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杜甫反映现实情况最早的诗歌;开头叙暴雨成灾,郡国嗷嗷,堤防之患,主事所忧;接着描写想象中山东、河北洪水汹涌情状,也是河南一带惨重灾情的真实反映;最后戏为大言以宽慰其弟。全诗铺写灾情的严重,表达了治服水患的理想,夹杂了个人遭遇的阴郁苍凉的情绪。相较于杜甫成熟时期的作品,此诗在情感表达上还显得空泛。
杜甫写这首诗时虽然也尝到了考进土落第的痛苦,但他的经济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用他自已的话来说是“放荡齐越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正是这种裘马清狂的快意生活,使他脱离了人民,因而他对人民疾苦的体验就不如日后那么深切。《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这首诗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诗中诚然对黄河水灾作了较为形象生动的描绘,但应当指出,这种描绘只是客观地再现了水势之大以及人民房屋被淹、庄稼受灾等表面现象,面没有深入展示灾民的具体苦难,特别是看不出诗人关怀灾民的强烈感情色彩。后面四句,诗人只是用制平息水患这种神语传说来勉励弟弟,显得空泛无力,看不出有何对人民同情之处:即便说这是同情的话,那么,这种同情是很不强烈的。只要比较一下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天宝十三年秋(754年),长安霖雨为灾,杜甫写的《秋雨叹》这一组诗,问题便很清楚。《秋雨叹》共有三首,其中第一首是写人民苦难的:“禾头生耳素穂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绸,相许宁论两相值。”前面两句是说庄稼受到涝灾,但农夫田父没有消息,生死存亡,无人过问,这是因为当时奸相杨国忠报喜不报优,在唐玄宗面前隐瞒灾情。房琯反映了所在地的灾情,结果遭受打击,所以史载“天下无敢言灾者”,上面这两句诗,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后两句则写城市贫民的情况。据史载,“秋霖雨,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以济民。”诗人揭露官吏们利用所谓“贼”乘机剥削人民,进行不等价交换,斗米换衾绸。人民出于无奈,只要官员“相许得粮借以活命,根本不考虑衾绸和斗米是否“相值”了,杜甫这几句诗,不仅具体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而且揭露了造成人民苦难的因素,除了天灾之外,还有人祸一一政治黑暗腐败,官府更趁火打劫,盘剥人民,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相比,《秋雨叹》这首诗对人民的同情就更加鲜明了。
再看杜甫同时写的另一首诗《九日寄岑参》,这首诗开头写到诗人为雨所阻,不能外出访问岑参,对他表示怀念。接着便写到霖雨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数,安得诛云师,时能补天漏!”将这四句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结尾四句相比,前者的感情是强烈的,而后者是空泛的。这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生活地位的不同,接近人民还是脱离人民等原因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对描写对象是否具有生活实。杜甫写《临邑舍弟书至苦雨》是在东都洛阳,他并未目睹临色黄河水灾惨状,更没有直接受到水灾的痛苦,缺乏生活实感.所以体现在《临邑舍弟书至苦雨》这首诗中的感情显得空泛。
上述情况说明,即使是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有一个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他早期的诗作还带有过渡性和不成熟性。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不能和困守长安十年这一时期的诗作相比,特别是不能和日后离开朝庭走向人民时的诗作,如“三吏”“三别”等相比。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天地间风雨不止,条条山谷倾泄着波涛。
