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柯荫修径，疏密散金绿。
缅怀载酒人，萝蔓记遐躅。
行行出林表，烟莽际童牧。
时有种麦儿，挥锄电翻覆。
层柯荫修径，疏密散金绿。
缅怀载酒人，萝蔓记遐躅。
行行出林表，烟莽际童牧。
时有种麦儿，挥锄电翻覆。
诗人写的这首《七绝·观潮》中，从头至尾，气势如虹，这不仅写出了钱塘潮的气势，也写出了诗人自己内心的一贯的气势。内气与外景同时耦合，可谓真正的天成。江山的大气碰上了一个真正能理解它的知音，当然这个知音（即是诗人）胸中的风云也只有万里江山才能容纳。
诗人眼中的钱塘潮阵容壮阔，来回奔腾，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之势。如此气壮山河的气魄的确也只有毛主席这样的大诗人才能胜任愉悦，一气呵成。
“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诗人紧扣题目“观潮”中之“观”字，具体描绘钱塘江潮涌的气势：“千里”指水域之宽；“滚滚来”指波浪之急，唐代诗人杜甫《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其中有“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诗句。“千里”，写波涛水域的面积；“滚滚来”，写波涛的速度和气势。实现了多角度、多侧面地壮写涌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钱塘江的人海口呈喇叭形，江口大，江身小，涨潮时，海水从宽达百余里的江口涌入，却受到江身小的狭窄的江岸挤压，形成涌潮。而后面的涌潮又与前面的涌潮互相撞击，后浪推，前浪阻，浪峰壁立，江面奇观。浪潮高达三五米，落差可达八九米，惊心动魄，势极雄豪。“千里波涛滚滚来”恰好写出了钱塘江特殊地形的潮涌。“雪花”这里指浪涛，北宋豪放派词人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有词云：“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钓鱼台”即钓台，在钱塘江中段的富春江边，相传为东汉严光（子陵）隐居垂钓处。“雪花飞向钓鱼台”，指后推前阻形成的浪涛飞向钓鱼台，写尽涌潮的磅礴气势，沿江而上，不可阻挡。清代诗人曹溶的《满江红·钱塘观潮》，曾有“乱涛穿到严滩歇”的诗句，意同“雪花飞向钓鱼台”一样。
诗法常常讲起承转合，本诗到了第三句，笔锋也突然一转。前面都在写潮，现在忽而开始写起看潮的人。不写看潮人之多，不能突出钱江潮景作为名胜的地位。“人山纷赞阵容阔”，“人山”二字让人联想到人头攒动，争相引颈观看的境况，意思接近“满郭人争江上望”。用侧面衬托的手法，写潮水引人交口称赞，化难以描绘的美景为可以想见的众人反应，也是诗中写景的常见手法。
最后一句“铁马从容杀敌回”，重新又写到了潮水的景象。诗中说的是“杀敌回”，十分贴切地写出了本来一路奔流至大海的钱塘江水忽然间自大海重新涌回的景况。这里依然是比喻，然而比起第二句的“雪花飞向钓鱼台”又截然不同。倘若说第二句里的“雪花”意象尚留有些许温情，到了这一句，又是“铁马”，又是“杀敌”，其中蕴含的杀伐之气咄咄逼人。“雪花”是喻潮水的形，而到了这最末一句则是从气势上设喻。因为气势本是难以捉摸的，用“铁马从容杀敌回”来把它具体化，真可谓抓住要害。
在描写钱塘潮的时候，前人常用战鼓作比喻，而战鼓是出战时的新号，所谓击鼓出阵，鸣金收兵。但在毛泽东的笔下，钱塘江的气势不是初上战场，杀气腾腾——倘若是那样，就不免失之肤浅——而是“从容”。此句就胜在从容，此诗也胜在从容。杀敌回，故而能从容不迫，镇定自若，胸有成竹，一切已尽在掌握之中。这种从容，比起战场上硬碰硬的正面交锋更为可畏。
这首诗还妙在陈述与喻笔交替出现，虚实结合，虚实相生。“千里波涛滚滚来”是实，“雪花飞向钓鱼台”是虚，到了“人山纷赞阵容阔”是实，“铁马从容杀敌回”又是虚笔。这种交错的写法使得潮景的壮美在诗中一点也不嫌单调。短短一首绝句里，虚实交替出现，又浑然天成，毫无斧凿痕迹。
