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现实性很强的叙事诗，主题鲜明，用语尖锐，表现了诗人强烈的愤慨之情。这种愤慨之情笼罩着整首诗的画面，也笼罩后面的叙事和描写。
前四句先以两个典故，指出大自然为人们提供了如此丰富的资源，也经受不住“使君”之流的贪官无休止的搜刮，以此总括全诗。
接着叙事。“越妇未织作”二句叙述了时节，用蚕“始蠕蠕”突出了节令很早很早。这个叙述极重要，这是构成全诗矛盾的一个先决条件，正是在这种节令上官府就来催收税赋，更看出官府逼交税赋的冷酷性。诗人用“骑马来”这一行动写出县官摆威风的情景，然后用“狞色”一句刻画县官的肖像，引起读者的憎恶感。这个县官骑着高头大马，满脸横肉，一副狰狞的颜色，再加上卷曲的紫色络腮胡子，这就把县官可怖可憎的嘴脸勾勒出来。“怀中一方未”两句是动作描写，这一动作描写也有它深刻的含义：一方面写出这个县官气势汹汹，借着官府的公文毫不讲理地催收赋税；另一方面写出县官的催逼不是个人行动，而是官府的规定，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整个政府机构。“不因”两句是语言描写。这两句话虽然简单，但亦把县官狐假虎威的行径和盘托出；另外，用一“怒”字也把未出场的“使君”与县官同是一丘之貉的本质揭示得非常深刻。诗的这一层，通过肖像、行动、语言，从表及里地塑造了县官这一人物形象，艺术性与思想性结合得很好。
“越妇拜县官”六句，写蚕妇的哀告以及被迫招待县官酒饭的情景。这里用一个“拜”字，突出蚕妇说话时哀告的神情；再从蚕妇哀告的语言来写出蚕妇的困境。“桑芽”尚小，蚕刚刚开始蠕动，哪有能力交赋税；哀告中只能苦苦恳求县官延期。这几句话生动地把蚕妇的形象刻画了出来。“小姑具黄粱”一句是对蚕妇形象的补充，这一描写，把蚕妇可怜的处境表现得更值得同情了。赋税无力交付，为了求情还得招待县官一餐饭食。这几句在貌似客观的叙述之下，隐含着诗人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最后两句，把描写往更深一层开拓，诗歌戛然而止，是不止之止，韵味悠长，耐人寻味。县官大吃大嚼一顿，刚刚离开，而管理税收的小吏又闯了进来。诗人用“踏飧”一词形容县官的吃相，带着诗人强烈的憎恨之情。用“复”字写簿吏随之而至，百姓不可能有能力经得他们无穷的骚扰。
这首诗写得很有特色。首先，它将客观叙述与主观情感的抒发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将议论与叙事相互穿插，相互深化，收到了精警动人的艺术效果。其次，诗人摄取了表现力很丰富的细节，使形象鲜明。如“狞色虬紫须”这一肖像描写，“踏飧”这一细节描写，把县官的形象简洁地勾画出来。第三，对话也很有性格，县官的话耍弄权术，蚕妇的话苦哀求情，都极符合人物身份性格。
辛弃疾自青少年时代起，就饱经战乱之苦，立志抗金，恢复中原，他的词也以激越豪放而著称。但是在这首《水龙吟》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却引归耕隐居的陶渊明为“知己”，未免有点消极。之所以如此，与他的遭际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学者考证，此词约作于公元1194年（光宗绍熙五年），那年辛弃疾已经五十五岁，秋天又被罢官，于是感伤世事人生，不免慨叹。
此词上片开头就说：“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句法就有点特别。陶渊明与作者，本来志趣不同，性格各异，而作者却说他们已有了神交，并在梦中见过面了。这对一般读者来说，不能不感到突兀、惊诧，从而也就有可能构成一个强烈的印象，令人玩味。“老来”二字是特指，说明作者驱驰战马、奔波疆场或是筹划抗金、收复故土的年轻时代，与脱离尘嚣、回归自然的陶渊明是无缘的，而只有在他受到压抑与排斥，壮志难酬的老年时代，才有机会“相识渊明”。这个开头，对读者来说既有些突然，又让人感到十分自然。而作者也以平静的语气叙述，益发显得深沉。接下去的“觉来幽恨，停觞不御，欲歌还止”三句，直接抒写作者心中的沉痛心情。心头之恨是如此沉重，竟使得作者酒也不饮，歌也不唱。这是为什么？作者作了回答：一个白发老翁怎能在西风萧瑟中为五斗米折腰！但是，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词的下片紧随前文，并作了更深入的回答：悔恨东山再起！先讲陶渊明的精神、人格和事业都是永在的，而且仍凛然有生气，和现实是相通的。“懔然生气”一句，这里暗用《世说新语·品藻》“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的语言以赞渊明。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作者紧跟着又用了“高山流水”的典故，来说明他同渊明之间是千古知音。这知音就在于对“富贵他年”所持的态度。接下去“富贵他年，直饶未免，也应无味”三句，引用了东晋谢安的故事。据《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载：“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倾动人物。刘夫人戏谓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说明即使他年不免于富贵显达，也是没有意思的。结语“甚东山何事”三句用的仍然是谢安的事，同书又记载：“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很显然，从作者到陶渊明，又从陶渊明到谢安，或富贵显达，或归田隐居，或空怀壮志，虽处境各不相同，但其实一样，都没有什么意义。这是英雄的悲叹。
与辛弃疾其他一些诗词中所反映出来的豪情壮志不同，在这首词中，作者已没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那种壮志凌云、激越慷慨的感情，而是把一切都看得如此闲淡无谓，如此的不屑一顾，这绝不是作者的本意，而是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与哀叹，是时代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