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边塞诗以表现征戍生活的艰险和将士思乡的哀怨为多。即使一些著名的豪唱,也不免夹杂危苦之词或悲凉的情绪。但读到李益这篇塞上之作,感觉便很不同,一下子就会被那天地空阔、人欢马叫的壮丽图景吸引住。它在表现将士生活的满怀豪情和反映西北风光的壮丽动人方面,是比较突出的。
诗句中的“蕃州”乃泛指西北边地(唐时另有蕃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县西,与黄河不属),“蕃州部落”则指驻守在黄河河套(“黄河曲”)一带的边防部队。军中将士过着“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的生活,十分艰苦,但又被磨炼得十分坚强骁勇。首句只夸他们“能结束”,即善于戎装打扮。作者通过对将士们英姿飒爽的外形描写,示意读者其善战已不言而喻,所以下句写“驰猎”,不复言“能”而读者自可神会了。
军中驰猎,不比王公们佚游田乐,乃是一种常规的军事训练。健儿们乐此不疲,早晚都在操练,作好随时迎敌的准备。正是“为报如今都护雄,匈奴且莫下云中”(同组诗其四)。“朝暮驰猎黄河曲”的行动,表现出健儿们慷慨激昂、为国献身的精神和决胜信念,句中饱含作者对他们的赞美。这两句着重刻画人物和人物的精神风貌,后两句则展现人物活动的辽阔背景。西北高原的景色是这样壮丽:天高云淡,大雁群飞,歌声飘荡在广袤的原野上,马群在绿草地撒欢奔跑,是一片生气蓬勃的气象。
征人们唱的“燕歌”,有人说就是《燕歌行》的曲调。目送远去的飞雁,歌声里诚然有北国战士对家乡的深切怀念。然而,飞鸿望断而“燕歌未断”,这开怀放歌中,也未尝不包含歌唱者对边地的热爱和自豪情怀。如果说这一点在三句中表现尚不明显,那么读末句就毫无疑义了。
“牧马群嘶边草绿”。在赞美西北边地景色的诗句中,它几乎可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奇句媲美。“风吹草低”句是写高原秋色,所以更见苍凉;而“牧马群嘶”句是写高原之春,所以有油然生意。“绿”字下得绝佳。
因三、四对结,上曰“塞鸿飞”,下对以“边草绿”,可见“绿”字是动词化了。它不尽然是一片绿油油的草色,而且写出了“离离原上草”由枯转荣的变化,暗示春天不知不觉又回到草原上。这与后来脍炙人口的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都以用“绿”字见胜。在江南,春回大地,是啼鸟唤来的。而塞北的春天,则由马群的欢嘶来迎接。“边草绿”与“牧马群嘶”连文,意味尤长;似乎由于马嘶,边草才绿得更为可爱。诗所表现的壮美豪情是十分可贵的。
诗中巴女的丈夫大约是乘船东下去经商,所以诗人模仿巴女的口吻,用极简单的几笔,勾勒出与丈夫分别时的情景,道出了女子当时的不忍分别的复杂心情。
诗中前两句写水、写船,“急如箭”“去若飞”两个比喻恰切描摹了巴水湍急以及小船疾去的情形。这既是对客观事物的实写,又含蓄地写出了送行者洒泪惜别的细微心理活动。在诗中主人公看来,顷刻离别,去若离弦,万千心事还没有来得及说,丈夫所乘坐的小船就消失在江水的尽头了,这实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接下两句是对巴女内心活动的直接刻画。巴女送丈夫离去以后,落泪如雨,痴痴立在岸边,她默然地计算着:“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暗寓出身隔异地,夫妻两人不知何时才能团聚的悲伤之情。很多行商在外的旅人,由于交通极不便利,各种物质条件的贫乏,往往客死异乡,或者竟在外地另立家室。在家独守的商妇,大多形同孤寡、无依无靠,她们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所以她们与丈夫离别就象生离死别一样。本诗就在对这种无限惆怅的情调的描写中,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
这首诗从题材到语言与六朝民歌几无区别,形式朴素简洁,语言明快自然、不假雕琢,真切生动地表现了巴女那种真挚淳朴的思想感情。
本文起始既紧扣作亭之缘起,而后宕开笔墨写孙莘老泽惠百姓的政绩,然后才归入正题,发挥议论,推衍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的道理,并进而言及养生与治国之道。 文章从小题目引出大议论,立意高远,富于哲理。
这篇记文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点题,记孙莘老建墨妙亭的时间、地点和用意,“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也就是诗中所写的“吴兴太守真好古,购买断缺挥缣缯”。孙莘老喜好书画金石,所以不惜花大钱购买古代碑刻,以藏于墨妙亭中。
第二段记述孙莘老搜罗碑刻用力之勤,但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层层转折,跌宕起伏。第一层写已往的吴兴太守向来政务悠闲。因为其地“山水清远”,其民“寡求而不争”,外地客人“非特有事于其地不至焉”。社会安定,民事不多,宾客少有,清静无为,“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真是悠悠岁月,其乐无穷。如此悠闲之地,孙莘老自然有充余时间去搜罗碑刻了。
