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半首咏小松树，形容小松的姿态。五粒小松，即华山松，生长在深山中，石笋相伴，溪云回护，迎风挺立，经霜常绿，舒展自在而富有生机。但是，五粒小松一旦进入主人的深院，移栽如盆子，细丝捆束，铰刀修剪，失去了自由生长的可能。诗人在小松树的姿态描写中，已经将自己备受压抑拘束的生活感受注入，意含象中，寄托遥深。
后半首写小松树不得其所，它被摆在主人堂前当点缀品，主人壁上挂着粗俗的州县地图，主人交游的多是志趣不高的朋友。小松树在孤独、凄凉的环境里，只能对月坠泪，感伤自己的遭遇，遥想深山里曾经相依相伴的石笋和溪云，不知它们还忆念它否。诗人借拟人化的表现手法，将不满现实的束缚压抑，渴望自由的心绪，蕴含于姿态奇特的小松树形象中，思致婉曲，别具情趣，思想和艺术绾合得非常巧妙自然。
全诗立意新奇，构思精巧，用词瑰丽，也有伤感情绪的流露，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全诗基本上可分为两大段。
第一段从“连昌宫中满宫竹”至“夜夜狐狸上门屋”，写宫边老人诉说连昌宫今昔变迁。
前四句是一段引子，先从连昌宫眼前乱竹丛生，落花满地，一派幽深衰败的景象下笔，引出宫边老人。老人对作者的泣诉可分两层意思。
第一层从“小年进食曾因入”至“杨氏诸姨车斗风”，写连昌宫昔日的繁华盛况。
寒食节，百姓禁烟，宫里却灯火辉煌。唐玄宗和杨贵妃在望仙楼上通宵行乐。琵琶专家贺怀智作压场演奏，宦官高力士奉旨寻找著名歌女念奴进宫唱歌。邠王李承宁（二十五郎）吹管笛，笙歌响彻九霄。李谟傍靠宫墙按着笛子，偷学宫里新制的乐曲。诗人在描绘了一幅宫中行乐图后，又写玄宗回驾时万人夹道歌舞的盛况。
第二层从“明年十月东都破”至“夜夜狐狸上门屋”，写安禄山叛军攻破东都洛阳，连昌宫从此荒废。安史乱平后，连昌宫也长期关闭，玄宗以后的五位皇帝都不曾来过。直到公元817年（元和十二年），使者奉皇帝命来连昌宫砍竹子，在宫门开时老人跟着进去看了一会，只见荆榛灌木丛生，狐狸野兔恣纵奔驰，舞榭楼阁倾倒歪斜，一片衰败荒凉。安史乱后，玄宗依然下榻连昌宫，晚景凄凉。宫殿成为蛇燕巢穴，香案腐朽，长出菌蕈来。当年杨贵妃住的端正楼，如今物是人非，再不见倩影了。
第二大段从“我闻此语心骨悲”至“努力庙谟休用兵”。通过作者与老人的一问一答，探讨“太平谁致乱者谁”及朝政治乱的因由。
诗中称赞姚崇、宋璟作宰相秉公选贤任能，地方长官清平廉洁，因而出现了开元盛世。姚、宋死后，朝廷渐渐由杨贵妃操纵。安禄山在宫里被贵妃养作义子，虢国夫人门庭若市。奸相杨国忠和李林甫专权误国，终于给国家带来了动乱和灾难。接着诗笔转而称赞当时宪宗皇帝大力削平藩镇叛乱，和平有望。结句，作者意味深长地点明主旨：祝愿朝廷努力策划好国家大计，安定社稷，结束内战，不再用兵。
这首诗针砭唐代时政，反对藩镇割据，批判奸相弄权误国；提出所谓“圣君贤卿”的政治理想。它含蓄地揭露了玄宗及皇亲骄奢淫佚的生活和外戚的飞扬跋扈，具有一定的历史上的认识意义。前代诗评家多推崇这首诗“有监戒规讽之意”，“有风骨”，把它和白居易《长恨歌》并称，同为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
这首《连昌宫词》在艺术构思和创作方法上，受到当时传奇小说的影响。诗人既植根于现实生活和历史，又不囿于具体的历史事实，虚构一些情节并加以艺术的夸张，把历史人物和社会生活事件集中在一个典型环境中来描绘，写得异常鲜明生动，从而使主题具有典型意义。例如，有关唐玄宗和杨贵妃在连昌宫中的一段生活，元稹就不是以历史家严格实录的“史笔”，而是用小说家创造性的“诗笔”来描摹的。据陈寅恪的考证，唐玄宗和杨贵妃两人没有一起去过连昌宫。诗中所写，不少地方是根据传闻加以想象而虚拟。如连昌宫中的所谓望仙楼和端正楼，实际上是骊山上华清宫的楼名。李谟偷曲事发生在元宵节前夕东都洛阳的天津桥上，并不是在寒食节夜里连昌宫墙旁。其他如念奴唱歌，二十五郎吹笛，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等，都不出现在寿安县的连昌宫内或宫前。