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首是推崇楚国著名辞赋作家宋玉的诗。诗是作者亲临实地凭吊后写成的,因而体会深切,议论精辟,发人深省。诗中的草木摇落,景物萧条,江山云雨,故宅荒台,舟人指点的情景,都是诗人触景生情,所抒发出来的感慨。它把历史陈迹和诗人哀伤交融在一起,深刻地表现了主题。诗人瞻仰宋玉旧宅怀念宋玉,从而联想到自己的身世,诗中表现了诗人对宋玉的崇拜,并为宋玉死后被人曲解而鸣不平。全诗铸词溶典,精警切实。有人认为,杜甫之“怀宋玉,所以悼屈原;悼屈原者,所以自悼也”。这种说法自有见地。
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写楚襄王和巫山神女梦中欢会故事,因而传为巫山佳话。又相传在江陵有宋玉故宅。所以杜甫暮年出蜀,过巫峡,至江陵,不禁怀念楚国这位作家,勾起身世遭遇的同情和悲慨。在杜甫看来,宋玉既是词人,更是志士。而他生前身后却都只被视为词人,其政治上失志不遇,则遭误解,至于曲解。这是宋玉一生遭遇最可悲哀处,也是杜甫自己一生遭遇最为伤心处。这诗便是诗人瞩目江山,怅望古迹,吊宋玉,抒己怀;以千古知音写不遇之悲,体验深切;于精警议论见山光天色,艺术独到。
杜甫到江陵的时候是秋天。宋玉名篇《九辩》正以悲秋发端:“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杜甫当时正是产生悲秋之情,因而便借以兴起本诗,简洁而深切地表示对宋玉的了解、同情和尊敬,同时又点出了时节天气。“风流儒雅”是庾信《枯树赋》中形容东晋名士兼志士殷仲文的成语,这里借以强调宋玉主要是一位政治上有抱负的志士。“亦吾师”用的是王逸的说法:“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被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这里借以表示杜甫自己也可算作师承宋玉,同时表明这首诗旨意也在闵惜宋玉,“以述其志”。所以次联接着就说明诗人自己虽与宋玉相距久远,不同朝代,不同时代,但萧条不遇,惆怅失志,其实相同。因而望其遗迹,想其一生,不禁悲慨落泪。
诗的前半感慨宋玉生前怀才不遇,后半则为其身后不平。这片大好江山里,还保存着宋玉故宅,世人总算没有遗忘他。但人们只欣赏他的文采辞藻,并不了解他的志向抱负和创作精神。这不符宋玉本心,也无补于后世,令人惘然,所以用了“空”字。就像眼前这巫山巫峡,使诗人想起宋玉的两篇赋文。赋文的故事题材虽属荒诞梦想,但作家的用意却在讽谏君主淫惑。然而世人只把它看作荒诞梦想,欣赏风流艳事。这更从误解而曲解,使有益作品阉割成荒诞故事,把有志之士歪曲为无谓词人。这一切,使宋玉含屈,令杜甫伤心。而最为叫人痛心的是,随着历史变迁,岁月消逝,楚国早已荡然无存,人们不再关心它的兴亡,也更不了解宋玉的志向抱负和创作精神,以至将曲解当史实,以讹传讹,以讹为是。到如今,江船经过巫山巫峡,船夫们津津有味,指指点点,谈论着哪个山峰荒台是楚王神女欢会处,哪片云雨是神女来临时。词人宋玉不灭,志士宋玉不存,生前不获际遇,身后为人曲解。宋玉悲在此,杜甫悲为此。前人说“言古人不可复作,而文采终能传也”,恰好与杜甫的原意相违背。
体验深切,议论精警,耐人寻味,是这诗的突出特点和成就。但这是一首咏怀古迹诗,诗人亲临实地,亲自凭吊古迹,因而山水风光自然在诗中显露出来。杜甫沿江出蜀,飘泊水上,旅居舟中,年老多病,生计窘迫,境况萧条,情绪悲怆,本来无心欣赏风景,只为宋玉遗迹触发了满怀悲慨,才洒泪赋诗。诗中的草木摇落,景物萧条,江山云雨,故宅荒台,以及舟人指点的情景,都从感慨议论中出来,蒙着历史的迷雾,充满诗人的哀伤,诗人仿佛是泪眼看风景,隐约可见,其实是虚写。从诗歌艺术上看,这样的表现手法富有独创性。它紧密围绕主题,显出古迹特征,却不独立予以描写,而使其溶于议论,化为情境,渲染着这首诗的抒情气氛,增强了咏古的特色。
这是一首七律,要求谐声律,工对仗。但也由于诗人重在议论,深于思,精于义,伤心为宋玉写照,悲慨抒壮志不酬,因而通篇用赋,在用词和用典上精警切实,不被格律所拘束。它的韵律和谐,对仗工整,写的是律诗这种近体诗,却有古体诗的风味,同时又不失清丽。前人认为这首诗“首二句失粘”,只从形式上进行批评,未必中肯。
