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以会昌初年回鹘南侵为背景,写诗人在灞岸远眺时的心情,通过想望中东都一带兵士应征、北方边地百姓号哭的情景与盛对帝王东巡的对比,寓今昔盛衰之感,表现了诗人对时局的关注和对百姓苦难的同情。
首句和二句都是遥想景象,诗人想象山东一带频频征丁的悲惨境况,突出“山东”,是搪征兵遍及内地,“频”表明征兵次数多人数多,可见百姓遭受兵役之苦,此句又和四句成对比。冤魂“哭”虏尘则是为边地牺牲的无数战士哀伤。三、四句由倚华表想起唐代兴盛时期皇帝的巡游。诗人倚着溺桥边的华表眺望,想到升平年代山东地区此时应是在准备皇帝的东巡,岂能有频频征发和一处处百姓在虏尘中号哭之事。唐朝安史之乱前,皇帝在东西都之间往来频繁,一膏霸桥为车驾所必经,可以说是当年升平的见证。安史乱后,巡幸东都之事久废。
结构上,诗人先从眺望中想象到的今日情景写起,再联想昔日东巡,结尾戛然而止,余味深远,令人深思。而且这种从时间角度来说的倒装,起到了更好的衬跌效果,能突出侵扰与动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但这种结构安排未必是作者有意为之,诗人的思路本来就是由现实出发而联想开去的,遵循的是思维自身的逻辑。
这首诗是曹植《杂诗七首》中的最后一首。作者采用了他写这类题材常用的手法,即先以第三人称交代人物,渲染气氛,而后改用第一人称代其设言。这样写既使手法富于变化,又可以从不同角度使得人物形象得到深化。
这首诗一共分为两层。
开篇六句为第一层。在以“中闺”点明人物身份、以“逍遥”写其徘徊户前百无聊赖的情态之后,展开了对闺中女子所处环境的描写。“闲房何寂寞,绿草被阶庭。空室房生风,百鸟翔南征。”从室内写到室外,从所见写到所感,渲染出凄清落寞的氛围,有力地衬托出人物孤寂凄凉的况味。这里描写的景物,不论是“寂寞”的“闲房”,还是被满“绿草”的“阶庭”,抑或是穿穴入户的凉风、翩翩“南征”的“百鸟”,无一不是作者根据女子的感情色彩所选取的典型景物,因为它们既是景语,亦是情语,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有了前面的铺垫,第二层便房然地转入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
作者让女子房抒胸臆。先是表白对“君”的情意:“春思安可忘,忧戚与我并。”“春思”,在古典诗词中不仅用来指春天的情思,也常比喻相思之情,这里很明显是后者。但作者对于它的内涵却没有作说明,只以“安可忘”强调其难以忘怀,这样,往昔情意之浓,今日相思之深,尽在不言之中。可谓语简意丰,含蓄蕴藉。正因为“春思”难忘,故而愿意与君长相厮守、忧戚与共。
然而事与愿违,所以接下来便诉说房己目前的处境:“佳人在远道,妾身单且茕。”“佳人”,即上句中的“君”,“单且茕”,说由于夫妻相隔太远,房己孤独无依无靠,身心两方面都遭受苦楚。尽管如此,如果仅仅是孤寂,等待她的是苦尽甘来,久别重逢,或许还可以使眼前的处境比较容易忍受,但无现实却令她清楚地意识到:“欢会难再遇,兰芝不重荣。”一个“难”字,表明夫妻“欢会”已经一去不返。何以如此悲观以至于绝望呢?原来孤妾已经失去了对方的欢心,被遗弃了。
“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二句揭示了这一层意思,口吻却极为委婉,仿佛喜新厌旧不是由于对方的负心,而是人之常情。但透过这貌似开脱的话语,不难体味出女子最心存疑惧却依然抱有幻想,这就更能激起读者对她不幸遭遇的同情。为了挽回被弃的命运,孤妾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动之以情。“寄松为女萝,依水如浮萍”是两个比喻,用以说明房己的处境。将依附于人的女子喻为“女萝”、“浮萍”,既形象又贴切,同时又有很深的蕴意。试想,女子一旦被丈夫抛弃,又将何所依托?在此基础上,申明己志“束身奉衿带,朝夕不堕倾。”表白房己当为君坚守情操,守身如玉。结尾禁不住向对方发出哀告:“倘愿顾眄恩,永副我中情。”希望丈夫始终如一的恩爱,永远不要辜负房己的深情。情词恳切,声泪俱下,一片痴情溢于言表。