听说黄河已经决口,高高的水浪与远处的大海连成一片。
治水的官吏忧心忡忡,灾区的百姓哭诉哀号。
弟弟屈身在临邑县供职,官为主簿负责防治河水。
前天收到你寄来的信,信中说你们正在紧张地加固堤防。
难以借助鼋鼍之力抵御洪水,徒然仰望鸟鹊前来搭桥。
燕南地区庄稼全毁,济南兖州蓬蒿皆没。
螺蚌无数,生满城外;蛟螭肆虐,在深泽中横行。
徐关沦为深深的水府,碣石山变成小小的秋毫。
百姓的茅屋被水冲走只留下孤零零的树木,青天之下竟有许多船只失事沉没。
我身体衰弱形同漂浮的桃梗,却仍想涉过大水去摘蟠桃。
摘来蟠桃当作钓饵,倚在天边钓起那酿造水患的巨鳌。
注释
二仪:天和地。
积风雨:久雨。
坼:即决口。
职司:职在防河的有司(官吏)。
忧悄悄:出自《诗经·邶风·柏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忧愁的心情难以消除。悄悄,忧愁的样子。
“郡国”句:言灾区的地方官吏诉说灾民嗷嗷待哺的惨况。
簿曹:官名。
尺书:书信。古时写信用一尺见方的绢,故称尺书。
版筑:用两块板夹土,捣实。此指筑堤坝。
不时操:是说无时无刻不在筑堤。
假:假借。
鼋鼍力:《竹书纪年》称,周穆王起兵,行至九江受阻,呼来鼋鼍作桥梁。鼋,元鱼。鼍,鳄鱼。
瞻:仰望。
乌鹊毛:《尔雅·翼》称,每年七月七日,乌鹊到天河上为织女架桥,头上的毛皆被踩落。
燕南:河北省南部。
畎:田中小沟。
济上:济南兖州一带。
九皋:深泽。
碣石:山名,在今河北昌黎县。
白屋:百姓住的茅草屋,为水所冲,故只留孤树。
青天:没有狂风暴雨的天,但还是有许多船只失事沉没。
泛梗:《说苑》:土偶谓桃梗日:“子,东园之桃也。刻子以为梗,遇天大雨,水潦并至,必浮去,泛泛乎不知所止。”由于诗的内容是写大水,同时杜甫这时还是一个没有职位的野人,所以自比“泛梗”。
掣:就是制服。传说巨鳌能致河溢之灾,故杜甫有此想头。杜甫说这种大话,意在宽慰兄弟。
巨鳌:传说中的大龟。
这首诗当作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秋,这年黄河泛滥,河南河北二十四郡遭受水害。杜甫之弟杜颖为主簿(掌管文书、办理事务的官职),适遭洪水之害,便去信给杜甫陈述灾情。杜甫写了这首诗,以宽解其愁怀。
这是杜甫反映现实情况最早的诗歌;开头叙暴雨成灾,郡国嗷嗷,堤防之患,主事所忧;接着描写想象中山东、河北洪水汹涌情状,也是河南一带惨重灾情的真实反映;最后戏为大言以宽慰其弟。全诗铺写灾情的严重,表达了治服水患的理想,夹杂了个人遭遇的阴郁苍凉的情绪。相较于杜甫成熟时期的作品,此诗在情感表达上还显得空泛。
杜甫写这首诗时虽然也尝到了考进土落第的痛苦,但他的经济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用他自已的话来说是“放荡齐越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正是这种裘马清狂的快意生活,使他脱离了人民,因而他对人民疾苦的体验就不如日后那么深切。《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这首诗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诗中诚然对黄河水灾作了较为形象生动的描绘,但应当指出,这种描绘只是客观地再现了水势之大以及人民房屋被淹、庄稼受灾等表面现象,面没有深入展示灾民的具体苦难,特别是看不出诗人关怀灾民的强烈感情色彩。后面四句,诗人只是用制平息水患这种神语传说来勉励弟弟,显得空泛无力,看不出有何对人民同情之处:即便说这是同情的话,那么,这种同情是很不强烈的。只要比较一下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天宝十三年秋(754年),长安霖雨为灾,杜甫写的《秋雨叹》这一组诗,问题便很清楚。《秋雨叹》共有三首,其中第一首是写人民苦难的:“禾头生耳素穂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绸,相许宁论两相值。”前面两句是说庄稼受到涝灾,但农夫田父没有消息,生死存亡,无人过问,这是因为当时奸相杨国忠报喜不报优,在唐玄宗面前隐瞒灾情。