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淹早岁以一介寒士受知于宋建平王刘景素,景素爱好文学之士,江淹在南兖州做过景素的僚属,后淹因事系狱,自狱中上书,“景素览书,即日出之”(《南史》本传)。景素出镇荆州,江淹从之镇,其时约当公元472年(明帝泰豫元年)至公元474年(后废帝元徽二年)间,江淹集中写荆山汉水风物的诗即作于这几年。
全诗十六句,前八句着重写景,绘出关山重叠、烟水苍茫的秋色图卷;后八句转向抒情,抒发归路迢递、飘零自伤的忧思情怀。首联总领写景,开头即以“怅然”点明此行抑郁惆怅的心境,为全诗定下了基调。“汉北”则交代地点。诗人回首眺望“岨山田”,触景生情,引出了这篇诗章。“沄沄”,水流回转貌,如《楚辞》中汉王逸《九思·哀岁》云:“窥见兮溪涧,流水兮沄沄。”此联写群山绵延,高下参差,溪涧沟壑,纵横错互的景象,气势壮观雄伟。“沄沄”状水之蜿蜒曲折,“参差”写山之错落耸峙,“百重”以对“万里”,均形容其广袤。此联从不同的方面写出了荆襄山水博大雄奇的姿态。
如果说上联是写其全貌的话,那么下一联则进一步从地理形势上烘托出景物的特色。诗人的眼光已不局限于荆襄一地,而是放眼远眺,神游故国,西北至秦陇,东南至吴越。荆山居江汉平原之西鄙,雄关险隘,屏障楚地,迤逦至西北则是秦岭大巴山和黄土高原,而江汉平原又如同通向长江三角洲的门户,河川网络犹如血脉相连。这一联概括了荆襄江汉在地理上的重要地位,实有深意存焉,这一点在下面再加揭示。从用笔看,这一联也是工整的对偶,动词“带”与“冠”尤为传神,前者展现了层峦逶迤的壮阔景象,后者描画出浮云笼罩的南国风光。出句以雄关绝塞表现出苍茫凝重的格调,而对句则以云烟连绵传达出旖旎曼妙的情思,这一对比如同宋代山水画中荆浩、关仝的叠嶂丘壑之于董源、巨然的淡烟轻岚,色彩迥异的意象构成的对偶,避免了合掌雷同,收到了相反相成的效果。
下一联笔势收拢,又落到了眼前的草木之上。草色转为枯黄,好像将原来的翠绿收藏起来了,故谓之“敛”;“穷水”乃荒远之水,它与草色共同构成了一个秋气肃杀的意境。“木叶”句令人想起《九歌·湘夫人》中的名句:“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而“变”的修辞又令人忆及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警策:“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木叶纷纷坠落,改变了原先水木交映的河上景色,此处妙在将“变”用作使动词,造语不同凡响。事实上整个这一联都有模拟谢诗的痕迹,虽然彼写春景,此拟秋色,但都表现出星移物换的微妙变化。当然江淹之句难以与谢诗的自然天成相比拟,其得之模拟,终落第二义。“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钟嵘《诗品》),于此可见一斑。
“草色”一联已暗逗秋意,到“秋至”一句则点明秋天的来临。这一句也是化用《湘夫人》中开头的句子:“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这两句在《湘夫人》中原与上引的两句紧相衔接。这里,在表现秋色由晦转明时,诗人通过化用的意象成语的内在联系,使诗的上下两半意脉贯通,很自然地过渡到抒情部分。诗人宦游他乡,故以“客人”自称;“伤婵娟”则是悲伤帝子在此清秋时节降临水边,伶俜飘零。“目眇眇兮愁予”,她那忧伤的目光使诗人油然而生同病相怜之情。“婵娟”,姿态美好貌,在此指代帝子,亦即神女。江汉间流传着许多惝恍迷离的神话传说,像郑交甫于汉皋遇二神女,解佩相赠之事即是其一。据《水经注·沔水》载,襄阳县北之方山,“山下水曲之隈,云汉女昔游处也,故张衡《南都赋》曰:‘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汉皋即方山之异名也。”可见诗人化用楚辞并非凿空而道、无中生有,而是切合其地方人文特色的。
