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起笔四句从“山川与城郭”至“浩浩同一声”,总写此阁的高峻。诗人登临阁上,但觉山川城郭,冥冥漠漠,仿佛同为一个形体。世人纷杂的声音,和鸦鸣鹊噪,浩浩茫茫,混合在一起。这四句起得突兀,写得极为传神。化用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句意,但意象有所扩大,写的是凭高纵目,所见各类形态,旷远微茫,所闻的种种音响,也难以辨别的景况。次四句由阁之高而引起遐想。前两句故作设问:“此阁几何高?何人之所营?”这两句是说:这真兴寺阁,究竟有几多高呢?又是何人所营建的呢?后两句“侧身送落日,引手攀飞星”,用形象化的语言,先回答“几何高”这一设问。作者说:登临此阁,几乎侧着身子,就可以目送太阳落山(这是俯视所感)。伸出手来,竟可以攀摘飞星(这是仰观所觉)。两句用虚写表明实际感受,生动恍惚,极夸张之能事。接着以“当年王中令,斫木南山赪”两句,回答了上文另一设问“何人之所营”。作者说:当年王彦超将军,以凤翔节度使加中书令的身份,驻节凤翔府,曾经伐木于州南的赪山,建成此阁。王中令因何建阁,作者并没有提起,但在下面四句:“写真留阁下······与阁相峥嵘。”勾勒出他的形象:此人建阁之后,曾在阁下留有画像,他面色铁黑,眼光有如紫石棱,有将军的气概。他身长八九尺,此像与此阁都峥嵘高峻,给人以威严的感受,使人印象很深。
诗的最后,作者以“古人虽暴恣”等六句,写诗人的所感。作者认为有些古人(包括诗里的王中令),其人虽说恣睢暴戾不足称道,但他们所作之事,也使世人为之惊奇。即以此阁而论,登者尚且感到惊讶吁喘,不知道建阁之人,具有何种胆量,能泰然胜任。结尾“曷不观此阁,其人勇且英。”作者更加强语气说:君如不信,何不观看此阁,则知王中令,亦为勇猛英杰之辈,是不能拿一般的武人来看待他的。
全诗饶有俊爽高迈之气,写阁写人,都用主动形象的词采。作此诗时,作者年方二十六岁,豪迈英爽,正是壮年作品的特征。
全诗56字,毛泽东建国后读史之作。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首联是总冒,概括了贾谊的一生。特别强调其年少多才、壮志未酬这两点。按,贾谊是西汉大政论家和大文学家,所著《过秦论》三篇,详尽分析秦王朝统一中国及其二世而亡的原因,为汉文帝提供政治改革的借鉴,其文气盛言宜,文采斐然,开千古史论之先河。《论积贮疏》指陈朝廷积贮不充,是不安定因素,强调驱民归农的重要性。贾谊写出这些传世的大作时,多大年纪呢?不过二十三岁。那样年轻,就有治国的才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廊庙才”)。真是人才难得。据载,贾谊为博士,汉文帝或有咨询,诸老博士欲语不能,而年纪最轻的他却能专对,所以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然而,当文帝二年(前178)贾谊将进一步被提拔“任公卿之位”时,却激起朝中大臣一致的反弹。参与攻讦贾谊的,有平定诸吕、拥立文帝的元老级重臣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人,问题就严重了。文帝不得不作出让步,贾谊终竟被贬谪到长沙,远离了政治中心,这是命运对他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文帝七年(前173)贾谊被召回长安,任命为文帝少子梁怀王太傅。不幸的是,在四年后(前169)的一天,梁怀王因朝见皇上,途中不幸坠马而死,这一场飞来的横祸,彻底终结了贾谊的政治生命,不到一年,他就在抑郁中悄无声息地死去。怎么不是“事堪哀”呢!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颔联上承“廊庙才”,展开铺叙。贾谊文章,在汉初为第一。除了前面提到的《过秦论》、《论积贮疏》外,在贾谊被召回长安的几年中,他又曾多次向王朝上疏,建言献策,写下了著名的《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这篇长文一反“天下已安已治”之说,指出当时种种社会隐患,如不及时消除,则如“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随时可能转化为政治危机。毛泽东称其“胸罗文章”,并不指一般意义上的文才,而是说有经世致用之才。虽然并没有证据表明贾谊具有何等军事才能,但治国与用兵这两件事往往连类而及。“兵百万”一语的出处,来自西夏人语范仲淹:“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引《名臣传》)。当然,还有一种讲法,是说贾谊文章,当得起百万雄兵,相当于“一支笔当三千毛瑟枪”那个意思。“胆照华国树千台”,乍看不知所云。细读《陈政事疏》,方知所谓“树千台”,乃指疏中提出的“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意思是当时各大诸侯王势力膨胀已成隐患,分封更多的诸侯以削弱各大诸侯国的实权,才能巩固中央集权。汉制,封国设三台,“千台”乃极言分封诸侯国之多。毛泽东从巩固中央集权的角度出发,肯定贾谊“众建诸侯”的意见,是古人咏贾生的名篇中没有说过的话。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颈联上承“壮志未酬”,为贾生抱屈。上句说贾谊如此杰出,却并未赢得汉文帝的真赏。