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词写女子思君而不见所产生的慵懒和愁怨。全词五句都是写一个“思”字。“懒拂鸳鸯枕，休缝翡翠裙，罗帐罢炉熏”三句，写昔思之苦；“近来心更切”写近思之切；“为思君”写为谁而思。在写昔思之苦时，作者描绘了三种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鸳鸯枕因久置未用而积满灰尘；积尘而又“懒拂”，一是说明鸳鸯枕仍无用处，二是暗示所思之“君”尚未归来，三是表现了思君不至时颓丧的精神状态。翡翠裙而“休缝”，也曲折地表现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女为悦己者容，悦己之人不在，也就无须用翡翠裙来妆扮自己了。罗帐熏香，表现了昔日柔情蜜意的幸福生活情趣，“罢炉熏”说明恋人去后，这种情趣已不复存在了。这三句说明女主人公原无心料理枕帐裙饰等琐事，从而充分表现她那相思时的无聊情绪，这是使用睹物思人、化虚为实的表现手法。写的是抽象的感情，但给读者以具体的感受。“懒”“休”“罢”三个动词，在这三句词中所表达的意思是一层进一层。“懒”，疏懒之意，含义较轻；“休”，表示停止的意愿，比“懒”的语义稍重，意思进了一层；“罢”是表示终止的一种决断、果敢语气，比“休”的语义又重了一层。通过这种化虚为实的表现手法，把闺妇对久客不归之“君”的怅望之情，表现得十分具体。

　　后二句是对前三句的补充，说明百无聊赖的原因，也是更进一层地直抒思念之情。“懒拂”“休缝”“罢炉熏”这些都是昔日思念之“切”的心理表现在行为上，而近来的思念，只用一个“更”字，就说明了其程度远远超过了昔日。这种艺术手法，其妙有三：第一，在意脉上使词意曲折层深；第二，在文意上做到言简意赅；第三，在结构上层层相扣。由此可见，这个“更”字的内涵是较为丰富的。末句“为思君”一语，一是点明了所思之人，二是总括了昔思之苦与近思之切的种种痛苦感受，三是交代了全词的主旨。“思”字为词眼，是全词的抒情线索，在篇末出现，成为点睛之笔，在构思上颇具匠心。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

　　这首诗自起句至“骨肉十年终眼青”为第一段，写送别。它不转韵，穿插四句七言之外，连用六句九言长句，用排比法一口气倾泻而出；九言长句，音调铿锵，词藻富丽：这在黄庭坚诗中是很少见的“别调”。这种机调和词藻，颇为读者所喜爱，所以此诗传诵较广，用陈衍评黄庭坚《寄黄几复》诗的话来说，是“此老最合时宜语”。但此段前面八句，内容比较一般：说要用蒲城的美酒请王纯亮喝，在酒中浮上几片屈原喜欢吞嚼的“秋菊之落英”，酒可用来浇消王郎胸中的不平“磊块”，菊可以像陶渊明所说的，用来控制人世因年龄增而早衰；要用歙州黟县所产的好墨送王，用王维《渭城曲》那样“阳关堕泪”的歌声来饯别，墨好才能让王郎传写“万古文章”的“心印”（古今作家心心相印的妙谛），歌声以表“兄弟”般的“一家”亲戚之情。此外，这个调子，也非作者首创，从远处说来自鲍照《拟行路难》第一首“奉君金卮之美酒，玳瑁玉匣之雕琴，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蒲萄之锦衾”等句；从近处说，来自欧阳修的《奉送原甫侍读出守永嘉》起四句：“酌君以荆州鱼枕之蕉，赠君以宣城鼠鬂之管。酒如长虹饮沧海，笔若骏马驰平。”虽有发展，仍属铺张，不能代表黄庭坚写诗的功力。到了这一段最后两句“江山千里俱头白，骨肉十年终眼青”才见黄诗功力，用陈衍评《寄黄几复》诗的话来说，就是露出“狂奴故态”。这两句诗，从杜甫诗“别来头并白，相对眼终青”化出，作者还有类似句子，但以用在这里的两句为最好。它突以峭硬矗立之笔，煞住前面诗句的倾泻之势、和谐之调，有如黄河中流的“砥柱”一样有力。从前面写一时的送别，忽转入写彼此长期的关系，急转硬煞，此其一；两句中写了十年之间，彼此奔波千里，到了头发发白，逼近衰老，变化很大，不变的只是亲如“骨肉”和“青眼”相看的感情，内容很广，高度压缩于句内，此其二；词藻仍然俏丽，笔力变为遒劲峭硬，此其三。这种地方，最见黄诗本领。

