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热爱书法艺术，不仅有一定的成就，而且素养深厚，鉴赏能力颇高。这篇就王羲之书法而作的评述，就受到后人的认肯与称引。如南宋桑世昌的《兰亭考》、明代张丑《清河书画舫》等均有收录。《全唐文》卷一二八所收此文，止于“无蕴藉态度”，缺少以下35字，遂不能明其写作时间与缘由。此据《兰亭考》卷五所载而录。王羲之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到唐代，太宗李世民尤好其字，四处搜访，煞费心思，重金收购，不惜代价。在房玄龄主持修撰的《晋书》中，他亲自为王羲之的传记写“传论”，说是“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王羲之至唐代而名声极盛，被尊为“书圣”，就与李世民的推崇不无关系。据说李世民最爱《兰亭集序》，生前日日摩挲，死时又携入地下，致使《兰亭集序》的真迹后人不见，传讲纷纭，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公案。好在李世民生前因珍爱《兰亭集序》而曾经刻石立碑，制成拓本以赐亲近，当时书法名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也多有摹写，于是而有刻本与摹本传于后世。虽然不及真迹，到底也可一窥神貌。李煜的这篇书评就见于太宗赐予弟弟韩王李元嘉的拓本《兰亭集序》上的题跋。
李煜对王羲之的推尊，完全承袭了李世民的看法，不仅是古今无以超越的唯此一人，而且视之为诸家书法艺术的渊源。他历数唐代著名书法家的优劣，以为优皆出于王羲之，而劣处只是不及耳。这里所列举的“韵”“力”“意”“清”“筋”“骨”“肉”“气”“法”九字，都是就书迹的整体风貌而论，加以对比，有力地支持了开篇即言的“各得右军之一体”的观点。最后举出的王献之具有总结性，说他虽然总有诸人之长而无其短，却心情不及其父的平和，态度不及其父的雍容，风仪不及其父的清雅，涵养不及其父之深厚，反映在书法上就是“失于惊急”。因此，李煜虽然没有具体地评说王羲之的书法，而王羲之书法之“尽善尽美”，王羲之书法之不可企及，也就不言而喻了。
李煜的评论，关注其精神，而不在意其点画，重神而轻形，这正是中国艺术评论的特点。书法如此，诗词如此，绘画也是如此。这种评论方法因为过于感性，又过于抽象，有时不容易描绘其意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细心地揣摩，细心地观察，慢慢地体会，也能通过这样的启示而获得一种整体的感观，而得其风神韵味。虽然难以言传，却别有一种意会。
这两首诗是情辞并茂的悼友诗。李商隐是一代才人。李商隐的诗辞采精工富丽，韵调婉转，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但是，由于政治宗派斗争的原因，这样的大诗人于病死荥阳后，文坛竟然出奇地沉默，极少有人赋诗撰文来纪念他。现存的当时悼念李商隐的诗仅有两首。这珍贵的两首《哭李商隐》诗出自李的挚友、诗人崔珏之手。
第一首诗表达对亡友李商隐的深切悼念，同时赞叹其文学奇才，感慨其不幸的命运遭遇。
第二首，崔珏说李商隐有“才”且“凌云万丈”，可知其才之高，而冠以“虚负”二字，便写出了对世情的不平。有“襟抱”且终生不泯，可知其志之坚，而以“未曾开”收句，便表现了对世事的鞭辟和对才人的叹惜。首联貌似平淡，实则包含数层跌宕，高度概括了李商隐坎坷世途、怀才不遇的一生。
中间两联，承首联而写“哭”。李商隐有《流莺》诗：“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以伤春苦啼的流莺，因花落而无枝可栖，自喻政治上的失意。崔诗“鸟啼花落人何在”，则用“鸟啼花落”烘托成一幅伤感色调的虚景，唤起人们对李商隐身世的联想，以虚托实，使“哭”出来的“人何在”三个字更实在，更有劲，悲悼的意味更浓。
第四句以“桐枯凤死”暗喻李商隐的去世。《庄子·秋水》：“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足见其高贵。这鹓雏即是凤一类的鸟。李商隐在科第失意时，曾把排抑他的人比作嗜食腐鼠的鸱鸟，而自喻为鹓雏（《安定城楼》：“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当时凤在，就无桐可栖，无竹可食。此时竹死，桐枯，凤亡，就更令人悲怆了。此句用字平易、精审，可谓一哭三叹也。