下一联写其欲归不成,归途漫漫之感。“试访”犹言“欲访”;“淮海使”,扬州的地方长官。东晋以还,北人南迁,多聚居于扬州一带,所谓的侨置州郡也多设于此。史载江淹“起家南徐州从事”,又曾“随景素在南兖州”,“寻举南徐州秀才对策上第”(《南史》本传),上述两个侨置州在刘宋时即以京口、广陵为治所,诗人故将淮海视为自己的故乡。“蓬驱”句以蓬草自况,蓬草的飘转不定正如其无止境的游宦生涯。飘蓬的意象由来已久,而建安诗人尤喜用之,如曹植的《杂诗》云:“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何意迥飚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几可作此句诗的注脚。“旌心”即心旌,语出《战国策·楚策》,意谓中心不安如悬挂的旌旗飘摇不定。“徒自悬”犹言内心的悬念不安只是自费苦心,徒劳无益。此处诗人也有其言外之意,且留待下面一并交代。
最后一联感叹岁月蹉跎,忧多伤身。“若华”犹言“若英”,即若木之花。若木是神话中生长于西方日入处的树木。《山海经·大荒北经》称:“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郭璞注:“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下照地。”若木之光华后人也用来指时光。《离骚》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屈原的举动,据王逸的解释,是“折取若木,以拂击日,使之还去”,“或谓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过也”(《楚辞章句》)。总之,都是挽留光阴之意。诗人在此感叹,光阴如逝水无情,即使想借助若木加以挽留,也是徒劳无谓,忧思丛集,只会使自己伤神减寿。诗的最后这种深沉的忧伤与开头的“怅然”相呼应,令读者久久回味。
那么诗人的忧伤又是因何而生的,联系其身世遭遇就不难明白这种感情的内涵。他对刘景素深怀知遇之感,此时正随刘在荆州任上。荆州地处上游,为扼制东南的军事重镇,刘在僚属的劝唆下图谋反叛,江淹苦谏而景素不纳。谏云:“殿下不求宗庙之安,而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露栖于姑苏之台矣。”(《梁书》本传)殷鉴不远,东晋桓玄据荆州谋反即遭败亡,诗人预感到景素覆灭的下场,因而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后来景素移镇京口,果然兵败被杀,江淹则因受贬而幸免于难。所谓“旌心徒自悬”正表现出诗人苦谏不从的忧虑。
前人称江淹之诗“悲壮激昂”(李调元《雨村诗话》),“有凄凉日暮,不可如何之意”(刘熙载《艺概》),洵为的论。此诗前半写山河之壮伟,地势之重要,本应是拱卫中枢的屏藩,现在却酝酿着一场动乱,故后半倾诉出深沉的忧伤,其中既有身世感怀,又有国事之慨。深沉的忧思与雄峻的山河相为表里,故有悲壮之气。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多处化用了楚辞的意象与成语,这不光是一个修辞问题,更主要的是诗人与屈原的情思相通。荆州治所江陵即为楚之郢都,屈原青年时代被谗去郢,即向北流浪,至于汉北,所谓汉北即樊城一带(据林庚考证,参见其《民族诗人屈原》一文)。这和江淹所处的地域正好吻合,屈原的忧国伤时不能不激起诗人的共鸣。江汉流域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为诗人的感情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载体,他之化用楚辞也就十分自然,由此也增强了全诗的悲剧色彩。
赞美说
汉儒对《羔羊》篇的解释主要有毛齐鲁韩四家,其中毛诗的解释来自《毛诗正义》,而齐鲁韩三家诗几乎都已亡佚。 现依据王先谦之说,取其书《诗三家义集疏》中认定的齐鲁韩三家诗说观点。在《羔羊》篇中,“羔羊”、“素丝”、“退食”、“委蛇”四词是该诗的关键词,其中“羔羊”是主旨的代表,故理解汉儒对《羔羊》篇的解释,应先从后三词开始,再分析“羔羊”所代表的主旨。
“素丝”。在《诗三家义集疏》的资料中,齐氏认为“素丝”指“君子朝服”;韩氏则认为素喻絜白,丝喻屈柔;注鲁诗的谷永注“素”为“行絜”,王逸注为“皎洁之行”;毛氏注为“白也”。《诗三家义集疏》总结为:“薛以性言,谓其心之精白,谷王以行言, 美其行之洁清也。‘丝喻屈柔’者,屈柔以行言,立德尚刚而处事贵忍,故屈柔亦为美德。 ”; 可见,齐氏是从“素丝”作为社会服装的角度进行分析以确定身份地位为大臣,而其余诸家则抓住其本身“白”与“柔”之特性,认为“素丝”是用来赞美大臣之高洁、谦忍。