元稹充分发挥艺术的想象力，把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上的事件集中在连昌宫内来铺叙，并且还虚构一些情节，用以渲染安史之乱前所谓太平繁华的景象，突出主题思想。从诗的自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对念奴唱歌、李谟偷曲等事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并不是不知道的，他如此处理，实在是有意识地学习唐人传奇所常用的典型化方法来创作。这样一来，整首《连昌宫词》在某些细节上虽不符合具体的历史事实，但却形象地反映了历史和社会生活发展的某些本质方面，具有艺术的真实性。至于诗中说到平吴蜀、定淮西等历史事件，则又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和浓烈的现实感。
这首诗的情节，写得真真假假，假中有真，真假相衬，互相对照。正如陈寅恪所指出的那样：“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在我国叙事诗的发展史上，《连昌宫词》有独自的风格特色。
江淹早岁以一介寒士受知于宋建平王刘景素，景素爱好文学之士，江淹在南兖州做过景素的僚属，后淹因事系狱，自狱中上书，“景素览书，即日出之”（《南史》本传）。景素出镇荆州，江淹从之镇，其时约当公元472年（明帝泰豫元年）至公元474年（后废帝元徽二年）间，江淹集中写荆山汉水风物的诗即作于这几年。
全诗十六句，前八句着重写景，绘出关山重叠、烟水苍茫的秋色图卷；后八句转向抒情，抒发归路迢递、飘零自伤的忧思情怀。首联总领写景，开头即以“怅然”点明此行抑郁惆怅的心境，为全诗定下了基调。“汉北”则交代地点。诗人回首眺望“岨山田”，触景生情，引出了这篇诗章。“沄沄”，水流回转貌，如《楚辞》中汉王逸《九思·哀岁》云：“窥见兮溪涧，流水兮沄沄。”此联写群山绵延，高下参差，溪涧沟壑，纵横错互的景象，气势壮观雄伟。“沄沄”状水之蜿蜒曲折，“参差”写山之错落耸峙，“百重”以对“万里”，均形容其广袤。此联从不同的方面写出了荆襄山水博大雄奇的姿态。
如果说上联是写其全貌的话，那么下一联则进一步从地理形势上烘托出景物的特色。诗人的眼光已不局限于荆襄一地，而是放眼远眺，神游故国，西北至秦陇，东南至吴越。荆山居江汉平原之西鄙，雄关险隘，屏障楚地，迤逦至西北则是秦岭大巴山和黄土高原，而江汉平原又如同通向长江三角洲的门户，河川网络犹如血脉相连。这一联概括了荆襄江汉在地理上的重要地位，实有深意存焉，这一点在下面再加揭示。从用笔看，这一联也是工整的对偶，动词“带”与“冠”尤为传神，前者展现了层峦逶迤的壮阔景象，后者描画出浮云笼罩的南国风光。出句以雄关绝塞表现出苍茫凝重的格调，而对句则以云烟连绵传达出旖旎曼妙的情思，这一对比如同宋代山水画中荆浩、关仝的叠嶂丘壑之于董源、巨然的淡烟轻岚，色彩迥异的意象构成的对偶，避免了合掌雷同，收到了相反相成的效果。
下一联笔势收拢，又落到了眼前的草木之上。草色转为枯黄，好像将原来的翠绿收藏起来了，故谓之“敛”；“穷水”乃荒远之水，它与草色共同构成了一个秋气肃杀的意境。“木叶”句令人想起《九歌·湘夫人》中的名句：“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而“变”的修辞又令人忆及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警策：“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木叶纷纷坠落，改变了原先水木交映的河上景色，此处妙在将“变”用作使动词，造语不同凡响。事实上整个这一联都有模拟谢诗的痕迹，虽然彼写春景，此拟秋色，但都表现出星移物换的微妙变化。当然江淹之句难以与谢诗的自然天成相比拟，其得之模拟，终落第二义。“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钟嵘《诗品》），于此可见一斑。
