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友人赴边,这是高适边塞诗中常见题材。本首诗中陈述董判官胸怀良策,仗剑出京,辞亲赴边御敌,诗人祝愿他要经得起边关的雨雪风尘之苦,为保卫边疆贡献计策,奋不顾身。诗人一生常以“万里不惜死”,“临戎觉命轻”的志向鞭策督促自己,随时准备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此诗一扫缠绵之词,立意高远,出语豪迈,具有强烈的献身精神。
首联的诗句突出了友人即将踏上远行的事实。“倚剑”这两个词成为关键词汇,它不仅使“行迈”和“别交情”之情既具悲切又彰显豪壮,还含蓄地传达了友人是从军出征的身份,说明了友人远行离亲之由是因为要守卫边疆。“行迈”之中,已隐隐透露出旅途的漫长遥远;而“别亲”更凸显出内心的留恋之情。然而,“倚剑”这个词语的运用,不仅把这次别离与投身军旅紧密联系起来,同时也赋予了离别远行一种慷慨坚定的氛围。
次联写友人赴边作判官,供职幕府,将军以主人身份盛待才子。这两句承接首联,预言友人此次赴边,可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文才,必受主将的赏识,而得真诚接待。如诗人在《别冯判官》一诗中所写道的:“才子方为客,将军正渴贤,遥知幕府下,书记日翩翩。”董判官以才子之能,投奔渴贤之将军,必以其翩翩之姿,得意于将军幕府。诗人在这里预见友人赴任的情景,流露出对友人的羡慕之情。这不仅是对友人赴边的期许,也是对董判官的赞美和鼓励。
颈联仍承上两句设想友人赴边途中的情景。先“近关”,再“出塞”,紧扣“行迈”,具体写出路途遥远;“多雨雪”,“有风尘”,遥领末句,如实描绘边塞苦寒。可见旅途之苦辛。诗人多次出塞,对边地苦寒有切身体验,曾不止一次在诗中提到。如“关山唯一道,雨雪近三边”(《别冯判官》),如“莫言关塞极,云雪尚漫漫”(《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如“北使径大寒,关山饶苦辛”(《答侯少府》)等等。因而“近关多雨雪,出塞有风尘”两句并非夸张之笔,不过是实写关塞景物,从而逼出诗的结尾两句:“长策须当用,男儿莫顾身”。
尾联勉励友人莫畏艰辛,要经得住雨雪风尘之苦,为保卫边防贡献良策,为祖国立功奋不顾身。莫顾一身,施展长策,立功边陲,是一种先抑后扬的笔法,使诗歌顿生波澜。“男儿莫顾身”是对友人的慰勉,但也反映了诗人自己立功边塞的愿望和为国事献身的精神,以高昂的情调回答开头“行迈”的问题,结束全诗,使作品显得气势流畅,格调雄健,毫无一般送别诗的儿女离别之态。
祭文起笔,展现的是一个凄清的虚境:深秋的夜晚,萧瑟的寒风刮得正紧;草木相约着一起枯黄萎去;夜色里还传来几声鸿雁南飞的哀唳。诗人终于感觉到生命的大限已到,该是辞别人世、永归“本宅”的时候了。恍惚间“嘉蔬”、“清酌”已供满祭案,“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挽歌辞》)的景象,依稀都飘浮眼前。诗人却将停卧棺中,再听不到那幽幽悲泣之音,看不见那吊衣如雪之景。这是一种心酸的情境:秋气的萧瑟与将死的哀情相融相映。一句“呜呼哀哉”之叹,更使开篇蒙上了苍凉气息。