上片开头两句,连用两个比喻。“情似游丝”,喻情之牵惹:“人如飞絮”,喻人之飘泊也。两句写出与情人分别时的特定心境。游丝、飞絮,古代诗词中是常常联用的,一以喻情,一以喻人,使之构成一对内涵相关的意象,并借以不露痕迹地点出了季节,交代了情事,其比喻之新颖,笔墨之经济,都显示了作者的想象和创造的才能。
虽然如此,这两句毕竟还是属于总体上的概括、形容。所以接着便用一个特写镜头给予具体的细致的刻画——“泪珠阁定空相觑”。两双满含着泪珠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彼此相觑。句中的“空”字意味着两人的这种难舍、伤情,都是徒然定用的,定限惆怅、定限凄怆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一溪烟柳万丝垂,定因系得兰舟住”两句把“空”字写足、写实。一溪烟柳,千万条垂丝,却定法系转去的兰舟,所以前面才说“泪珠阁定空相觑”。一派天真,满腔痴情,把本不相涉的景与事勾联起来,传达出心底的怨艾之情和定可奈何之苦。借此,又将两人分别的地点巧妙地暗示出来了。这种即景生情的刻画抒写,怨柳丝未曾系住行舟,含蕴着居者徊徨凄恻的伤别意绪。
下片写离别之后心情。过片仍写居者行人走后的凄怆情怀。“雁过斜阳,草迷烟渚”,这是“兰舟”去后所见之景,正是为了引出、烘托“如今已是愁定数”。这里景物所起的作用与上文又略不相同了。上片写伤别,下片写愁思,其间又能留下一些让人想象、咀嚼的空白,可谓不断不粘、意绪相贯。
句中的“如今”,连系下文来看,即指眼前日落黄昏的时刻。黄昏时刻已经被定穷定尽的离愁所苦,主人公便就担心,今晚将怎样度过。词人并不迳把此意说出,而是先荡开说一句“明朝”,然后再说“今宵”:明朝如何过且莫思量,先思量如何过得今宵去。
“思量如何过”这五个字的意思实为两句中的“明朝”、“今宵”所共有,词笔巧妙地分属上下句,各有部分省略。上句所“思量”者是“如何过”,下句“如何过”即是所“思量”者,均可按寻而知。这种手法,诗论家谓之“互体”。
《招魂》一文的作者,历史上有不同说法。司马迁认为是屈原的作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王逸在《楚辞章句》里认为是宋玉的作品: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令人多少有点奇怪的是,长期以来,汉唐魏晋宋的文人大多接受王逸的说法。直至明代学者黄文焕在《楚辞听直·听二招》中,才明确批驳了王逸的说法,并首次提出《招魂》系屈原自招其魂的观点。此后,清人林云铭的《楚辞灯》、今人游国恩的《屈原》等著作,均支持黄文焕的观点,认为《招魂》乃屈原自招其魂。
游国恩指出,古代有招自己生魂的事例,谢灵运《山居赋》“招惊魂于殆化,收危形于将阑”,杜甫《彭衙行》“剪纸招我魂”,即其例。此外,少数民族亦流传招活人魂的习俗,《文献通考》卷330引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今本无)记有当地风俗:“家人远而归者,止于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篮迓,脱归人贴身衣贮之篮,以前导还家。言为行人收魂归也。”(其实,这种迎接归人的习俗,在客观上具有减少返乡者把传染性疫病从外地传入的功能)。
此外,也有人认为《招魂》一文,是宋玉为招死去的楚顷襄王魂而作,或认为是宋玉为重病的楚顷襄王招魂。与此同时,在沅湘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着,宋玉、景差在屈原死去一年之际,来到汨罗江,为屈原招魂的故事。
其实,宋玉、景差曾经为屈原招魂,宋玉或景差曾经为楚顷襄王招魂,屈原曾经为自己招魂,屈原曾经为楚怀王招魂,都可能发生过,而他们的这些作品可能都以《招魂》为名。但是,具体到流传至今的《楚辞·招魂》一文,则应当是屈原为楚怀王招魂时所作。
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屈原作品有《招魂》一篇。其次,招魂是一项严肃的活动,一般来说都是奉命而作,招魂的对象是死者或重病将死者。据此可知,《招魂》是屈原奉命为楚怀王招魂而创作,它是屈原任职三闾大夫期间所写的最后一篇职务作品。再者,《招魂》描述的主人公生活,不符合屈原的身份和实际情况,而是符合楚王的身份。