房琯反映了所在地的灾情,结果遭受打击,所以史载“天下无敢言灾者”,上面这两句诗,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后两句则写城市贫民的情况。据史载,“秋霖雨,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以济民。”诗人揭露官吏们利用所谓“贼”乘机剥削人民,进行不等价交换,斗米换衾绸。人民出于无奈,只要官员“相许得粮借以活命,根本不考虑衾绸和斗米是否“相值”了,杜甫这几句诗,不仅具体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而且揭露了造成人民苦难的因素,除了天灾之外,还有人祸一一政治黑暗腐败,官府更趁火打劫,盘剥人民,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相比,《秋雨叹》这首诗对人民的同情就更加鲜明了。
再看杜甫同时写的另一首诗《九日寄岑参》,这首诗开头写到诗人为雨所阻,不能外出访问岑参,对他表示怀念。接着便写到霖雨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数,安得诛云师,时能补天漏!”将这四句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结尾四句相比,前者的感情是强烈的,而后者是空泛的。这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生活地位的不同,接近人民还是脱离人民等原因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对描写对象是否具有生活实。杜甫写《临邑舍弟书至苦雨》是在东都洛阳,他并未目睹临色黄河水灾惨状,更没有直接受到水灾的痛苦,缺乏生活实感.所以体现在《临邑舍弟书至苦雨》这首诗中的感情显得空泛。
上述情况说明,即使是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有一个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他早期的诗作还带有过渡性和不成熟性。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不能和困守长安十年这一时期的诗作相比,特别是不能和日后离开朝庭走向人民时的诗作,如“三吏”“三别”等相比。
首二句言新秋,但从中已流露思弟之苦:“两地俱秋夕,相望共星河。”这两句,“俱秋夕”的“俱”字,从两地落笔,点出与弟相思难会之苦;而秋风萧索之夕,更从季候中烘衬出一层悲凉之色。“共星河”的“共”字,反衬出除“星河”而外,其他别无可共。从而使人由今夕而想到已往。昔日在京,家庭欢聚,同桌共餐,携手同游,文津共渡,诗文同赏,无话不论,何等欢欣;而今“共望”的,却只“星河”在天。一个“共”字,反衬出诗人极其寂寞之感,透出诗人极其忆昔之情。
如果说首二句,把兄弟的相思和思归之心还暗藏于字面之后,那么,次二句的这种感情表现得就更加明显了:“高梧一叶下,空斋归思多。”俗话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高大的梧桐树上,秋风偶吹黄叶落地,便引起诗人无限的思归之情。“高梧”对“空斋”,虽是衙署中实有之景,却正契合着诗人心境空寂的情愫;“一叶下”对“秋思多”,表面是因果关系的对仗,好像因“叶下”而生“归思”之想,而实则是因“归思多”才更注意了节候的变化,由此衬出诗人思念诸弟之殷切。念弟思归毕竟是个人小事,从政爱民才是职责大事。作为清正的官吏,诗人在这一点上是看得很清楚的。因而接下去写道“方用梧民瘼,况自抱微痾。”为递进之语,为尾联内容转折作铺垫。“无将别来近,颜鬓已蹉跎。”两句的言下之意是一定要好好从政爱民,切不可因思念诸弟而使岁月蹉跎。劝勉自己不要因念诸弟而变得苍老,正说明思弟情深,难于忘怀。
这首诗语言浅近,感情深挚,诗人能把个人小事置于从政大事之下,体现了一位清正官吏应有的思想品格。诗虽是古体,但有些诗句却清丽而又对仗工稳,情深而又不独溺于己情,表现了诗人娴熟的写作技巧。
陈亮在作词中善于用典使事,这使他的作品能在有限的篇幅里大大增加内容。他运用历史典故,不同于其他词作者,有其独特的方法,那就是不拘限于原来的历史故事,而是取其一个侧面,死事活用,以衬托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因此,读他的词,必须反复揣摩,才能领略其深刻的涵义。这首词就是这样。