说句公道话,汉文帝对贾谊的破格任用,已算得上非常的恩典了,所以王安石有“谁道君王薄贾生”之慨。汉文帝有汉文帝的难处,一个皇帝要作出重大决定,势必听一听身边人和大臣的意见。《文选》李善注引应劭《风俗通》说,贾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忠奸不能互容,邓通进谗,导致文帝对贾谊的疏远。所记虽不见于《史记》、《汉书》,当有一定根据。何况还有周勃、灌婴这样的耆旧重臣也站在对立面上,叫文帝怎么办才好呢。“受疑猜”,指当时反对派加给贾谊的两条罪名,一条是“专欲擅权”,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条是“纷乱诸事”,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尾联“千古同惜”指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贾谊命运的一致评价,表达了毛泽东对谗言佞臣的痛恨之情。在最后“空白汨罗步尘埃”一句中,毛泽东表达了他对贾谊之死的慨叹和惋惜,认为贾谊虽然在《吊屈原赋》中对屈原选择投江殉国的归宿表示不以为然,然而贾谊最终也没有超越屈原的愚忠,因梁怀王堕马之事而忧伤不止,终于忧郁过度而死,同于屈原的投江,还是步了屈原后尘。毛泽东在这里哀其超凡的才华徒然空耗殆尽。
全诗可分五段。第一段从篇首至“飘飘满天地”,从题面叙起,写岁暮深居值雪。这段文字很平,但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突出天气的奇寒:“衡门昼长闭”“五日免常参”二句写为官的作者本人深居简出,朝廷免去五日一上朝的惯例,官署亦不办公,这些都间接表明岁暮天寒的影响。“睡起毛骨寒,窗牅琼花坠”则是通过描写漫天飞扬的大雪直接表达天气的寒冷;二是描述一己的闲逸。既无案牍劳形之苦,复多深日读书之趣,因而往往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一日睡起,忽觉寒气入骨,有玉屑一样的白花飞入窗内,于是“披衣出户看,飘飘满天地。”十个字对雪没有作细致的描绘,却全是一种潇散愉悦的情味。这里写天寒,写闲逸,无不是为后文写边地兵民劳役之苦作铺垫或伏笔。
第二段从“岂敢患贫居”到“相聚歌时瑞”,承接上段,写家人团聚,赏白雪而庆丰年。值得玩味的是从篇首“衡门句到这一段,诗人一再称穷。“贫居”固然是穷,“月俸无余”、“数杯”、“一酌”亦无不意味着穷。其实这倒不是他真的要发什么官微不救贫一类的牢骚,而是别有用意。他虽说“穷”,却不愁薪米、能备酒肴,惠及父母兄弟妻子。在这大雪纷飞的岁暮,他们能共享天伦之乐,共贺“瑞雪丰年”。这里句句流露出一种“知足”之乐,言“贫”倒仿佛成了谦词。所以,诗人实际上是要告诉读者:贫亦有等,从而为后文写真正贫而且困的人们再作地步。晚唐罗隐诗云“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从“相聚歌时瑞”的人们联想到长安贫者,替他们说了一点话。王禹偁这里的写法大致相同,但他想得更远,语意更切。
第三段即以“因思”二字领起,至“阒寂荒陂里”句,转而以想象之笔写“河朔”人民服劳役的苦况。关于北宋时抽民丁运输军粮的情况,李复《兵餽行》写得最详细,可以参看:“人负五斗兼蓑笠,米供两兵更自食;高卑日概给二升,六斗才可供十日。”“运粮恐俱乏军兴,再符差点催餽军。此户追索丁口绝,县官不敢言无人;尽将妇妻作男子,数少更及羸老身。”第四段则以“又思”二字领起,至“牢落穷沙际”句,进而写兵役的苦况。
这两段所写河朔兵民之苦,与一二段所写身在帝乡的“我”的处境,适成对照。一方是闲逸,而一方是不堪劳碌:服劳役者“车重数十斛,路遥数百里。赢蹄冻不行,死辙冰难曳”,服兵役者“城上卓握旗,楼自望烽隧,弓劲添气力,甲寒侵骨髓”。一方无冻馁之苦,而一方有葬身沟壑沙场之忧:或日宿“荒陂里”,或转辗于“穷沙际”。字里行间,表现出诗人对河朔军民之深厚同情,从而引出一种为官者为强烈责任感,和对自己无力解除民瘼的深切内疚。
从“自念亦何人”到篇终为第五段,作自责之词而寓讽谕之意。看出诗人内疚很深,故出语沉痛。他觉得贪图一己的安逸是可耻的“偷安”,感到自己身为“拾遗”而未能尽到谏官的责任,身“直史馆”而未能尽到史官的责任,不足为“直士”、不足为“良史”。“不耕一亩田”,又无“富人术”,有愧于河朔之民;“不持一只矢”,又乏“安边议”,有负于边塞之兵;更对不住道义之交的热忱期望。所以骂自己为人民的蛀虫--“深为苍生蠹”。而事实上,王禹偁本人为官“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已任”,是不当任其咎的。他在此诗以及其他诗中的自责之词,一方面表示他不愿尸位素餐的责任心,另一方面也是对那些无功食禄之辈的讽刺。
全诗层次极清楚,主要运用了对比结构,但这不是两个极端的对比,而是通过“良心发现”式的反省语气写出,对比虽不那么惊心动魄,却有一种恳挚感人的力量。全诗语意周详,多用排比句式,乃至段落之间作排比,却毫无拖沓之嫌。其所以“篇无空文”,实在于“语必尽规”。因此,此诗不仅在思想上继承杜甫、白居易系心民瘼的传统,在艺术风格上也深得白诗真传,以平易浅切见长。从诗歌语言的角度看,乃是以单行素笔直抒胸臆,初步表现了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风格待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