“草色”一联已暗逗秋意，到“秋至”一句则点明秋天的来临。这一句也是化用《湘夫人》中开头的句子：“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这两句在《湘夫人》中原与上引的两句紧相衔接。这里，在表现秋色由晦转明时，诗人通过化用的意象成语的内在联系，使诗的上下两半意脉贯通，很自然地过渡到抒情部分。诗人宦游他乡，故以“客人”自称；“伤婵娟”则是悲伤帝子在此清秋时节降临水边，伶俜飘零。“目眇眇兮愁予”，她那忧伤的目光使诗人油然而生同病相怜之情。“婵娟”，姿态美好貌，在此指代帝子，亦即神女。江汉间流传着许多惝恍迷离的神话传说，像郑交甫于汉皋遇二神女，解佩相赠之事即是其一。据《水经注·沔水》载，襄阳县北之方山，“山下水曲之隈，云汉女昔游处也，故张衡《南都赋》曰：‘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汉皋即方山之异名也。”可见诗人化用楚辞并非凿空而道、无中生有，而是切合其地方人文特色的。
下一联写其欲归不成，归途漫漫之感。“试访”犹言“欲访”；“淮海使”，扬州的地方长官。东晋以还，北人南迁，多聚居于扬州一带，所谓的侨置州郡也多设于此。史载江淹“起家南徐州从事”，又曾“随景素在南兖州”，“寻举南徐州秀才对策上第”（《南史》本传），上述两个侨置州在刘宋时即以京口、广陵为治所，诗人故将淮海视为自己的故乡。“蓬驱”句以蓬草自况，蓬草的飘转不定正如其无止境的游宦生涯。飘蓬的意象由来已久，而建安诗人尤喜用之，如曹植的《杂诗》云：“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何意迥飚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几可作此句诗的注脚。“旌心”即心旌，语出《战国策·楚策》，意谓中心不安如悬挂的旌旗飘摇不定。“徒自悬”犹言内心的悬念不安只是自费苦心，徒劳无益。此处诗人也有其言外之意，且留待下面一并交代。
最后一联感叹岁月蹉跎，忧多伤身。“若华”犹言“若英”，即若木之花。若木是神话中生长于西方日入处的树木。《山海经·大荒北经》称：“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郭璞注：“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下照地。”若木之光华后人也用来指时光。《离骚》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屈原的举动，据王逸的解释，是“折取若木，以拂击日，使之还去”，“或谓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过也”（《楚辞章句》）。总之，都是挽留光阴之意。诗人在此感叹，光阴如逝水无情，即使想借助若木加以挽留，也是徒劳无谓，忧思丛集，只会使自己伤神减寿。诗的最后这种深沉的忧伤与开头的“怅然”相呼应，令读者久久回味。
那么诗人的忧伤又是因何而生的，联系其身世遭遇就不难明白这种感情的内涵。他对刘景素深怀知遇之感，此时正随刘在荆州任上。荆州地处上游，为扼制东南的军事重镇，刘在僚属的劝唆下图谋反叛，江淹苦谏而景素不纳。谏云：“殿下不求宗庙之安，而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露栖于姑苏之台矣。”（《梁书》本传）殷鉴不远，东晋桓玄据荆州谋反即遭败亡，诗人预感到景素覆灭的下场，因而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后来景素移镇京口，果然兵败被杀，江淹则因受贬而幸免于难。所谓“旌心徒自悬”正表现出诗人苦谏不从的忧虑。