词的上片主旨在于议论天下大事。首句“老去凭谁说”,写知音难觅,而年已老大,不惟壮志莫酬,甚至连找一个可以畅谈天下大事的同伴都不容易。词人借此一句,引出以下的全部思想和感慨。他先言世事颠倒变化,雪仇复土无望,令人痛愤;下片则重叙友谊,二人虽已老大,但从来都是志同道合的,今后还要互相鼓励,坚持共同主张,奋斗到底。
上片先借《庄子·知北游》中“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和《淮南子》所说的“冬日之葛”、“夏日之裘”来指说世事的不断反复变化,并且,越变越颠倒错乱,越变对国家越不利,人们日渐丧失了收复失地的希望。控诉了南宋朝廷的是非不分。朝廷数十年偏居江南,不图恢复,对人们心理有极大的麻痹作用。经历过“靖康之变”的老一辈先后谢世,后辈人却从“生发未燥”的婴孩时期就习惯于南北分立的现状,并视此为固然,他们势必早已形成了“无仇可雪”的错误认识,从而彻底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战斗力。这才是令人忧虑的问题。上片最后四句,重申中原被占,版图半入于金之恨。词以“二十五弦”之瑟,兼寓分破与悲恨两重意思。《史记·封禅书》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一如圆月平分,使缺其半,同是一大恨事。末再以“胡妇弄,汉宫瑟”,承上“二十五弦”,补出“多少恨”的一个例证。汉、胡代指宋、金。而说汉宫瑟为胡妇所弄,又借以指说汴京破后礼器文物被金人掠取一空的悲剧。《宋史·钦宗本纪》记载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人掳徽、钦二帝及皇后、太子北归,宫中贵重器物图书并捆载以去,其中就有“大乐、教坊乐器”一项。只提“胡妇弄,汉宫瑟”,就具体可感而又即小见大地写出故都沦亡的悲痛,则“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愤慨自在其中,同时对南宋朝廷屡次向金人屈躬卑膝,恢复大业坐失良机的现实,也就有所揭露、鞭挞。读到这里,再回头去看“老去凭谁说”一句,益感词人一腔忧愤,满腹牢骚,都是由此而发的。
下片转入抒情。所抒之情正与上片所论之事相一致。词人深情地抒写了他与辛弃疾建立在改变南宋屈辱现实这一共同理想基础上的真挚友谊。过片一句“树犹如此堪重别”,典出《世说新语·言语》。东晋桓温北征时,见当年移种之柳已大十围,叹息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堪重别”即“岂堪重别”,陈、辛上饶一别,实成永诀,六年之后,即绍熙四年(1194年),陈亮就病逝了。虽然他当时无法预料这点,但相见之难,却在意料之中。这一句并非突如其来,而是上承“老去凭谁说”自然引出的。下句“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又正是对岂“堪重别”原因的解释,也与词首“老去”一句遥相呼应。这句正面肯定只有辛弃疾才是最能理解他的唯一知己。据辛词《虞美人》题下小序记,此次陈亮别后,弃疾曾追赶到鹭鹚林,因雪深路滑无法前进,才悻悻而归。“行矣置之无足问”一句,就是针对这件事宽慰这个远方友人的,也是回答对方情深意切的相思。句后缀以“谁换妍皮痴骨”,意为自己执着于抗金大业,尽管人们以“妍皮痴骨”相看待,终不想去改变它了。“妍皮痴骨”出自《晋书·慕容超载记》。谚云‘妍皮不裹痴骨’,妄语耳。”谚语原意本谓:仪表堂堂者,其内心必不愚蠢。姚兴以为慕容超虽貌似聪隽,而实则胸无智略,便说谚语并不正确,对慕容超的行动也不限制。词人借此来说明,即使世人都说他们是“妍皮裹痴骨”,遭到误解和鄙视,他们的志向也永不会变。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友情乃愈可贵,所以就自然地发而为“但莫使伯牙弦绝”的祝愿,将两人的友情跟抗金的共同志向联系到一起,使这种感情升华到圣洁的地步。然后,话题一转,写出“九转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寻常铁”。以“九转丹砂”与辛弃疾共勉,希望能经得起锻炼,使“寻常铁”炼成“精金”,为国家干一番事业。这两句至理名言,实际说的还是救国之道。