我们知道,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死,在位11年,楚威王之子熊槐继位,是为怀王。公元前328年,为楚怀王元年。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入秦被扣留,在位30年;楚立太子横,是为顷襄王。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客死于秦。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逸周书·谥法解》,周公旦和太公望制定谥法,在君王、诸侯、大夫死后,子孙们要立庙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并根据死者生前的事迹和遭遇,对其评定一个称号,该称号叫做谥号。楚怀王即楚王熊槐死后得到的谥号,它是顷襄王与群臣根据熊槐在位事迹和遭遇而选定的,表示同情和怀念的意思。怀,本意是指胸前,引申为怀藏、想念、心意、归向、安抚、环绕、来到;对楚王熊槐谥号“怀王”,应当是寓意对熊槐客死秦国的悲惨遭遇的安抚。
这就充分表明,楚怀王客死秦国后,楚国曾为其举行过相应的正规的祭祀活动,《招魂》即官方祭祀活动的一部分。由于楚怀王被骗入秦,孤身滞留秦国三年之久,并最终客死秦国,他的遭遇曾令楚人举国哀之。因此,为楚怀王招魂的活动,可能进行过多次,而最隆重的招魂仪式应当是在楚怀王刚刚死去的时候,也就是说《招魂》应写于此时。
我国古代没有前身、后世的观念,也没有天堂、地狱的观念,只有灵魂不死和神鬼观念。中国古代所说的幽都与地狱的性质本不相同,幽都指地下空间的世界,而地狱则是灵魂接受审判、处罚并转世重新发配的地方。事实上,《招魂》描述天上有虎豹九关、地下有土伯九约,均没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不过,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幽都逐渐被赋予了地狱的功能,天上也有了玉皇大帝和天宫。
所谓灵魂不死,意思是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凡是人睡眠时、重病昏迷时,以及死去时,都被解释为灵魂出窍,即灵魂脱离了肉体,要想让人活过来,就需要把灵魂重新招回到肉体之中。所谓神鬼观念,原本指人死去后的灵魂,好的灵魂就是神,坏的灵魂就是鬼(最初,鬼并无坏意,而是指祖先灵魂)。此外,除了人有灵魂外,其它自然物也有灵魂,例如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大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从原始的鬼神观念,又演绎出神仙观念。
在我国云南纳西族的习俗里,每家都悬挂着一个存放家庭成员灵魂的竹篓,姑娘出嫁到婆家,要进行灵魂从娘家转接入婆家的巫术仪式,只有这样才表示新人真的到了婆家,在当地的观念里该仪式甚至比转户口还重要。当有人去世时,则要为其举行招魂仪式,这时招魂的目的不再是让灵魂返回肉体,而是指引灵魂返回祖先居住的地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叶落归根。为此,纳西族的东巴(巫师),专门绘有“神路图”,上面写着本族迁徙路上经过的地名,这些地名往往多达一二百个,招魂时东巴要面朝死者的灵柩,倒退着一边走一边按顺序依次高声念出。台湾学者李霖灿先生(原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曾考察过纳西族的神路图,发现地名都是真实的,而且晚近时期迁徙经过的地名仍然能辨认出来。