《商鞅》是王安石颂扬先秦法家商鞅的一首七言咏史绝句。商鞅在秦国推行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路线，他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开始实行变法时，为了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商鞅采取措施，先“立木”取信于民，以严明法令。“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二句，对商鞅令出必行的做法给予高度的赞扬。商鞅开始变法，就遭到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对，商鞅根据“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规定，坚决镇压了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使变法得以继续推行。“商鞅能令政必行”，就是对商鞅能取信于民和坚决镇压复辟势力使变法胜利推行的进一步颂扬。
王安石写了这首诗，对商鞅作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商鞅的历史功绩，粉碎了顽固派的破坏阴谋。特别是：“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两句直言不讳地表明了王安石的尊法反儒立场，针锋相对地回答了顽固派对革新事业的咒骂，表明了王安石要继承和发扬商鞅的法家精神，坚决推行新法的决心。
第一首诗的“万艘龙舸”代指隋炀帝的船队。全诗描述了隋炀帝游览扬州的豪华船队以及大运河的地理环境，诗中隐含了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的历史事实。诗说当年的浩然盛大的场面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实质是说当时的唐帝国早已是连隋炀帝时也比不得了。这是对当政者的警训，意味深长。
第二首诗第一句从隋亡于大运河这种论调说起，而以第二句反面设难，予以批驳。诗中说：很多研究隋朝灭亡原因的人都归咎于运河，视为一大祸根，然而大运河的开凿使南北交通显著改善，对经济联系与政治统一有莫大好处，历史作用深远。用“至今”二字，以表其造福后世时间之长；说“千里”，以见因之得益的地域之辽阔；“赖”字则表明其为国计民生之不可缺少，更带赞许的意味。此句强调大运河的百年大利，一反众口一辞的论调，使人耳目一新。这就是唐人咏史怀古诗常用的“翻案法”。翻案法可以使议论新颖，发人所未发，但要做到不悖情理，却是不易的。大运河固然有利于后世，但隋炀帝的暴行还是暴行，皮日休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开河这件事的。当年运河竣工后，隋炀帝率众二十万出游，自己乘坐高达四层的“龙舟”，还有高三层、称为浮景的“水殿”九艘，此外杂船无数。船只相衔长达三百余里，仅挽大船的人几近万数，均著彩服，水陆照亮，所谓“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隐《隋宫》，其奢侈糜费实为史所罕闻。第三句“水殿龙舟事”即指此而言。
作者对隋炀帝的批斥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他并不直说。第四句忽然举出大禹治水的业绩来相比，甚至用反诘句式来强调：“共禹论功不较多？”意思就是：论起功绩来，炀帝开河不比大禹治水更多些吗？这简直荒谬离奇，但由于诗人的评论，是以“若无水殿龙舟事”为前提的。仅就水利工程造福后世而言，两者确有可比之处。然而“若无”云云这个假设条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极尽“水殿龙舟”之侈的炀帝终究不能同躬身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相与论功，流芳千古。故作者虽用了翻案法，实际上为大运河洗刷不实的“罪名”，而炀帝的罪反倒更加实际了。这种把历史上暴虐无道的昏君与传说中受人景仰的圣人并提，是欲夺故予之法。说炀帝“共禹论功不较多”，似乎是最大恭维奖许，但有“若无水殿龙舟事”一句的限制，又是彻底的剥夺。“共禹论功”一抬，“不较多”再抬，高高抬起，把分量重重地反压在“水殿龙舟事”上面，对炀帝的批判就更为严厉，谴责更为强烈。这种手法的使用，比一般正面抒发效果更好。
此诗以议论为主，在形象思维、情韵等方面较李商隐《隋宫》一类作品不免略逊一筹；但在立意的新奇、议论的精辟和“翻案法”的妙用方面，自有其独到处，仍不失为晚唐咏史怀古诗中的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