“退食”。 王先谦先生梳理齐鲁韩三家诗注,认为“‘退食自公’者,自公朝退而就食,非谓退归私家。 永疏‘私门不开’,正释‘公’之义。卿大夫入朝治事,公膳于朝,不遑家食,故私门为之不开也。 ”; 而《毛诗正义》中先列郑玄笺,云退食意谓减膳。再引孔颖达正义释“减膳”之意:“减膳食者,大夫常膳日特豚,朔月少牢,今为节俭减之也。 ”后引王肃、孙毓“减膳”论“减膳”为合理合制之举。故从身份属性上来讲,两种解释都将对象定义为朝堂之臣,非宦官等类属。 从特征属性来看,则知此人尊制守法,依朝廷之律,依传统之令,非标新立异或先斩后奏之人,可谓是遵从、执行制度法令的模范,是朝廷形象的代言。
“委蛇”。 毛氏注曰:“委蛇,行可从迹也。 ”又言:“既外服羔羊之裘,内有羔羊之德,故退朝而食,从公门入私门,布德施行,皆委蛇然,动而有法,可使人踪迹而效之。 言其行服相称,内外得宜。 ”郑玄笺云:“从于公,谓正直顺于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节俭而顺,心志定,故可自得也。 ”; 韩氏注为:“逶迤,公正貌。 ”; 二者看似不同,实则互补。 恰如陈启源所云:“毛‘委蛇’传以为‘行可迹踪’,韩‘逶迤’训作‘公正貌’,两意义正相成,为其公正无私,故举动光明,始终如一,可从迹仿效,即毛序所谓正直也。 ”; 可知所美大臣之言行,首先是公正无私的,非弄权之人。 其次,该人言行有迹可循,则可使人仿迹模仿,谓其人有影响力,是值得他人对其进行赞美乃至宣扬的。
“羔羊”为此诗篇之题,也是该诗主旨的代表,因而应以“羔羊”为核心来分析该诗主旨。 《毛诗正义》:“《羔羊》,《鹊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 ”后注:“《鹊巢》之君,积行累功,以致此《羔羊》之化,在位卿大夫竞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 ” 《诗三家义集疏》:齐说曰:“羔羊皮革,君子朝服。辅政扶德,以合万国。 ”韩说曰:“诗人贤仕为大夫者,言其德能称,有絜白之性,屈柔之行,进退有度数也。” 据此可知,该诗的主旨是赞美有德行之君子, 不同在与有的学者认为是在赞美召南大夫,而当时其他的学者认为是美召公, 毛氏则只说 “在位卿大夫”。实际上,召公于周朝亦是在朝之臣,故综合来看,可将《羔羊》一诗的主旨定为赞美有德之大臣。
讽刺说
对这首诗表现特点的理解,要反美为刺。即是说,全诗不用一个讥刺的词,更没有斥责之语,诗人只是冷静而客观地抉取大夫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一个小片断,不动声色用粗线条写真。先映入诗人眼帘的是那官员的服饰——用白丝线镶边的羔裘。毛传说“大夫羔裘以居”,故依其穿戴是位大夫。头两句从视觉来写,暗示其人的身份,第三句是所见也是所想,按常规大夫退朝用公膳,故诗人见其人吃饱喝足由公门出来,便猜想其是“退食自公”。《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公膳,日双鸡。”杜预注:“谓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这与当时民众的生活水准相对照,有天上地下之别,《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阐述的符合王道的理想社会,在丰收年成,也才是“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而大夫公膳常例竟是“日双鸡”,非常奢侈。诗人虽然没有明言“食”是什么,以春秋襄公时代的公膳例之,大约相差无几。诗人生活在同时代,一见其人“退食自公”必然有所触动,想得很多,也许路有饿殍的惨象浮现在他眼前。正因为如此,所以厌恶之情不觉油然而生,“委蛇委蛇”诗句涌出笔端。这第四句“美中寓刺”,可谓点睛之笔,使其人仿佛活动起来:你看他,慢条斯理,摇摇摆摆,多么逍遥惬意。把这幅貌似悠闲的神态,放在“退食自公”这个特定的场合下,便不免显出滑稽可笑又丑陋可憎了,言外诗人的挖苦嘲弄可以想见: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实则是个白吃饭的寄生虫!三章诗重复这个意思,回环咏叹,加深了讥刺意味。各章三、四两句,上下前后颠倒往复。