这首诗将弃妇的遭遇和心理写得如此细致入微,真切动人,与作者长期被弃置的处境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前人多以为此诗有寄托,是借夫妻的相弃写君臣的相间,联系曹植后期的遭遇,以及他好用比兴的特点,应该说,这样的理解也许更能得作者用心。
南朝徐陵编的《玉台新咏》,皆在“撰录艳歌”,徐本人是当时著名的宫体诗作者,故后多以玉台体指言情纤艳之作。权德舆此诗标明“玉台体”,也是此类诗作。但他写得感情真挚,朴素含蓄,可谓俗不伤雅,乐而不淫。
诗的前两句写的是两种喜兆接连出现。
“昨夜裙带解,今朝蝽子飞。”前句写这位女子昨夜裙带自解,后旬写今天早上这女子又看见长脚的蜘蛛飞来了。裙带自解是夫归之兆,蟢子飞也是喜兆,于是这女人满心欢喜,认为丈夫真的要回来了。蟢子飞,据刘勰《新论》:“野人见蟢子飞,以为有喜乐之瑞。”诗人通过对两种喜兆的描写,把小女子那种急切、思念、惊喜的复杂心理展现得极为生动、传神,让人玩味。
诗的后两句写女子对喜兆的反应。
“铅华不可弃,莫是藁砧归。”铅华,脂粉。莫是,莫不是。句意为:赶紧涂脂抹粉打扮一下吧,恐怕丈夫真的要回来了。藁砧,即稿砧,是丈夫的隐称。周祈《名义考》卷五:“古有罪者,席稿伏于椹(帖)上,用鈇斩之。言稿椹则言铁矣,鈇与夫同音,故隐语稿椹为夫也。”这女子见喜兆后的激动心态在诗人的笔下表现得是多么细致入微。
然而这女子的丈夫回来没有?喜兆有没有应验?这位女子最终是欢喜还是失望?诗中并没有交代。诗人只是抓住了这女子思夫的一瞬间进行渲染,把这女子的思夫之情含蓄地表达出来,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未尽之意读者自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联想。
这首诗,文字质朴无华,但感情却表现得细致入微。象“裙带解”、“蟢子飞”,这都是些引不起一般人注意的小事,但却荡起了女主人公心灵上无法平静的涟漪。诗又写得含蓄而耐人寻味。丈夫出门后,女主人公的处境、心思、生活情态如何,作者都未作说明,但从“铅华不可弃”的心理独白中,便有一个“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经·伯兮》)的思妇形象跃然纸上。通篇描摹心理,用语切合主人公的身分、情态,仿旧体而又别开生面。
该诗是一首对金国灭亡的挽歌,全诗正视金朝灭亡是不会死灰复燃,再回顾开国皇帝们的神功圣德,大定、明昌两朝的太平盛世,如今走到尽头。倾吐了亡国忠臣的绝望与无可奈何的哀伤,真切动人。
“暗中人事忽推迁,坐守寒灰望复燃。”首联抒写诗人听到国亡君死的消息时的绝望与哀痛。天旋地转,世事推迁,金国灭亡了。起句破空而来,表现了金国灭亡消息传来的突然和诗人听到这个消息时的猝然无措,震惊不已。对于金国的灭亡,诗人虽然早有预感,但是他又不甘心也不忍心承认这个事实。虽然“沧海忽惊龙穴露”,但是诗人“广寒犹想凤笙归”(《出都二首》)。而现在“灰土已寒宁复燃”(《过蜀鹿城与赵尚宾谈山阳旧事》)。希望成灰,徒唤奈何,这第二句表达了诗人对金国灭亡的绝望与悲恸。
“已恨太官馀曲饼,争望汉水入胶船。”颔联紧承上联,借用典故,抒写了诗人对金国灭亡的无限憾恨,对金哀宗的沉痛悲悼。诗人用此典,上句说金哀宗在围城中粮尽食绝,下句写金哀宗国亡身殒。已痛惜蔡州城的太仓中只剩下几张为国君充饥的曲饼,怎忍心再让汉水淹没了天子的胶船,“已恨”,写出了诗人对金哀宗当时困境的无限憾恨,“争望”则是痛上加痛,进一步写出了对金哀宗之死的痛苦悲伤。此联连用两典,极为工巧,犹如己出。一写金哀宗蔡州粮绝,一写金哀宗自缢身死,这都是当时的实际事件,是实事;诗人以“太官曲饼”“汉水胶船”两典来表现这两件事,切人(亡国之君),切事(粮绝、国亡),使实事与用典达到了难以区分的地步。二是浑化无痕。诗用“已恨”“争望”这两个表现诗人主观情感的词,连接两个典故,使得典事之问衔接紧密,自然、明快,不着痕迹。三是含蕴深厚。两个典故,典中有情,把诗人对金国的灭亡,金哀宗的身死的无限恨憾、悲悼,表现得情思绵远,凝炼蕴藉,较之明出直抒,具有一种含蓄深沉的震撼力、感染力。四是典意反用。用典“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严有翼《艺苑雌黄》)前者如“太官曲饼”,后者如“汉水胶船”。“汉水胶船”,本意表现周昭王失德,人民憎恶,有意陷其于死地,诗人此处反其意而用之,对金哀宗的死表现了十分的遗憾。