第二层,忽然宕开一笔,写孙莘老勤政爱民、抗洪救灾: “自莘老之至,而岁适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饥,将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廪劝分,躬自抚循劳来,出于至诚。”奔波以救灾民,无暇而顾碑刻。又加之朝中正推行新法,使者频繁往来“以为莘老当日夜治文书,赴期会,不能复雍容自得如故事”。这一层转折使文章顿起波澜,跌宕多姿。这是以退求进、欲擒故纵的写法,起到了有力的衬托作用。
第三层,又一转折,归到正题:“而莘老益喜宾客,赋诗饮酒作乐,又以其余暇,网罗遗逸,得前人赋咏数百篇,以为《吴兴新集》,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又皆集于此亭。”莘老在政事之余,尽力搜罗前人诗赋、碑刻。凡是尚存文字的碑刻,即使被抛在荒坡野草之间、僵仆的、断缺的均一概收罗无遗,“皆集于此亭”,照应前文“取凡境内自汉以来故遗刻以实之”的记述中心,写出孙莘老好古之心切,搜罗之勤奋。苏轼至湖州,见到这些碑刻“周览叹息”,坚硬之碑刻尚且断缺,令人叹息。这句承上启下,由断缺的碑刻引出第三段的议论。
“或以谓余,凡有物必归于尽,而恃形以为固者,尤不可长,虽金石之坚,俄而变坏,至于功名文章,其传世垂后,乃为差久,今乃以此托于彼,是久存者反求助于速坏。”“物必归于尽”一句,画龙点睛,是全文的主旨。一切事物都要归于消亡,依靠自己形体坚固的物体,更是不能长久。即使是坚硬的石碑,很快也会毁坏。相比之下,功名文章流传后世,倒是长久的。把文章刻在石碑上,想长久流传,乃适得其反,“是存者反求助于速坏”。这已经是前人的胡涂,孙莘老建亭以藏碑刻,“其无乃几于不知命也夫”。作者认为莘老的作法是“不知命”。孙莘老不知命,指他不知天命,即不知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无憾。物之有成必有败,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这几句进一步具体阐明“物必归于尽”的论点,用相反相成的观点论述了成与败、生与死、兴与亡的辩证关系。
作者深受道家思想影响,对老子的辩证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总是抓住事物对立统一的矛盾双方关系来阐明自己的主张,确实是一个真正的“知命”者。以其知命,故能乐天。以其乐天,故能置生死、穷达、得失、祸福于度外,看穿忧患,顺应自然,超脱利害,旷达乐观。但作者毕竟又是一个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人,他“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本于儒而不囿于儒,谈佛老也不囿于佛老。所以文章接着又写道:“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以道养身,以儒治国,儒道互补,相互为用。
通观全文,第一、二段记叙,第三段议论。记叙为议论作铺垫,议论是记叙的升华。记叙层层转折,跌宕多姿;议论精辟警策,纵横开阖,汪洋恣肆,一唱三叹,特别是辩证法的运用,熟练而深刻,提高了文章的思想水平,发人深思,耐人寻味。
本篇作者段成己 初仕于金,入元后遁迹龙门山中,不事新朝,其节为士林推重。此词歌咏遗民的隐居生活,表现了词人傲世独立的精神气质。
“谁伴闲人闲处闲”,发端先设一问,三“闲”字叠用,既写出词人身闲、地闲、心闲的隐居生活,又造成悬念,引出下文,一箭双雕,起得工稳而有深意。身在江湖,故称闲人。居于荒隅,故曰闲处。守节自持,不问新朝政治,故云心闲。三“闲”字包括以上诸多内容,可见匠心。“梅花枝上月团团”,回答首句所问:是那疏影横斜的梅花以及梅花枝头团团的明月伴着词人。这月和梅是词人生活的伴侣,无论是仕于国破之前,还是隐于亡国之后,它们始终跟随着词人。当词人于晚年回首往事,感叹故都繁华消歇时,作词亦称“唯有当时好月,照人依旧梅梢”(《木兰花慢·元宵感旧》),认为只有月和梅才是自己患难与共的知音。“陶潜自爱吾庐好,李白休歌蜀道难”,奉昔代之“闲人”陶潜为楷模,引为同调。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这都为词人所仰慕。他要走陶潜的路,同时深情地呼唤:李白啊,不必为蜀道艰难,人世险恶而太息,归来吧,山中可以久居。自己在故国倾覆后的政治态度和生活态度,巧借两位古人,明确表现出来。
“林壑静,水云宽”,承上片歌咏“闲处”之山林。山林寂静,沟壑幽深,水淡云远,在此可以登高舒啸,临流赋诗、寄傲山水、委心白云,忘却一切政治烦恼,故继曰“十年无梦到长安”。词人别首《临江仙亦有》亦有“十载龙门山下路,梦魂不到京华”之句,意思相同。世乱国亡,报效无路,不隐何以面对故国父老?古代文人最重气节,欲不依附新朝,除去啸傲江湖,别无良方。“无梦到长安”看似超脱,骨子是城却极为沉痛。尽管词人隐居龙门已经十载,但他仍然感受到元蒙新朝政治风雨的威胁,“五更门外霜风恶”正是这种心情的曲折反映。他自勉要在这艰难时世中生活下去,“千尺青松傲岁寒”是他生活的宣言。在别首《满江红》词中,他也宣称“岁寒还与松同洁”。可见最后两句并非为写景而写景,物中有人,“青松”盖以自譬,推出的是岁寒然后知松柏后调的主题。
为了突出主题,本词在构造意境时,选取了两类意象。一类是自然意象,其中有迎风斗雪的寒梅、傲霜独立的青松、清冷幽洁的明月、宁静幽深的山林丘壑、清新淡远的流水闲云。另一类是人事意象,有吾爱吾庐的隐士陶潜,有愤世嫉俗的诗人李白。这两类意象的和谐结合,造成了本词的独特意境,即在宁静冲淡而又暗藏险恶的景象中,蕴含着词人遗世独立,挺拔傲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