《南湖早春》,前六句描写南湖早春明媚动人的景物,最后两句显示出作者遭到贬谪后消沉郁闷的心情。
作品抓住春雨初晴,阳光返照,山杏吐艳,水苹争绿,白雁低飞,黄鹂语涩几个最富早春特征的意象进行了突出的描绘。大雨刚过,地面和湖上经过雨水的冲洗,妩媚之中更添清新之感。早春时节,尚有冷气袭人,而阳光返照,不仅景色秀丽,复有温暖明快之感;山杏发,水苹生,欣欣向荣,红绿相映,色彩对比鲜明,是早春时节最富特征的景色,也是这幅画中不可缺少的点缀。漫山遍野的山杏,碎红点点,毫无秩序可言,显示出大自然的生机勃勃之态,故用“乱”字点出;而湖面之水苹,一望无际,犹如整齐地铺在水面上的绿色草坪,故说“平铺”。“平”字作用有二:一是描述水苹的整齐,其次它与“铺”字合用,有平展、阔大无边的意思,令人想见湖面的阔远与水苹的茂盛。四句之中,云、雨、阳光、山杏、水苹几个意象的描写都恰到好处地反映出早春征候。然而若尽乎此,又似乎有些美中不足,原来还缺少最具生命活力的动物。五、六句“翅低白雁飞仍重,舌涩黄鹂语未成”正好弥补了这个缺憾。因为身上雨水未干,翅膀变得沉重的白雁不得不低空飞行;同样由于雨水的淋浇,黄鹂的舌头也颇有些生涩不听使唤之感。然而,它们一个不顾身上雨水未干,仍然翩翩起舞,一个虽然舌涩但也禁不住歌唱呜叫,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刚刚到来的春天太美妙,太富有魅力了。它们的飞舞和鸣叫,更增添了早春的妩媚可人之态。
前人云“刻画早春,有色泽,腹联尤警”(《唐宋诗醇》卷二十三)正是指出第三联的关键作用。有了这一联,一幅完整的《南湖早春》图才宣告完成。诗的最后两句表现了作者消沉的心情。面对如此美妙的春天,诗人尚且缺乏兴致,无心情可言,则其内心必有巨大的隐痛。此时国家内忧外患,国势日益衰微,而诗人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无计可施,对于一个被贬在外的下层小吏来说,即使有贤才良策也徒然无用。忧国忧民、衰病不堪的诗人,怎么会有兴致欣赏美妙的春色呢?同时,春色愈美,国家河山愈可爱,就愈让人担心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可怕后果。所以“不道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减心情”正是忧国忧民的诗人,在爽心悦目的早春景色面前,思前瞻后所发出的无可奈何的叹息。
时值初春,景象不同于其它季节,也有别于仲春、暮春。诗人选取了傍晚时分雨住天晴、返照映湖这一特定角度,着重描绘了山杏、水苹、白雁、黄鹂这些颇具江南风情的景物,惟妙惟肖地画出了南湖早春的神韵。时令尚早,大地刚刚苏醒,山杏初发,花开得不多,点缀在湖光山色中,故谓“碎红”,“乱点”则一下将杏花随意开放、随处点染的神态活画出来。“乱”并非杂乱、零乱,而是自然、随意,诗人写西湖春景时亦说“乱花渐欲迷人眼”(《钱塘湖春行》)、“乱峰围绕水平铺”(《春题湖上》),都从“乱”中见出天然情趣,毫无人工的矫揉。水苹新生,叶子平铺水面,“平”与“乱”相互映照,向人展示了春天的无限生机,惟在水乡;才见此景致,也让人觉得随着季节的推移,春色转浓,它们也会在湖面上不断伸展、扩大。写了看似静止的景物,诗人又转而接笔描绘了湖上的雁影莺声,静与动、景与声相映成趣。严冬刚过,大雁尚未从冬天的慵懒状态中恢复过来,还不善高飞,在湖上飞得低而缓慢,诗人以一“重”字活现出了它此时慵懒、笨拙的神态。经历了整整一个冬天的禁锢,黄鹂在初展歌喉时也难免舌涩口拙,不能婉转高歌。白雁翅低、黄鹂舌涩,莫不带有早春时节它们自身的特征,也别具情趣。它们不惟使诗人所描绘的画面有了动感,且有了声音,也让人感到它们不久即会振翅高飞,舒喉长鸣。一幅充满希望和生机的早春画图呈现在读者眼前。
白居易倡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对诗文的艰深晦涩,他的诗家弦户诵,流传中外,所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与他诗歌的通俗易懂分不开。若以此以为白居易不注重诗歌的推敲锻炼,则与他的创作实际大相径庭,有时他的作品太自然了,反让人不易觉察他创作的苦心。这首《南湖早春》,适可见出他诗歌创作的功力与匠心。