“神功圣德三千牍,大定明昌五十年。”颈联宕开一笔,回忆金朝全盛时期的景况。大金开国之初,君王圣德神功,臣下效忠用命,奏牍连连,政务繁忙,一派欣欣向荣气象;大定、明昌两朝五十年,君为尧舜,“群臣守职,家给人足,仓库有余”(《金史·世宗纪赞》),国势鼎盛。“神功圣德”,夸赞极致;“大定明昌”,如数家珍。从此可以看出诗人对金国的昌盛时期的怀念、留恋、神往。但是,“三千牍”,国亡君丧,牍奏何人;“五十年”,匆匆一瞬,华年不再。当此国亡君死之际,回忆当年昌盛,诗人胸中涌动的除了怀念留恋之外,更多的是遗憾痛苦的心潮。
“甲子两周今日尽,空将衰泪洒吴天。”尾联,思绪顿束,回归眼前,总括全诗,表达诗人极度的哀痛绝望。不忍言“尽”,而“今日”确已“尽”,起死无术,回天乏力,“无可奈何花落去”,只有“空将”悲痛之泪洒向苍天了。诗人悲到极点,痛到极度,全诗哀伤苦痛的感情达到了顶巅。
该诗表达了极度哀伤的情感,是典型的亡国之音。诗人把亡国的悲哀,丧君的伤痛,表现得开合跌宕,波推浪涌。开篇,突兀而起,国亡君死,复兴无望,痛在天塌地陷,如雷击顶;颔联稍作舒缓,细叙金哀宗粮绝之苦,覆舟之悲,痛在如泣如诉间的痛定思痛,痛彻心骨;颈联于神驰思扬间,回忆金朝的全盛时期。而把“神功圣德”“五十年”的繁盛放在这亡国之音中,今昔殊异,盛亡相对,人事已非,诗人之痛则在鲜明的对比中,更显得感慨深沉。尾联诗人之痛则更加深沉,不见呼天抢地,但蕴蓄心中的沉痛则如波之峰巅,浪之涌端,无以复加。
这首诗的诗题很具吸引力——“暴富”。要理解“暴富”二字和这首诗,就必须从另一首诗说起,这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
正如孟郊《秋夕贫居述怀》里“卧冷无远梦,听秋酸别情。高枝低枝风,千叶万叶声”描绘的那样,孟郊是中唐时期一位有名的“苦吟”诗人,并且与中唐的另一位诗人卢仝过从甚密。他在其《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里写到:“贫孟忽不贫,请问孟何如。卢仝归洛船,崔嵬但载书。······书船平安归,喜报乡里阊。我愿拾遗柴,巢经于空虚。”将人生的贫富脱离简单的物质标准,而以拥有万卷诗书作为无限的精神财富,所谓“贫孟忽不贫”指的正是这样一种境界。而王禹偁的《暴富送孙何入史馆》的写作灵感正是直接取材于该诗,正是按照这种以书籍所代表的精神财富为衡量标准,王禹偁将即将进入史馆供职的孙何戏称为“暴富”一族。
开首的“孟郊尝贫苦,忽吟不贫句。为喜玉川子,书船归洛浦。”正是直接点明了“暴富”所化用的孟郊《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一诗,玉川子即卢仝。孙何也是个爱书之人,进入史馆供职,虽然只是个闲职,并没有多大的权力,但对于他来说,史馆的职位就意味着可以阅览到皇家珍藏的各类书籍,可以见到许多难得一见的珍本,对于“所乐在稽古”的孙何而言,这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因而称之为“暴富”,除了朋友之间开玩笑之外,也真切地道出了读书人对于精神财富的渴望与珍视。
孙何“淳化三年举进士,开封府、礼部俱首荐,及第,又得甲科。”(见《宋史》)宋代进士及第之后便授予官职,因而他很快便被召入直史馆,并且赐绯衣以示恩宠。但是对于“嗜古”的读书人来说,而进入史馆之后,便能够在皇家图书馆中一睹这些上古典籍的真颜,这才是非常荣耀的事情。能够一夜之间‘饫身入三馆,烂目阅四库”,这才是“暴富”之人的享受。
孙何自幼读书勤勉,天资聪颖,王禹偁和孙何关系甚好,因而彼此之间可以用这种玩笑彼此戏谑,但作为身经官场的前辈,对于刚刚步人仕途的晚辈仍然不忘告诫他“暴富亦须防,文高被人妒”,也在玩笑之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王禹偁的一片爱才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