“良马足因无主踠”，良马不遇其主，致使腿脚屈曲，步履维艰，这是喻示造成李商隐悲剧的根本原因，要归之于压制人材的黑暗的政治现实。一般人都为此深感悲愤，何况作为李商隐的旧交和知音呢。“旧交心为绝弦哀”，明哭一声，哀得恸切。春秋时，俞伯牙鼓琴，只有钟子期闻琴音而知雅意，子期死后，伯牙因痛失知音而绝弦罢弹。作者借此故事，十分贴切地表达了对亡友真挚的情谊和沉痛的哀思。
尾联作者独运匠心，采用了“欲进故退”的手法，荡开笔触，不说自己的悲哀，却用劝慰的语气说：“九泉莫叹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台”。意思是说：莫要悲叹九泉之下见不到日月星三光吧，现在您的逝去，就是送入冥间的一颗光芒四射的“文星”啊！这其实既不是安慰亡友，也不是诗人自慰。李商隐潦倒一生，郁郁而逝，人世既不达，冥间不可期。因此说，这只不过是作者极度悲痛的别一种表达方式，是“反进一层”之法。
撼动人心的悲恸，是对着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两这首诗就是紧紧抓住了这一点，把誉才、惜才和哭才结合起来写，由誉而惜，由惜而哭，以哭寓愤。誉得愈高，惜得愈深，哭得愈痛，感情的抒发就愈加浓烈，对黑暗现实的控诉愈有力，诗篇感染力就愈强。互为依存，层层相生，从而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这是一首送别诗，送别的对象为“何遁山人”，“山人”一般指隐士或与世无争的高人。根据题目中的“归蜀”一词可知，何遁山人是要回在蜀地的家。这首诗最大的特点是想象手法的使用。送别诗用想象的手法，想象所送之人与自己分别之后的情况，当属常见。但这首诗却与别诗另有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全诗四联八句均为想象之语，没有一句实写两人分别时的情形。此诗全用想象，读来却无重复累赘之感，这是为什么？诗人想象的角度不同使然。
根据诗人想象的角度，这首诗可分为两层：前两联为一层，后两联为一层。
我们先看前两联。这两联是从何遁山人远在蜀地的孩子（“童稚”）的角度进行想象。
首联“春风入树绿，童稚望柴扉“，乃诗人想象何遁山人的孩子在自家柴扉外急切地盼望父亲归来。首句“春风入树绿”是写景，描写春风吹过，蜀地的枯树骤然变绿的情形。此句写景，作用有二：一，为全诗奠定明朗、欣悦的感情基调；二，引出下面一句“童稚望柴扉”。“童稚望柴扉”是说何遁山人的孩子站在自家的柴扉之外向父亲归来的方向望去。这个孩子之所以急切地盼望父亲归来，正是因为春风重归蜀地的景象让他想起在外未归的父亲。
颔联“远壑杜鹃响，前山蜀客归”，紧承首联，想象何遁山人倚门远望的孩子忽然听到远处的山壑中传来杜鹃的叫声，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的父亲翻过前山回来了。此联，诗人不写孩子望到父亲归来时的反应，只说孩子看到父亲回来了，这就给读者留下了极大地想象空间。孩子看到父亲时的欢喜雀跃自不待说，除此之外，他还会做些什么？是赶紧回家将喜讯告诉母亲以及其他家人？还是直接兴冲冲地跑过去迎接父亲？还是先告诉家人，然后和家人一起去迎接父亲？这是诗人故意留下的空白，需读者通过想象去填充。要指出的是，首联和颔联虽然只写了何遁山人的孩子，但透过孩子，我们能看到的是一家人对山人归来的急切盼望和看到山人归来的极度喜悦。
因为颔联已写到“蜀客归”，诗歌后两联就自然转而从何遁山人的角度展开想象，想象其回家之后的情形。
颈联“到家壑社燕，下马浣征衣”，想象何遁山人初到家乡的情形。社燕者，春燕也。燕子春社时来，秋社时去，故有“社燕”之称。何遁山人刚刚返乡，燕子也刚刚归来，两者相见真如老友相壑，其场面当何等亲切、喜悦！“征衣”，旅人之衣。山人到家，下得马来，立即脱下征衣，洗掉征尘，其对漂泊生活当是何等厌恶，到家之后的心情当是何等轻松、愉快！此联一“壑”一“浣”，写尽了山人回乡后的喜悦。
尾联“终日自临水，应知已息机”，想象何遁山人的隐居生活：终日在水边钓鱼，完全摆脱了世俗的琐事杂务，恬淡闲适。此联想象何遁山人的隐居生活，一方面表达了对朋友的良好祝愿，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自己对这种生活的向往。
除想象手法的使用，作为送别诗，这首诗与其它送别诗还有一个极大的不同：全诗丝毫没有送人时的惆怅感伤，甚至没有对朋友的留恋，有的是为朋友归乡而高兴，有的是对其以后生活的良好祝愿，有的是对朋友归乡的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