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酹江月》即《念奴娇》,音节高亢满怀激情,适宜抒写豪迈悲壮和惆怅的感情。围绕重整河山的政治抱负,开篇三个问句,落笔不凡。作者举杯高声问高悬的明月,“神京何在?”问月的举动本身已充分表现了作者无人倾诉的压抑的心情,神京指北宋故都汴京,自徽、钦被俘死在异域之后,多年来和战纷纭,至今仍是故土久违。在高问“神京何在”这种高亢激昂的句子之后接上“淮山隐隐”,凄凉迷惘之情,深寓于凄迷之景。“抚剑频看勋业事,惟有孤忠挺挺”。用“频看”与“惟有”突出问题的严重性及作者的急迫心情。词的第一小段就表现出了语气急促和词意的起伏跌宕,自汴京失守后中原故土衣冠文物荡然无存,面对占领者肆意抢夺与残暴行经,作者悲愤填膺,发出大义凛然的一声高问:“天地凭谁整?”此句一出,词的意境升高,作者的这个“谁”,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千千万万爱国志士。作者清醒地认识到时局败坏,危机四伏,大有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所以,他大声疾呼:“一枰棋坏,救时著数宜紧。”将岌岌可危的时局比作形势不妙的棋局。人们知道,棋局不好,必须出“手筋”,出“胜负手”,丝毫不容懈怠。这一比喻极为鲜明逼真生动,是对当朝者苟且偷安,醉生梦死的当头斥责。
词的上片用“问神京何在?”“天地凭谁整?”将政治形势与面临的任务摆出,并以救棋局为例生动地说明应采取补救措施。下片则针对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发出第三问:“毕竟中原谁定?”同时,表明自己的态度与痛苦、愁闷之情。“幕府文书”,指前方军事长官所发出的公文:“玉关烽火”,代指前线军中的消息。现在虽都“暂送平安信”,前方暂告平安无事,但战乱未停,占事未休,蒙古人正在窥伺江南,这种平静安宁只是一种假象,是火山爆发前的安宁。然而,当朝权贵不理睬收复失地的主张,不招用抗战人才,却在压抑民气,因此,作者在“满地干戈犹未戢”之后发出“毕竟中原谁定”之问,其声颇带悲凉气氛,表现了一个爱国者为国家生死存亡的忧愁,同时,也暗含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感。表面上,“毕竟中原谁定”一句与上片的“天地凭谁整”文义略同,但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天地凭谁整”基础上的词意递进,同时加深思想感情。“便欲凌空,飘然直上,拂拭山河影”。这里作者借拂拭月亮表现澄清中原和重整河山的强烈愿望。“倚风长啸,夜深霜露凄冷”为最后两句,改换角度,表现作者愤激满胸的情怀。尽管作者幻想“飘然直上”,去扫除黑暗,但无法摆脱污浊可憎的现实的约束。由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不可调和,不禁使人抑郁难耐,迸发的感情受到压抑,于是“倚风长啸”,倾吐悲愤怨气。“夜深霜露凄紧”则透露出严酷的时代氛围。结尾仍是扣人心弦发人深省的。
这首词以词格来写政事,以设问句提出问题,以比喻句阐明问题,文字朴素,不崇雕琢,但却简洁明快,气韵豪迈飘逸。词的写作,作者不采用大起大落的笔势,而是以回旋往复的曲调来表现抑扬相错的情感,节奏舒缓却意味隽永。
《酹江月》即《念奴娇》,音节高亢满怀激情,适宜抒写豪迈悲壮和惆怅的感情。围绕重整河山的政治抱负,开篇三个问句,落笔不凡。作者举杯高声问高悬的明月,“神京何在?”问月的举动本身已充分表现了作者无人倾诉的压抑的心情,神京指北宋故都汴京,自徽、钦被俘死在异域之后,多年来和战纷纭,至今仍是故土久违。在高问“神京何在”这种高亢激昂的句子之后接上“淮山隐隐”,凄凉迷惘之情,深寓于凄迷之景。“抚剑频看勋业事,惟有孤忠挺挺”。用“频看”与“惟有”突出问题的严重性及作者的急迫心情。词的第一小段就表现出了语气急促和词意的起伏跌宕,自汴京失守后中原故土衣冠文物荡然无存,面对占领者肆意抢夺与残暴行经,作者悲愤填膺,发出大义凛然的一声高问:“天地凭谁整?”此句一出,词的意境升高,作者的这个“谁”,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千千万万爱国志士。作者清醒地认识到时局败坏,危机四伏,大有一发而不可收拾之势。所以,他大声疾呼:“一枰棋坏,救时著数宜紧。”将岌岌可危的时局比作形势不妙的棋局。人们知道,棋局不好,必须出“手筋”,出“胜负手”,丝毫不容懈怠。这一比喻极为鲜明逼真生动,是对当朝者苟且偷安,醉生梦死的当头斥责。
词的上片用“问神京何在?”“天地凭谁整?”将政治形势与面临的任务摆出,并以救棋局为例生动地说明应采取补救措施。下片则针对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发出第三问:“毕竟中原谁定?”同时,表明自己的态度与痛苦、愁闷之情。“幕府文书”,指前方军事长官所发出的公文:“玉关烽火”,代指前线军中的消息。现在虽都“暂送平安信”,前方暂告平安无事,但战乱未停,占事未休,蒙古人正在窥伺江南,这种平静安宁只是一种假象,是火山爆发前的安宁。然而,当朝权贵不理睬收复失地的主张,不招用抗战人才,却在压抑民气,因此,作者在“满地干戈犹未戢”之后发出“毕竟中原谁定”之问,其声颇带悲凉气氛,表现了一个爱国者为国家生死存亡的忧愁,同时,也暗含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感。表面上,“毕竟中原谁定”一句与上片的“天地凭谁整”文义略同,但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天地凭谁整”基础上的词意递进,同时加深思想感情。“便欲凌空,飘然直上,拂拭山河影”。这里作者借拂拭月亮表现澄清中原和重整河山的强烈愿望。“倚风长啸,夜深霜露凄冷”为最后两句,改换角度,表现作者愤激满胸的情怀。尽管作者幻想“飘然直上”,去扫除黑暗,但无法摆脱污浊可憎的现实的约束。由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不可调和,不禁使人抑郁难耐,迸发的感情受到压抑,于是“倚风长啸”,倾吐悲愤怨气。“夜深霜露凄紧”则透露出严酷的时代氛围。结尾仍是扣人心弦发人深省的。
这首词以词格来写政事,以设问句提出问题,以比喻句阐明问题,文字朴素,不崇雕琢,但却简洁明快,气韵豪迈飘逸。词的写作,作者不采用大起大落的笔势,而是以回旋往复的曲调来表现抑扬相错的情感,节奏舒缓却意味隽永。
此诗语言清浅,讽旨颇深。诗人仅仅抓住富室女子首饰之华美珍贵这样一个典型事物进行渲染,深刻地揭露出贵戚显宦、地主富室生活的奢靡浮华。
不仅如此,含蓄也当是此诗的一个艺术特色。诗写一个富室女子的两片云髻就花费了“数乡”农民所缴纳的赋税,这就说明,她们所挥霍的并非他物,而是广大农民的血汗钱,从而以诗的语言形象地揭示了封建社会赋税的剥削本质,对农民的苦难寄寓了深刻的同情。
建安时代,由于曹操招贤纳士,文人群集于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植比较年轻,而曹丕和这些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 (曹丕《与吴质书》) ,一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为“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 同时,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
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随即举例说明:傅毅与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远,在“伯仲于间”,但是班固却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叙述中寓批评于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指出人们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能把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问题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轻”。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于后,又举出一个谚语来说明问题,“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于千金。’ 斯不自见于患也。”作者指出,这是看不见自己短处的弊病。文章至此为第一段。在这一段中,批评“文人相轻”,先说那些文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再说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交错论述,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不过,曹丕论文,为什么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呢? 因为这种积习,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所以对于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文人相轻”的积习,一开始就提出批评。