屈原所处时代的楚国招魂习俗,不一定与今日纳西族完全一样。但是,招魂的基本文化内涵应当是相同的,即引导死者的灵魂回归故里家乡。这在《招魂》中是非常明确的,例如“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齐缕,郑锦络些。招具该备,永啸呼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描述的正是巫师倒退着,拿着盛放灵魂的竹篓,引导灵魂返归家乡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招魂》最后一句话“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是因为,楚国本来就地处江南,因此特别强调死者灵魂回归江南,也就意味着死者不是在楚国境内去世的。据此可知,《招魂》所招之魂,只能是客死秦国的楚怀王之魂。事实上,《招魂》全文长达282句,在屈原的作品中仅次于《离骚》和《天问》,显然这是在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举行招魂时所作,而其人非楚怀王莫属。
《招魂》全文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序篇,第二段是正文,第三段是尾声。
序篇首先描述死者灵魂的哭诉,其中“长离殃而愁苦”,或以为是指屈原遭到放逐,其实是指楚怀王客死秦国。接下来描述,上帝同情楚怀王的不幸遭遇,命令巫阳为其招魂。然后描述巫阳以自己的职责是占梦解梦为理由,而勉强接受上帝的命令。
这种开场白,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藏有某种玄机,或许这是屈原在用巫阳暗指自己。我们知道,古代巫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巫师也要有所分工,以便各司其职,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然而,由于屈原与楚怀王有着不寻常的君臣关系,因此屈原勉为其难,决定亲自为楚怀王招魂。为此,屈原借怀王托梦上帝,再由上帝命令巫阳的过程,实现由自己来为怀王招魂的目的。事实上,在《九歌》里,招魂、收魂的工作是由大司命承担的,这应当是楚国的传统习俗。但是,屈原曾长期担任三闾大夫之职,他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巫师、学者和政治家,因此他才有可能革新招魂仪式,改由“巫阳”实施招魂。
正文的内容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描述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各有其害,呼吁灵魂不要到那些地方去,而是要返回故居。其二描述巫师引导灵魂返归故里的场景,特别渲染死者生前在故居生活的豪华舒适,诸如“九侯淑女”、“实满宫些”,显然是君王才会有的生活。
尾声描述主持招魂者,回忆当年春天自己曾与怀王到南方狩猎的欢快场景;紧接着对比今日,道路已被荒草遮掩,遥望千里之外的远方(应指怀王客死在秦国之地),伤春之心油然而生,并衷心发出“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唤。
有意思的是,我国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有男子(灵魂)驭龙升天图,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有龙凤导人(灵魂)升天图。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绘有天上世界、人间世界、地下世界等丰富内容。凡此种种,均表明在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楚国楚地特别注重人死后灵魂归宿的问题,这也是诸子百家唯有楚国的文人学者会撰写《九歌》、《招魂》、《大招》的原因所在。
长沙是楚国首封之地,这里也是楚国先王的祖庙所在地。因此,楚怀王死后的灵魂,应当被引导到祖庙里。也就是说,为怀王招魂的仪式是在长沙举行的,屈原所作《招魂》也是在长沙脱稿的,而尾声中的睹物思情亦在情理之中。与此同时,楚怀王的遭遇、楚国的衰弱,也促使屈原对天命、对历史、对巫术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天问》的腹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起草。