诗人切人诗题选取了雨后初晴这一独特角度,简洁明快,起笔便向人描绘了一幅清新明澈的画卷:暖风吹回,云彩散开,雨止天晴,尤可喜的是太阳的返光回射湖边,一切显得温暖而又明亮,诗人的心情也隐含其中。首联两句十四字,包含了多少事物,刻画它们的特征可谓一语传神。轻捷地将诗境展开之后,诗人便妙笔点染湖上景物。山杏初发,诗人以“乱点”见其自然情致,苹叶新生,诗人用“平铺”示其生长情景,各极其趣,“乱点”、“平铺”亦都使原本静止的事物有了动感,让人仿佛看到春天不断生长的力量。说黄鹂“语未成”尚属常见,谓白雁“飞仍重”则是诗人的创造,一“重”字活画出了早春白雁难以奋翅高飞的情态,不知诗人斟酌了多少次,才最终选定了这足以让人折服,让白雁俯首的“重”字。白雁“飞仍重”尚可意会,黄鹂“语未成”则简直无法在画中表现,惟可于诗中传出。春光明媚,诗人绘影图形,也不忘着色。山杏与水苹的“碎红”、“新绿”交相辉映,白雁、黄鹂为春光增了色彩,亦使得画面添了动感,传出声音。诗人所描绘的鄱阳早春,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有视觉、有听觉,还有触觉,给人以全方位的整体感受,让人看到多姿多彩、生趣盎然的春天画卷,这实也离不开诗人对诗歌语言的锻炼,对谋篇布局的推敲。
景致的选择,语言的运用,毕竟属于外在、表面的东西,深入品味不难发现,这首《南湖早春》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诗人的精神、情感实灌注在笔下的景物中。风回云断,雨住天晴,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合人心意,那风似也可吹去人心头的阴翳,让人心境亦如夕照下的湖面,立时明朗起来。湖上安详的色彩给人以温暖的感觉,山杏、水苹也向人展示了春天的无限生机,值此早春时节,诗人当也感受到春天的希望与温馨。此诗作于诗人谪居江州时,在此之前不久,诗人刚经历过自己人生道路上的重大痛苦与挫折。公元815年(元和十年)夏,宰相武元衡被人谋杀,忠直的白居易愤而上疏,请求朝廷缉捕凶手,洗血国耻,反被政敌诬为越职言事,于是年秋被远贬江州,现在冬去春回,创伤渐复,江南春色让他感到惊喜、欣慰。可心头的阴云毕竟还未散尽,不能奋飞的白雁,学语未成的黄鹂,莫不带有他自身的影子,他在它们身上寄寓了自己的情感。在远离京城的谪居之地见到春归,诗人的情感是复杂的,既欣喜有所憧憬,又难以将原先心头积存的愁苦完全摆脱。总观全诗,诗人对江南春色是由衷喜爱,掩饰不住的,他虽自叹“年年衰病减心情”,可随着春光转浓加深,心情想也会日益开朗起来。
《三月过行宫》是一首七绝。作者经过行宫,时当阳春三月,看到的是一派春景:“渠水红繁拥御“墙”,诗起句写宫墙外侧,御沟之中,水荭茂盛,白蒿繁密。全诗中实写竹宫春景,仅此一句。接下“风娇小叶学娥妆”,始由眼前水荭生发联想,由实返虚。“风娇小叶”,指荭,红茎,叶片嫩绿,叶上有淡红色茸毛,摇曳风中,色状娇艳。作者忽然觉得,它多么像宫女新妆的红颊翠眉。两种事物,一般新艳,可谓神似。诗起二句,由景及人,辞美,意想亦美。而就全诗之文势而言,则是欲抑先扬,引起下文。
“垂帘几度青春老,堪锁千年白日长。”宫女虽曾有春天般的时光,虽曾有水荭新蒿般娇嫩柔美的容貌,但在寂寞深宫里,经不得春去冬来,几度垂帘,青春转瞬即逝,红颜须臾便老,这种千年长锁的生活实在不堪忍受。诗的后两句,作者用“几度”与“千年”对举,表现宫女们青春易去而寂寞长在的凄苦哀怨的不幸生活,并寄予深切的同情,委婉地表达了对这一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愤慨。
李贺诗在艺术上以奇丽为其特色,这首诗也表现了这一点。李贺诗的奇,主要在取材和构想上离绝凡近,出人意表。而这首《三月过行宫》更体现出作者构想的奇妙。诗人由御沟荭蒿的春景,一下子便联想到宫女的容颜,然后再联想到她们长锁深宫的生活遭遇,思绪由实而虚,以小见大,从具体的实景到概括的抒情,脱落俗套,与一般宫怨诗的艺术构思不同。而色泽明丽、词藻华美,也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