前人称江淹之诗“悲壮激昂”（李调元《雨村诗话》），“有凄凉日暮，不可如何之意”（刘熙载《艺概》），洵为的论。此诗前半写山河之壮伟，地势之重要，本应是拱卫中枢的屏藩，现在却酝酿着一场动乱，故后半倾诉出深沉的忧伤，其中既有身世感怀，又有国事之慨。深沉的忧思与雄峻的山河相为表里，故有悲壮之气。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多处化用了楚辞的意象与成语，这不光是一个修辞问题，更主要的是诗人与屈原的情思相通。荆州治所江陵即为楚之郢都，屈原青年时代被谗去郢，即向北流浪，至于汉北，所谓汉北即樊城一带（据林庚考证，参见其《民族诗人屈原》一文）。这和江淹所处的地域正好吻合，屈原的忧国伤时不能不激起诗人的共鸣。江汉流域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为诗人的感情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载体，他之化用楚辞也就十分自然，由此也增强了全诗的悲剧色彩。
此词作于作者贬谪黄州时期，是他当时乡间幽居生活的自我写照。上片写景，下片刻画人物形象，全词描绘了一幅夏日雨后的农村小景。词中所表现的，是作者雨后游赏的欢快、闲适心境。词人先写游赏时所见村景，接着才点明词中所写之游赏和游赏所见均因昨夜之雨而引起，抒发自己雨后得新凉的喜悦。这种写法，避免了平铺直叙，读来婉转蕴藉，回味无穷。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远处郁郁葱葱的树林尽头。有耸立的高山。近处竹林围绕的屋舍边，有长满衰草的小池塘，蝉鸣缭乱。在这两句词中，竟然写出了林、山、竹、墙、蝉、草、池塘七种景物，容量如此之大，堪为妙笔。这里呈现的景象，是一派幽狭的气氛。词人身为罪官，才能无从施展，只有过着幽人的生活。这首《鹧鸪天》即若隐若现的表现出他的此种境遇。
开头两句，作者用推移镜头，由远而近，描绘自己身处的具体环境。这所墙院，正是作者的居所。
“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三、四句是说，空中不时有白色的小鸟飞过，塘中红色的荷花散发幽香。
三、四两句，含意更为深邃。意境如此清新淡雅，似乎颇有些诗情画意。芙蕖是荷花的别名。“细细香”，描写得颇为细腻，是说荷花散出的香味，不是扑鼻的浓烈的香气，而是宜人的淡淡芳香。如果不是别的原因，生活在这样的境界中，的确是修身养性的乐土。然而对于词人来说，他并非安于现状，着意流连这里的景致。在这里透过此等画面，便能隐隐约约的看到词人那种百无聊懒、自寻安慰、无可奈何的心境。词的下片作者又用自己的形象，对此作了生动的说明。
下片前三句，是写太阳在即将落山的时候，词人拄着藜杖在村边小道上徐徐漫步。这是词人自我形象的写照。但他表现的究竟是怎样的形象呢？是老态龙钟，还是病后的神态？是表现自得其乐的隐者生活，还是百无聊赖、消磨时光的失意情绪？读者仔细玩味，自然会得出正确的答案。
最后两句，是画龙点睛之笔。词句的表面是说：天公想得挺周到，昨天夜里三更时分，下了一场好雨，又使得词人度过了一天凉爽的日子。“殷勤”二字，犹言“多承”。细细品评，在这两个字里，还含有某些意外之意，即是说：有谁还能想到几经贬谪的词人呢？大概世人早已把我忘却了，唯有天公还想到我，为我降下“三更雨”。所以，在“殷勤”两字中还隐藏着词人的无限感慨。“又得浮生一日凉”，是词中最显露的一句。“浮生”，是说人生飘忽不定，是一种消极的人生哲学。《庄子·刻意》篇说：“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苏轼的这种消极思想，就是受庄子思想的影响。“又得浮生一日凉”中的“又”字，分量很重，对揭示主题，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表现词人得过且过、日复一日地消磨岁月的消极情绪。
总观全词，从词作对特定环境的描写和作者形象的刻画，就可以看到一个抑郁不得志的隐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