在辞世的弥留之间,追索飘逝而去的一生,当诗人抚视那“逢运之贫”的清素出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的窘困生涯时,也曾为之黯然,不过令诗人宽慰的是,清素养育了他的淳真之心,窘困也未移易他对人生的热爱。虽然不免要宵晨“谷汲”,荷锄“负薪”,朝夕出入的也只是“翳翳柴门”。然而他有欢乐,有歌声,有“载耘载耔”的怡然和“欣以素牍,和以七弦”的自得。文中所展示的诗人的平生,很琐碎,很平淡,没有官场中人车骑雍容的气象、笙歌院落的富丽。但这恰恰是诗人引为自豪的人生。从“含欢”、“行歌”的轻笔点染中描写了一位遗世独立、超逸不群的高蹈之士的身影。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在“冬曝其日,夏濯其泉”的简朴生活中,在“乐天委分”的淡然一笑中,领略到了“我心常闲”的劳作之乐趣,体会到了自由不羁的人生之价值。这样度过的一生看似平淡,但较之于巧取豪夺,较之于“为五斗米折腰”而丧失独立之人格,更充实、更富足。这一节的行文,正如诗人平日的田园诗,疏淡、平远,字里行间淌满了深情。浓浓的人生意趣,融入悠悠的哲理思索,久久回味而不尽。
“嗟我独迈,曾是异兹”一节,表明了诗人回顾平生后无悔无怨的态度:营营惜生、追名逐利的生涯毫不可慕;在那污浊的世界里,适足以秽污了人的美好本性而已。诗人洁身自好,不以尊宠为荣,肮脏的东西又岂能沾染诗人的身心。置身于陇亩之中,独立于天地之间,“捽兀穷庐,酣饮赋诗”,才是值得追求的傲岸率真之人生。诗人正是这样做了,这一生已无所遗恨。所以对于即将到来的死生之变,诗人显得格外平静。诗人知道帝乡之“不可期”,他知道死去之“何所道”,自己既然已“寿涉百龄”,“从老得终”,那就任它“托体同山阿”好了,又有什么可眷恋的。在“外姻晨来,良友宵奔”的凄清氛围中,就要离去——他似乎不喜不惧,显得异样地安详。
然而,诗人对自己的一生,也并非真的一无憾意。在诗人的内心深处,仍蕴蓄着几分悲怆和苦涩。此文写到结尾,诗人的辞世之梦也已编织到了最幽暗的一幕:当诗人看见自己在昏昧中告别“逆旅之馆”、踽踽飘临“萧萧墓门”之际,虽然表现了“不封不树,日月遂过”的淡泊,“匪贵前誉,孰重后歌”的超旷,但还是发出了“廓兮已灭,慨焉已遐”的苍凉慨叹。此刻,诗人似乎对过去的一生,又投去了最后的一瞥,诗人忽然见到了另一个自己: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少年意气,到“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壮年怀抱,从对“荆轲”抗暴精神的讴歌,到对“桃花源”无压迫社会的向往。在诗人的一生中,除了“性本爱丘山”的率真外,原也有造福世界的雄怀。然而,诗人所置身的时代,却是一个“网密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专制时代。理想被幻灭,壮志被摧折,诗人纵然“怀琼握兰”,又能有何作为,最终只能如一只铩羽之鸟、一朵离岫之云,在归隐林下的孤寂中了其一生。这深藏在内心的悲怆,在诗人离世的最后一瞥中,终于如潮而涌,化作了结语的嗟叹:“人生实难,死如之何?”