第二段开始,遂举出建安七子。曹丕认为这“七子”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就是说他们无所不学,为文不因袭别人,能够创新。又说他们都自以为是能日行千里的良马,仗着自己的才能,步伐一致地并肩驰骋,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这是称赞“七子”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在上一段批评了 “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段接着称赞“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风范。一批评,一赞扬,作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以促进文学的发展,来为“经国”服务,并求得“不朽”。至于作者自己,他认为是能“审己以度人”的,即能够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文人相轻”的积习,而平心地写出这篇《论文》。我们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变“文人相轻”、“弊帚自珍”的积习,而代于以“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来公正地评论作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于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长于写辞赋,徐干的辞赋常有齐地舒缓于气,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举出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四篇辞赋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四篇辞赋为例,说明即使是辞赋名家张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没能超过它们。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作者随即指出: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王粲和徐干对于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辞赋那样写得好了。这里对王粲和徐干的评论,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琳、瑀于章表书记,今于隽也。”对于陈琳、阮瑀,作者指出他们的奏章、表文、书信于类,是当今写得最出色的。至于别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没有说,但不言而喻。这里同样是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不过长处实写,短处虚写,以实带虚,言约意密,在修辞上是很高明的。“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对于应玚和刘桢的评价,从他们的文章风格着眼,各用四个字来概括其特点,兼及长处和短处,语言也极其凝练。“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对于孔融,作者说他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这里对嘲戏于辞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最明显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遂写信给曹操,说: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嘲讽曹操。不过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处后,接着说,至于孔融那些写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的,仍坚持全面地看一个作家。至此,论文的第三段结束。在这段评论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观点、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七子”。从“七子”现存的文章来看,曹丕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还有些私人关系上的原因,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也还不免有偏颇于处。例如对孔融的评价就难免夹杂一些成见。据史载,孔融起初与曹操交好,后来“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后汉书·孔融传》)对于把文章看成“经国于大业”的曹丕来说,孔融的政治态度,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再加上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讽曹操,曹丕当然也很难堪。所以,对孔融的评论,虽力求全面,终也难免有些成见和偏颇。正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不免有些微辞了。”曹丕在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 (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这是在曹丕于前不曾有人谈到过的,对后来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四段开头,文章遥承第一段意脉,指出文学批评者的两种错误态度: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接着再遥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意脉,进一步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于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作者说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异,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体论,认为奏议要典雅,书论要有条理,铭诔要崇尚真实,诗赋要辞藻华丽。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长只偏于某些方面,只有具备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通才”当然是很少的,所以,“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是不对的。曹丕把文体分类,虽非首创,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文体分得更细密了。他对各体的特点和要求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恰当和周密,但对我国文体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一个里程碑。在曹丕于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重在本;曹丕这种把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文体论,都是这篇《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段既照应上文,又阐述了对文体的新鲜见解。笔法上不脱不黏,摇曳生姿。
