缀二三意象,以达言尽无穷之效。技法众人皆,唯如何遣词造句则有凡圣之异。“四面”显景色之开阔以见心境之敞亮。芙蓉之嫣然,映衬游客之欢颜。诗人轻松欢快之情韵传播于辞章,使小诗亦随之简明单纯,无甚深意揣摩,只以清新自然得一时之欢然欣悦。
此类风调甚似孟襄阳之作,世以“王孟”并称,即多着意于此。襄阳思虑单纯,酣然以乐,无幽思而多甜美。心田得此滋润,无须深意仍能回味萦怀。稍有不同处,襄阳乐之欢畅,故而兴高而采烈。摩诘思虑深沉,难得有此闲淡。因此心性,而淡然以欢并无神采飞扬之色。襄阳亦是“开轩面场圃”,但末尾仍不忘叮咛“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可见其兴致之高昂。而摩诘只一“四面芙蓉开”,点到为止,幽喜意俱在无言之中。
《传是楼记》是“记”的变体,名为“记”,实则为“论”,“传是楼”只不过是“论题”而已。
文章以阐明建楼藏书的意义为重点,先述藏书楼的兴建、藏书规模;然后说明楼名的由来;继而阐明传书的意义,指出主人不以“土田财货”、“金玉珍玩鼎彝尊斝、“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传子孙,唯以藏书相传,目的在于使后世继承先辈之志,不同流俗。作者指出藏书、守书、读书之难,而善读者“沿流以溯源”、“明体以适用”,确有所得最为重要。其后,恰如其分地点出楼主的人品,赞扬其得“读书之益”,以书传子孙,不同凡响。全文紧扣主题,层层深入,结构严谨自然,语言简练,中肯切要,不失“气体浩瀚,疏通畅达”之文风。
全文一共分为五段。
第一段用叙事的手法首先记叙了大藏书家徐健庵藏书之丰——建了七间楼房,造了七十二个橱子,经史子集若干万册,分类置放,井然有序。然后借徐健庵之口道出了读书的重要性:徐家先世,本来身家清白,靠读书应试起家;相形之下,有些做父祖辈的,或传之土地家产,或传之宝贵文物,或传之娱乐场所、娱乐工具,而他们的后代未必能世世代代富下去,未必珍爱这些宝物,未必能享受这些娱乐。有鉴于此,决定将这些书传给子孙们。“所传者唯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这就是“传是楼”名之由来。至此,文章的论题已定。楼主人四处索要“楼记”类文章,“问记于琬”,于是,作者便展开了议论。
第二段提出中心论点并从反面进行论证。一开头就将文章从徐缓的平地推向了突兀的高峰:“甚矣,书之多厄也!”这句话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是一个警句。紧扣“书之多厄”,作者援引汉朝以降,历代皇帝用官家的钱重金买书,名公贵卿用大量财物换书,或亲自动手或请人帮忙进行抄写誊录,然而不久就遭故散失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道出了“藏书之难”。这是一个衬垫。作者顺水推舟,提出了文章的中心论点:“藏书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紧接着,从反面进行论证:藏书不能守书,同不藏书没有什么两样,守住了而不能读,同守不住也没有什么两样,即使读了而如果嘴上说的是一套而实际行的又是另一套,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不一致,采了花而忘了果,那就是用记诵之学去骗骗众人而欺世盗名的人了,这同不读书也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论据是理论论据,是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
第三段从正面用史实论证。“古之善读者”是用“始乎博,终乎约”的读法,以“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的态度,而最终达到“根柢于性命而穷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的境界的。作者特别强调了“尊所闻,行所知”,他说,不善于读书的人就不能如此。斩钉截铁般地确立了中心论点。
第四、五两段是落脚于现实,进行对比论证。第四段先摆徐健庵先生的现状:依靠书中得到的道理,上得天子器重,次被士大夫敬重与效法,借此为国家大业增添光彩,下又推而广之,用以训敕后辈,使他们跻身巍科取得高官厚禄,在当时被人一致称道,总之,“读书之益弘矣哉”,而且还要传之子孙。第五段再摆作者的现状。开头就是一个感叹句“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引出了汪琬之现状:平时愚笨无才,苦于有书而不能读,现在到了晚年,又只能蜷伏在穷山僻壤中,孤陋寡闻,(哪像你们一样神通广大?)过去学到的都已衰退了,本来没有资格来为这座楼做记。这与上一段徐健庵之现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通过对比,强化了楼主人的例证作用,从而证明了自己的中心论点。但也看得出,对楼主人的称颂中含有讽刺意味。汪琬学识渊博,主张写文章要明于词义,合乎经旨,但秉性狷介,与世不合,在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后曾托病回乡。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后参加《明史》编纂工作,六十天中撰稿一百七十五篇;有争论,不屈服,又乞病归,可见害的是“思想病”。他既与世不合,也就不可能与徐健庵合(徐曾主修《明史》就是一个佐证)。所以,这里的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既然与世不合,于是作者申明“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至于“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这篇文章的本意不在“记”而在“议”,所以叙之不求其详。在叙述了楼名之由来后,就以受托为由发表议论。这是全文的序论。经过一番铺垫便摆出了中心论点,接着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先从反面讲道理进行论证,再从正面摆史实进行论证,后用徐之现状与琬之现状对比进行论证。以上是全文的本论。结尾以“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一句谦语,回到开头的受托,作为全文的结论。
行文跌宕起伏,是此文的又一特色。开始是徐健庵“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这就埋下了伏笔,在中国传统文章表现手法中这叫“抑”,欲扬先抑。果然,下面要发议论了,第一句就是“甚矣,书之多厄也。”一下子把文章推向了巅峰:书的重要性和书遇到灾难的严重性呈现十分不协调的境况。然而,正是这个不协调,引出了下面的中心论点。中心论点一出,下面是一大通论证。文章赞扬了“古之善读书者”,今天有没有呢?有,如楼主人徐先生;又似乎无,作者对楼主人的称道中实含有讥讽。他自己本不想写,但写了;写了又是“不得已”,又要请“先生亦恕其老悖”。真可谓峰回路转,花明柳暗。
全文语言感情充沛,婉转含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叹句反问句的连用,使文章气势恢宏;一是对比中婉转的语气,不平之感、羡慕之态、讥讽之意尽在其中。这二者相辅相承,异曲同工,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牢固树立中心论点这一目的。二、三、四段末尾的三个问句,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达了肯定的意思,然而比直接肯定更有力,语气更强烈,很有些无可辩驳的意味。它们犹如排比段,大有滚滚向前锐不可挡之势。一些描述句,也是那样婉转含蓄,如“指书而欣然笑曰”表现出徐健庵得意洋洋的样子,他功成名就,藏书极富,还要延及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做官,真是前景无限美好啊。面对此状,汪琬只能“喟然太息”,敬佩之情羡慕之态随之流露出来。然而,也不乏讥讽意味。作者的性情脾气又决定了他不可能与世俗的读书人同流合污,于是,在一系列的自贬之后说道:“盖本不足以记斯楼”,讥讽之意呼之欲出。最后一句“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表面上是个是非问句,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你既然让我作记,我又推脱不掉,就只有说了。要说就得说我的看法,不能为吹捧而歪曲了我的性格。现在说了这些道理,你同意则更好,不同意也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如果直说,效果肯定不好。他们毕竟相互认识,还有过交往。于是,作者用了一个充满委婉语气的是非问句,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