这嗟叹之音,震散了诗人的自悼之梦,也使貌似平静的祭文霎时改观。南宋真德秀在《跋黄瀛拟陶诗》中论及陶渊明时说:“虽其遗荣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自祭文》亦正如此:在它那“身慕肥遁”、自甘淡泊的回顾中,虽然有“我心常闲”的安舒,但也有“嗟我独迈”的咨叹;那“翳翳柴门”,固然掩映着他“捽兀穷庐”的旷傲,但也不免有“闲居寡欢”的落寞(《饮酒》);“识运知命,乐天委分”是通达的,但又何尝不含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辛酸和无奈,诗人也平静,但那是饱经风霜后苦衷难言的平静;诗人也“含欢”,但那也大抵是暂时忘却苦恼的欢欣。旷达中含几多悲凉,飘逸中带几多沉重,这就是诗人陶渊明辞世前夕,所编织的最后梦境的真实色彩。
这首诗通过对南宋军队现状的逼真刻画,无情地嘲讽了南宋将军玩忽职守、纵情享乐的丑恶嘴脸,对广大士兵的悲惨遭遇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揭示出南宋军队屡战屡败的深层社会原因。
此诗选用典型的细节描写和对比手法,形象地表现出官兵之间尖锐的矛盾和诗人的主观倾向性。同时诗人情感爱憎分明,语言辛辣尖锐,批判锋芒毕露。
诗的前八句紧紧扣住诗题中的“乐”字,写将军之“乐”。首四句写将军懦弱怕死。“行营面面设刁斗,帐门深深万人守。”入夜,军营周围布置了手持刁斗打更巡逻的士卒,将军住的中军大帐有万人守卫,这二句明写营中戒备森严,将军警惕性很高,暗刺将军的懦弱无能。“面面”与“深深”四字见出将军防范措施无懈可击,为保全自己可谓费尽心机。“将军贵重不据鞍,夜夜发兵防隘口。”这二句承一、二句,把居于“深深”“帐门”之内的“将军”推出,进一步写他的懦弱怕死。“贵重”一词,语带讥讽。接着,便用“自言虏畏不敢犯”表现将军狡诈虚伪,自欺欺人。他把自己置于严密保护之下,反倒夸口说敌人怕他,不敢来侵犯。其实这不过是为自己的荒淫享乐找一个借口。“射糜捕鹿来行酒。更阑酒醒山月落,彩缣百段支女乐”三句便露出其耽于享乐的真相。古人认为畋猎可以申文武之教,而这位将军“射麋捕鹿”只是为了“行酒”。古人认为女乐随军会影响士气,而这位将军却整夜沉醉于酒色之中。饮酒听歌要到夜静更深,为了寻欢作乐赏赐歌儿舞女,不惜挥霍“彩缣百段”。
前八句写将军的日常生活,不着一字评论,而其灯红酒绿、醉生梦死、豪奢无度的情景表露无遗。这位守边将军的军旅生活可谓其乐陶陶,然而战斗在前沿的士兵又是如何。“谁知营中血战人,无钱得合金疮药!”他们浴血奋战,身负重伤,可是连救急救危的医药费也无钱支付。“谁知”二句感情强烈,是对不顾士兵死活的宋军高级将领的控诉,是对南宋苟安享乐的统治集团的愤怒谴责。这里,一面是将军的惧敌畏死,一面是士卒的防边血战;将军在军帐内行酒作乐,士卒在阵地前冲锋流血;一边是挥霍无度地买酒征歌,一边是身负重伤后无钱合药。这种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里官兵之间的矛盾,使全诗的感情基调显得十分沉郁。
全诗运用强烈的对比手法,把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场景并列在一起,作客观的不加任何评论的描绘,而这种对比本身就包含着作者强烈的爱憎之情,显示着二者间的内在联系。在具体描写中,又注意了多方照应,使全诗浑然一体。诗人把强烈的感情寓于形象的描写中,显豁中见蕴藉。语言近似口语,精警凝练而又平易自然,诗风近似唐代张王乐府。
“七哀”,《文选》六臣注吕向注云:“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这是望文生义。元人李冶《敬斋古今黈》云:“人之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乐、爱、恶、欲皆无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谓之七哀也。”亦颇牵强。《七哀》是乐府歌辞,今人余冠英说:“所以名为‘七’哀,也许有音乐上的关系,晋乐于《怨诗行》用这篇诗(指曹植《七哀》)为歌辞,就分为七解。”(《三曹诗选》)较有道理,可以参考。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西京,指长安。东汉都城洛阳,洛阳在东,长安在西,故称长安为西京。豺虎,指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长安乱得不成样子,是因为李傕、郭汜等人正在作乱,他们大肆烧杀劫掠,百姓遭殃。这两句写社会的动乱。诗人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离开长安的,这里交代了诗人离开长安的原因。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这里点出诗人离开长安以后的去向。“复”,值得注意,这说明诗人的迁徙不是第一次。