此诗作于元末明初战乱之际。客游外地,寄寓他乡,古人对这种生活很难适应,总有一种飘零之感。飘泊在外对古人来说是人生的不幸,除夕佳节期间仍然不能还家,更是莫大的不幸。这首诗就是作者在除夕那天旅居外地所写,道出了佳节期间滞留外地的苦闷与无奈。
开篇点出野菊生长环境的压抑,“苦竹”与“椒坞”,虽有“微香”但已难禁孤独之泪。“已悲节物同寒雁”把生于寒秋看成是菊花的悲惨命运。抒情主人公形象自颈联介入,“细路独来”点明其与野菊同命相怜之苦,最后一句“不取霜栽近御筵”尽显怨愤压抑的情绪。全诗触景感怀,咏物托意,很能反映诗人当时的思想状况。
诗一开头:“苦竹园南椒坞边”,点出野菊所处的环境:它的北面是苦竹园,而且还有椒坞在旁。竹的味道那么苦,椒的味道又那么辣,苦、辣之味包裹着菊花。托根在这样的辛苦之地。它的处境多么艰辛啊!所以,诗便很自然地引出第二句:“微香冉冉泪涓涓。”由于环境恶劣。本来花气袭人的野菊只能散发出细细的微香,所以它难免要清泪涓涓。不断洒落了。同时,野菊的辛苦遭逢还不仅仅是境遇不好.它又生不逢时:它生于萧飒衰败的寒秋,蓓蕾一开,便受风刀霜剑的摧残,实在太不幸了。
不过,菊花毕竟是花中的强者,它是决不会甘于寂寞的,因此诗又生出下边两句:“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在诗人看来,菊,作为百花之一,它也应该得到温暖,也应该有其“春风得意”之时,可是它却处于寒秋,“蕊寒香冷”(黄巢《菊花》),备受风霜困扰,如同寒雁羁栖,这已经是够可悲可叹的了,可它又怎么能够敛香隐迹,甘心与暮秋的寒蝉一样寂寞下去呢?
以上四句,明里句句写的是野菊,但实际上句句都是在写自己:野菊托根于辛苦之地,花发于西风落叶之时,倍受苦寒,这是诗人命运的生动写照。李商隐生于晚唐末世,可谓生不逢时。入仕以后.又一直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后又被牵连进去,遭受排挤和打击,郁郁不得志。但是又不甘潦倒长终,内心充满痛苦和烦闷。“已悲节物”、“忍委芳心”两句诗就有屈原“老冉冉其将至,恐修名之不立”(《离骚》)之意,感叹时不我予,想有所作为,但现实情况不允许,实在无可奈何。
五、六两句笔法一变,由隐到显,追忆自己受令狐楚恩遇的往事。“细路独来当此夕,清樽相伴省他年。”小路独来,回思往事,早年在重阳节自己曾伴令狐公同饮。想令狐公在日。对自己积极奖掖。大力提拔,“每水槛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徽于继和。杯觞曲赐萁尽欢。委屈款言,绸缪顾遏” (《上令狐相公状》)。那时自己多么惬意啊!令狐楚的这些恩顾,诗人是念念不忘的。大中二年重阳节就专门写过《九日》一诗,表达自己的怀念之情:“曾共山翁把酒卮,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
七、八两句是对诗人此时想起令狐楚一个交待:“紫云新苑移花处,不取霜栽近御筵。…‘紫云”一作紫微,指中书省。唐开元元年改中书省为紫微省。后虽在开元五年复旧称,但人们此后常以“紫微”代中书省。“紫云新苑移花处”指令狐绚官中书舍人。令狐绚是令狐楚之子,又是李商隐的故交,《新唐书·令狐楚传》记载令狐楚帅河南之时,十分欣赏李商隐之文,并“使诸子游”。照理,他总该对李商隐有所汲引了吧?可是李商隐娶李党王茂元之女为妻之后,令狐绚认为他“背恩”,根本不予理睬。诗人一再陈情,也得不到谅解,所以在诗的最后说他“不取霜栽近御筵”,即不向朝廷荐举他。正是由于令狐绚的冷遇和排挤,所以诗人才一再提起令狐楚,表现自己的不满和埋怨。在大中二年的《九日》一诗中,诗人在回顾令狐楚的恩顾之后。就指责令狐绚“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篱。”因此,此诗在抒写自己沉沦困境的同时,便流露出对令狐如此冷漠的怨望。
这首诗突出特点是构思精密,立意高迈。诗人自己似乎很清楚。有意识地避实就虚,采用象征的手法,不作平直语。字面上除五、六两句外,句句写菊,又句句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别开生面,不落窠臼。尤其三、四两句“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含意精警,令人回味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