全文中词人“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的精神十分令人感动。其中,词人信手拈来历代相传的炼丹术中所谓经过九转炼成的丹砂可以点铁成金的说法,表达出尽管寻常的铁也要炼成精金的恒心,比喻只要坚定信心,永不松懈,抓住一切时机,则救国大业必能成功。最后,再借龙虎丹炼成而迸裂出鼎之状,以“龙共虎,应声裂”这铿锵有力的六个字,刻画胜利时刻必将到来的不可阻止之势。至此,全词方戛然而止。这最后几句乃是作者与其友人的共勉之辞,也是他们的共同心愿。
此诗前六句实写暮色苍茫、水映余晖以及横枝、惊燕、落花和流水,可谓一片春意盎然;后两句写自己陶醉于美景之中,如同神仙乘坐华美的车驾回归洞庭一样。此诗视角独特,实写美妙之极,想象十分巧妙,且升华了诗的意境。
“岸烟起暮色,岸水带斜晖”傍晚有傍晚的好处。此刻,岸边的田野村落,均为暮色苍茫所笼罩,显得既庄严又平和。再看那清澈的江流,碧蓝蓝的,被西沉的落日所笼罩,辉映得一片绚烂。此种景象,白天则未必能看得到了。起首两句,以袅袅“岸烟”、清清江流和红火火的“斜晖”,构成了一幅极美的春景;而且视野平远、色彩柔和,正适合诗人薄暮出游的悠然之情。
“径狭横枝度,帘摇惊燕飞”便画到近景了,诗人大约是扶轿出游的。当一乘轻轿沿曲曲林径缓缓而行时,狭窄的小径上,时有绿嫩的树枝当轿而出,需要轿夫们小心翼翼披枝向前。时有这鲜翠的疏影绿意映入轿帘,别有一番情趣。山野上还有低飞的春燕,大约以为轿中无人吧,不时飞来窥视上一眼;但当轿帘一动,它们便又疾飞而去,狡黠得很,这都是诗人那左顾右盼、时时掀帘探看的情态。
“落花承步履,流涧写行衣。”轿中赏景毕竟碍眼了些,诗人被那美好的暮景所吸引,于是出轿步行。悠然踏春,比轿中览观又多了几分乐趣:当你先走在桃红李白的路上,晚风吹过,便有翩翩落花飘坠脚前。它们竟是如此多情,仿佛要铺出一条缤纷的花路,以迎送诗人悠闲步履一般。接着来到清澄澄的水涧,当诗人蹒跚着踏过涧石时,流水中便照见自己衣衫飘拂的清影,如此逼真的情态,再高明的画手也勾勒不出来。“落花承步履,流涧写行衣”两句,不仅绘景如画,且色彩浓淡相衬,将诗人披着一身晚霞,行经花径、水涧的缤纷、清丽之境,表现得轻灵、美妙之极。
身历其境的诗人,自然更飘飘然了。于是便引出了结尾两句奇想“流涧写行衣,何殊九枝盖”。八百里洞庭的美景,早已闻名;在这样背景上“薄暮”归来,颇令人沉醉。但诗人的思致还要“浪漫”些,他读过《楚辞》,知道屈原《湘夫人》描绘过“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往”、“九疑缤其并迎,灵之来兮如云”的神灵出没景象。而今,诗人却欣喜地感到,那缤纷的落花、照影的润水,伴送他衣衫飘拂的归来景象,宛然就与湘水神灵打着九枝车盖、从苍茫的洞庭湖畔归去无异。神幻的联想,把全诗带入了一个缥缈恍惚的奇境;而诗人,就这样消隐在春日薄暮的最后一片霞彩中。
此诗前六句为实景:暮色苍茫、水映余晖以及横枝、惊燕、落花和流水,可谓一片春意盎然。最后两句为虚写:诗人陶醉于美景之中,如同神仙乘坐华美的车驾回归洞庭一样。这既是写美景,更是表达他的由衷喜悦,流露着他对春景的热爱。
白居易写过组诗《新乐府》五十首,首首都是“即事名篇”,《缚戎人》就是其一。
“新乐府”是对旧乐府而言,初唐诗人除沿用汉魏六朝乐府旧题写乐府诗外,有的还另立新题。辞为乐府,声律不拘,故称为新乐府。
“戎人”是我国古代对西方少数民族的称呼,但《缚戎人》这首诗中所写的“戎人”,其实并非真正的西方少数民族,而是一个在战乱年代沦落于吐蕃的汉人。也正是利用这一点,白居易才写出了这首揭露朝政昏暗、边将险恶的讽刺性极强的新乐府诗。
《缚戎人》这首诗以“戎人”的不幸遭遇为线索进行叙事抒情。全诗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被缚戎人所受的凌辱与折磨。他们“耳穿面破”,满身刀伤,面黄肌瘦,“扶病徒行”,一天只能走一驿的路程。“朝餐饥渴费杯盘,夜卧腥臊污床席”,更写出了“戎人”一路的艰辛。对于“戎人”,白居易是抱着极大的同情来写的,但是,在这一部分中,也有“天子矜怜不忍杀,诏徙东南吴与越”的诗句。他婉转地为天子开脱,这其实是对皇帝隐约的赞颂。这种矛盾心情正是诗人早年仕途得意而又关心民瘼的真情流露。
“忽逢”两句是过渡。“交河”,郡名,唐代所设,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这里写“戎人” “逢江水忆交河”,只是由“江”、“河”字意引起的联想,并非把“交河”作为河流来写。由于这两句诗的过渡,第二部分写“戎人”们忆旧也就显得自然了。