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驱使吏民八百万人入关,诗人被迫迁移到长安,此时为了避难,又要离开长安。这个“复”字不仅表现了眼前凄楚的情况,而且勾起了悲惨的往事,蕴涵着无限的感慨和哀伤。“中国”,中原地区。我国古代建都黄河两岸,因此称北方中原地区为中国。“荆蛮”,指荆州。荆州是古代楚国的地方,楚国本称为荆,周人称南方的民族为蛮,楚在南方,故称荆蛮。这两句是说,离开中原地区,到荆州去。这是因为当时荆州没有战乱,所以很多人到那里去避乱。王粲因为荆州刺史刘表,与自己是同乡,而且刘表曾就学于王粲的祖父王畅,两家有世交,所以去投靠他。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写离别时的情景。这两句是互文,“悲”的不仅有“亲戚",还有“朋友”;“相追攀”的也不仅有“朋友”,还有“亲戚”。诗人描写送别时的表情和动作,固然是为了表现诗人和亲戚朋友的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制造一种悲惨的气氛,使人感到这是一场生离死别。
诗人离开了长安,离开了亲戚朋友,一路上见到的景象触目惊心:“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见到的是累累的白骨,遮蔽了无垠的平原。这是“豺虎”作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场战乱造成的悲惨景象,曹操《蒿里行》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所咏是同样的情景,可以参阅。以上是“鸟瞰”,下面六句写的才是典型事例:“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六句同样紧承“出门无所见”。诗人见到的不仅是“白骨蔽平原”,还有“饥妇人”弃子的事。妇人爱子,这是正常现象;妇人弃子,这是反常现象。这种反常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战乱。因此,诗人以惨绝人寰的事例深刻地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鲜明而生动,催人泪下。吴淇说:“‘出门’以下,正云‘乱无象’。兵乱之后,其可哀之事,写不胜写,但用‘无所见’三字括之,则城郭人民之萧条,却已写尽。复于中单举妇人弃子而言之者,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张玉谷说:“‘出门’十句,叙在途饥荒之景,然胪陈不尽,独就妇人弃子一事,备极形容,而其他之各不相顾,塞路死亡,不言自显。作诗解此举重该轻之法,庶几用笔玲珑。”(《古诗赏析》卷九)都道出了这种写法的艺术特点。这种写法对杜甫是有影响的,所以何焯说:“‘路有饥妇人’六句,杜诗宗祖。”(《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
妇人弃子的惨景,使诗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所以他“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这表现了诗人的哀伤和悲痛。诗人乘马继续向前行进。“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所在地,在今陕西长安县东。汉文帝是汉代的明君,史书上赞他“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有所谓“文景之治”。诗人南登霸陵高处,回首眺望长安,自然会想起汉文帝及“文景之治”。如果有汉文帝这样的贤明君主在世,长安就会不如此混乱、残破,百姓不至于颠沛流离,自己也不至于流亡他乡。登霸陵,眺长安,诗人感慨万端。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连同上面两句,同为全篇的结尾。下泉,是《诗经·曹风》的篇名。《毛诗》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贤伯也。”“下泉人”,指《下泉》诗的作者。面对着汉文帝的陵墓,面对着动乱的社会现实,诗人才懂得《下泉》诗作者思念明王贤君的急切心情,因而从内心发出深深的哀叹。张玉谷说:“末日‘南登’‘回首’,兜应首段。‘伤心’‘下泉’,缴醒中段,收束完密,全篇振动。”(《古诗赏析》卷九)方东树也说:“‘南登霸陵岸’二句,思治,以下转换振起,沉痛悲凉,寄哀终古。”(《昭昧詹言》卷二)都指出了此诗结尾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写得悲凉沉痛,真切动人,是建安诗歌中的名作。方东树评为“冠古独步”,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