文体各有特点,作家通常只长于某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偏偏只长于此而不长于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气为主。气于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认为,文章如何,主要在于作家的才气。俊爽超迈的阳刚于气和凝重沉郁的阴柔于气是有分别的,不是用力勉强可以达到的。他接着举例说: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法度也一样,但是运气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质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转移给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这就陷入了“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尽管如此,曹丕的文体论却启发了后来许多人去研究,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段,作者先郑重指出: “盖文章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的时代,文学本来还包括哲学、历史等著作,而以“文章”来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汉末的大动乱,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坏,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为削弱,于是,文学从经学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曹丕抛弃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可以为“经国”服务,写得好的可以“不朽”。这种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尚有过分于处。接着,曹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乐也只限于自己的一身,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远流传。可见文章的价值真是“不朽于盛事”。他鼓励文人们说: “是以古于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于辞,不托飞驰于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就是说古代作者从事写作,把见解表现在文章里面,就无须乎借助良史的文辞,无须乎依托权贵的势力,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这些话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有这么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写作呢?曹丕说: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辞,周公旦显达而作《周礼》,不因穷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因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害怕时间流逝。可是,人们大都不肯奋发努力,贫贱时惧怕饥寒,富贵时纵情享乐。于是就只经营眼前的事务,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做文章。这里通过两种写作态度的对比,作者表现出他对前者的热情赞扬和对后者的强烈不满。随后,作者深有感慨地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于大痛也! ”曹丕简直是在大声疾呼,催促文人们抓紧时间,努力写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经逝世,唯有徐干著有《中论》,能够成一家于言的事例,说明抓紧有生于年努力写作的重要性。笔端带着感情,使人在觉得言于有理的同时,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纵观全文,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等等,都已涉及到。虽然曹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恰当,而且对问题的论述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它毕竟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魏文(曹丕)于才说: “乐府清越,《典论》辨要。”用“辨要”二字来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特点,是非常准确的。
在“绍兴和议”之前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胡铨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理在握,义正辞严;但作为一个奏本,为了使赵构比较容易接受,又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义正辞严和讲究策略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此文的基本特色。
这首先体现为以弹劾奸臣为线索,以反对和议为灵魂的总体构思。胡铨上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议,因而鼓吹和议的秦桧之流理所当然地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弹劾成功,反对和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者,主张和议的总后台是赵构,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头指向佞臣奸相,驳斥他们主张议和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这样,批判起来就可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际上起到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效果,使赵构不便发作,也为赵构接受抗金派的意见准备了一个台阶。加上在弹劾奸臣时,不断暗讽明谏,时时提醒赵构不要听信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在开始弹劾王伦时,作者以刘豫为例,揭穿金国的狼子野心。奏本说:“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伦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当,这是暗谏。接着,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虽无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敌,“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是婉谏。在批驳王伦谬论时,作者先指出,主和议的人都是这样“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应该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觉悟”,即令敌决可和,尽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这已是明谏了。在弹劾秦桧时也是这样,“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胡铨弹劾奸臣不忘进谏皇上,直言极谏而又注意分寸,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