诗的第二部分是本首诗的主干,通过对话回忆“戎人”流落吐蕃及被缚的经过。“其中一虏语诸虏”四句诗是第二部分长篇忆旧的“引子”,这引子安排得非常巧妙,它把众多“戎人”一路上的怨愤和议论,统统用四句诗概括。读了之后,又可以使人听到众“戎人”如泣如诉的言语,又可以看到他们愤愤不平的神情。另外,这样安排材料,详略得当,省去了其他“戎人”的身世叙述,突出了“凉原戎人”这个重点。
乡贯“凉原”(凉州、原州,在今甘肃、宁夏一带)的“戎人”,是作者在本诗中所塑造的一个完美的“穷民”形象。他原本也是汉人,大历年间沦落吐蕃,在异域四十年;过着“身着皮裘系毛带,唯许正朝(正月初一)服汉仪”的西方少数民族生活。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归汉,为思念故土,经常背着蕃中妻子“潜泪垂”,定密计。诗人大力渲染“戎人”的思归之心,并非指责其对妻子的无情,而是强调他对故土的眷恋,也是为了揭露唐朝边将的愚蠢和残忍。蕃地边境严兵把守,鸟都飞不过去,“戎人”冒死逃回,一路上冒风沙,藏青冢寒草,历黄河薄冰,“昼伏宵行”,好不容易进入唐境,却被故国官兵视为“戎人”擒缚。“能汉语”、“再拜迎”统统没用,“戎人”最终还是被“配向江南卑湿地”,落得个流放的下场。
最后一部分,紧接着前面的诗句,诗人用“念此”二字一转,写出了这八句诗。这既是前面“自云”的继续,又是“戎人”心理活动的充分流露。这种进退维谷、不被人理解的处境是值得人们同情的。诗的结尾相当巧妙。“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这是收笔之句,它与前面的“其中一虏语诸虏,尔若非多我苦多”照应。“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忠于祖国,反入冤狱,这既是诗中“戎人”的声泪控诉,也是诗人对封建社会黑暗统治的无情揭露。至此,诗人对“穷民”的怜悯之情,才真正得到了表达。
第一句的散文结构是:一个被放逐之臣,从猿啼声中一路南去。“逐臣”是主语,“过”是动词。“猿声”是宾语的精简,概括了李白的两句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过的是巴东三峡,这个“客”过的是湘西五溪。有人说,诗句不讲语法,这是错的。诗句也有一定的语法,不过它和散文不同,为了平仄、对仗或押韵的方便,它的语法结构可以有极大程度的变易,甚至往往连动词也省掉。读诗的人,仍然应该从语法观点去推求作者的造句艺术。
第二句“回看”二字是照应上句的“过”字,这个被降谪的官员,愈走愈远,深入五溪苗家所住的区域,就不免常常回头看看来路。来路上只是一片秋草,早已望不到家乡,于是不禁泪落沾巾。下面二句说,这一段旅程尽是在寒天、暮雨、不见人迹的空山中。夜晚了,总是在苗家歇宿。“蛮”是古代汉人对少数民族的称呼。当时少数民族所住的地区,都是荒野的山区,故有“蛮荒”之称。作者设想这个“客”深入蛮荒,以蛮家为逆旅主人,是最不幸的遭遇。湘西的秋雨是整天整夜连绵不绝的,为什么作者偏说是暮雨呢?这是为了与下句挂钩,引出此“客”在暮雨中向苗家借宿的诗意。吴山民评此诗曰:“一诗酸楚,为蛮、主二字挑出。”即以为此诗末句写出了贬官的酸楚之情。这是古代汉族人对少数民族的思想感情,今天我们读此诗,就不会和古人有同感了。住在兄弟民族的家里,有什么可酸楚的呢?
韩翃所作七言绝句不多,但大多是佳作,胡应麟最称赏韩翃的七绝,他在《诗薮》内篇中举出“青楼不闭葳蕤锁,绿水回通宛转桥”、“玉勒乍回初喷沫,金鞭欲下不成嘶”、“急管昼催平乐洒,春衣夜宿杜陵花”、“晓月暂飞千树里,秋河隔在数峰西”等五六联,以为是“全首高华明秀,而古意内含,非初非盛,直是梁陈妙语,行以唐调耳”。他又举出“柴门流水依然在,一路寒山万木中”、“寒天暮雨空山里,几处蛮家是主人”这二联,以为“自是钱、刘格,虽众所共称,非其至也”。这一段评论,反映出胡应麟所喜爱的是秾丽的句子。骨子里仍是梁陈宫体,风格却是唐诗。这种诗句之所以“非初非盛”,因为初唐则还没有唐调,盛唐则已排除宫体。而在中唐诗人,渐渐地又在唐调中纳入宫体诗的题材,成为一种秾艳的律诗。这个倾向,发展到晚唐的李商隐,温飞卿而达到了极度。至于“柴门流水”、“寒天暮雨”这样的句子,还是清淡一派,属于钱起、郎士元的家数,而且还不是其中最好的,所以胡应麟似乎不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