在弹劾奸臣时,胡铨先弹劾王伦,后弹劾秦桧、孙近,而且在弹劾王伦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内容,都放在弹劾王伦这一部分。这也是服从于文章的总体构思的。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数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铨弹劾他,人人称快,赵构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铨把要批主和派的话都放在这儿说,放纵笔墨,大加挞伐,厉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铨弹劾的主要对象是秦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秦桧是当朝宰相,是赵构的心腹,胡铨需要讲究一些策略。他在弹劾王伦时,开头就说“顷缘宰相无识”,“无识”二字看起来责之不重,实际上已把王伦的罪过,一古脑都转到秦桧名下。弹劾王伦结束后,又写道:“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看似一个过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说王伦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桧才是真正的元凶。一个“虽然”,就把秦桧垫上去了。心腹大臣本应忠贞不二,“而亦为之”,一个“而”,一个“亦”,把秦桧从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伦的行列之中,又从王伦那儿提出来,属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伦已立斩犹迟,秦桧就更不在话下了。
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一个表现。秦桧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孙近、王伦也是宠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弹劾他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弹劾王伦列举骗官、卖国、欺君之罪,并提出王伦典型的卖国言论加以批判;弹劾秦桧则先指出他是王伦的后台,随后引出曾开与秦桧之争为证。曾开针对秦桧向金人求和,对秦桧说:“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语责备他,秦桧大怒说:“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桧原话。从字面看,是要证明秦桧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抓住了秦桧卖国的又一个证据。作者弹劾孙近,主要抓住他处处附和秦桧,同时引出自己与孙近的一段应答为证,论证他完全是取悦上级,空占官位。王伦的卖国言论,秦桧对曾开的责斥,孙近敷衍作者的答辞,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都是奸臣卖国、误国的铁证。作者以此为据弹劾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文章反复论述不能与金和议,用亡国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让的基本道理,劝赵构不要轻信奸臣妄说。从敌人无厌之求的本质和变诈百出的伎俩,从刘豫降敌而父子为虏的可悲下场,推论与金和议决没有好的结果。从国势、人心、士气、最近战事胜负的形势,推论对金用兵未必为金所败。前提正确,推论科学,具有不可置疑的逻辑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一都为胡铨所言中。绍兴九年,秦桧接受和议,但金言而无信,仅一年时间,又大举南下。岳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如果岳飞不被害死,金兵决不能轻易得手。
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排比句和反问句的运用上。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句,并且经常间用表示决断的感叹句,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节调铿锵,咄咄逼人,表现了作者一身正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驳斥王伦谬论一段,义正辞严,表现得尤其突出。文中反问句使用频率也很高。反问句多少带有测度的语气、商量的口吻,却又决不可作否定的解释。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几个发问都给赵构留下了认真思考的余地,引导赵构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考虑到斗争的策略。
胡铨说:“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战斗檄文,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尽管没有被赵构采纳,但是它鼓舞了抗金军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章(被贬)53行:诗人从自己的家世和出生写起,回顾了自己有生以来的努力、追求、奋斗以及所遭受的失败,满腔悲愤地表述了矢志不渝的精神和九死未悔的态度。
第二章(反思)38行;接着面对自己的失败,进行了一番深刻的反思。毕竟惨遭失败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诗人以“路径似未看清兮”领起,先以“退身修整服装”一般地表现自己的反思,但仅如此则缺乏波澜,且难以深入,所以借“家姐”这个人物从反面来责备、劝说,以逼出“找舜帝评理去”一节,既深化了反思,又强化了情感。连情谊最亲密、对自己最关心的“家姐”,也如此责骂、劝说,世上还有谁能理解自己呢?一气之下便“找舜帝评理去”。反思的结果,坚定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第三章(再试)38行:又积极地重新求索,然而上下求索后却没有结果。诗人写自己的“仔细寻路”。这是在遭遇诽谤之后的重新努力,但无论叩“天门”还是“求美女”,都以失败告终。
第四章(徘徊)38行:诗人又陷入苦闷与徘徊之中。辛辛苦苦的求索又遭失败,究竟何去何从?诗人无奈,于是“取琼茅来卜卦”,请灵氛为他占算以决疑。灵氛卜卦的结果是必须远游离开楚国才有出路。经过一番考虑,仍然犹豫不决。于是再请巫师降神求教。之后,又经反复审慎的思索,最终决定“远游自离去”,离开楚国出游。
第五章(他投)21行;通过审慎思虑后,诗人结束了自己的徘徊,认可了灵氛的“吉卦”,选择“吉日”出发。但充满憧憬的出游还是因为“眷顾楚国”而中途放弃了:”曲身回首停步“。结果只能选择以死殉国,“追随彭咸归去!”
诗歌通篇是第一人称叙事的结构,情节分明,脉络清晰,而它的言志、抒情,则全都融入叙事过程之中,密切结合情节发展的具体阶段来进行,从而达到一种悲愤倾诉的强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