　　第二段八句，转押仄韵，承上段结联，赞美王郎，并作临别赠言。“连床夜语”四句，说王郎来探，彼此连床夜话，常谈到鸡声报晓的时候，王郎学问渊博，像“无底”的“书囊”，谈话的资料没完没了；欣喜王郎读书有得，功深如此，别后必然继续猛进，就不用怨恨书信不能常通了。由来会写到深谈，由深谈写到钦佩王郎的学问和对别后的设想，笔调转为顺遂畅适，又一变。“炒沙作縻”四句，承上读书、治学而来，发为议论，以作赠言，突兀遒劲，笔调又再变而与“江山”两句相接应。这四句的意思是：追求写“工巧”的文章，像“炒沙作縻”，无法填饱肚子，像镂刻冰块，不能持久；应该收敛心神，潜心道义，战胜虚华，才能体会出孔子、孟子之道如日月经天。黄庭坚致力于词章，力求“工巧”，但又有文章要为“道”服务的观念，所以认为读书治学，要以身体力行孔、孟之道为主。实际上黄庭坚本身是诗人，不可能真正轻弃词章，这里只是表现他把儒家的修身、济世之道放在第一位而已。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说王郎的弟弟能替他管理家事，妻子能烹制美餐孝敬婆婆，儿子能读诗书，女儿能织丝麻，家中无内顾之忧，可以好好烹茶读书，安居自适。王郎曾经考进士不第，这时又没有做官，闲居家中，所以结尾用这四句话劝慰他。情调趋于闲适，组句仍求精炼，表现了黄诗所追求的“理趣”。

　　这首诗多数人喜欢它的前半，其实功力见于“江山千里”以下的后半。方东树《昭昧詹言》说：“入思深，造句奇崛，笔势健，足以药熟滑，山谷之长也。”要体会这种长处，主要在后半。

　　这首诗首句紧承“题中意”而来，从“溪略”写起，使人开篇即进入“溪路千里曲”的山间小溪境界。开篇明义，单刀直入，省去许多闲笔。“千里”极言“溪路”之长，“曲”字极绘“溪路”之形。“千里”而又“曲”，可见“溪路”依山就势、蜿蜒曲折之态。次句点题，写“闻猿”。“哀猿何处鸣？”正是“两岸猿声啼不住”，时断时续，此起彼伏，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山势之陡峭，森林之莽苍，“溪路”曲折回旋，山水相连又相隔，尽在不言之中。正因为“溪路千里曲”，故不知“哀猿何处鸣”。“猿”前着一“哀”字，富于感情色彩。诗人此时，正处在寂寞、凄怆、哀怨的心境之中，由情及景，故所闻“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以上两句，一从视觉上写“溪路”，一从听觉上写“猿鸣”，而“千里曲”与“何处鸣”又互相映衬，“入黄溪”后的情景宛然清晰。

　　这样写，尚属平常，当读到三四句时，才使人品出“奇趣”来。诗承上，紧扣“闻猿”写感受。君不闻：“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写的是古代渔民舟子的痛苦生活，故闻猿鸣而下泪，倍感其声凄厉。诗人理当“猿鸣三声泪滂沱”才是。然而不然，诗却说：“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言下之意：孤寂的我早已被贬边州，申诉无效，前途无望；泪已流干，愁肠寸断；这哀猿声声，徒自空啸，我已经没有泪可流，没有肠可断了。这看似“反常”的写法，却更深沉地道出了诗人难以言状的身世之感和“哀莫大于心死”的极度的惆怅和痛苦。

　　此诗头二句写景，景为情设；后二句抒情，情由景生。溶情于景，情景交融，自不必说。妙在抒情不落俗套。苏东坡曾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

　　诗人闻哀猿长啸，不写“泪沾裳”而说“泪已尽”，不写“肠欲断”而说“肠已断”，由此带出一个掷地有声的“虚”字来—— “虚作断肠声”。就本应“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常理来说，是“反常”；就实际“孤臣泪已尽”的心境来说，又是“合道”—— 合乎泪尽愈苦之道。所谓“翻出新意”，所谓“奇趣”，正在这“反常合道”之中。诗人所以“自放山泽间”，原是为了借山水以遣悲怀，然而结果正如李白所说借酒浇愁一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掩卷沉思，诗人遭遇之不幸，生活之痛苦，情思之含蓄，寄慨之深远，都包孕在这二十字之中。诗的艺术魅力正在于此。

　　第一首诗开头点题，写春晴怀念故园（家乡）的海棠。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想海棠，真的梦见家乡繁花似锦的海棠。当然，也不一定真的做了这种好梦，诗人有时喜欢假托梦境来表现极端想念。也就是借“有所梦”，来表现“有所思”。如果以为诗中写梦，都是真的做梦，那就被诗人瞒过了。写梦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表达思念之情。

　　颔联、颈联写梦醒之后，眼前所见之景。第三句，“万物皆春”明点“春”字。作者从春日海棠开花，想到万物回春，又联想到自己将要老了。春天，古时叫“青春”，后来，人在青年时期也叫“青春”。春天的景色和青春的少年，是很和谐的，都富有生气。可是这里却把春景和老人摆在一起，这不仅不协调，而且形成一种对比，是生气勃勃和衰飒老气的对比。这里有意拿春景来反衬自己虚度年华，寄托了无限感慨，也激起了对春天的热爱。第四句，“一年过社”暗点“春”字。这里说的是春社。燕子是候鸟，过了春社日（春分前后），才从南方海岛上飞回。这一句和上句相呼应，以燕子飞回，补充说明“万物皆春”，使人感到花也春，鸟也春。

　　第三联出句写空中浮云，时多时少，故天色像青像白、或浓或淡，正是初晴景象。对句以直白之语，将柳絮将飞又堕的神态写出来。这柳絮像是要掉下来，却又飞上去，上上下下，来来往往，飘个不停。这一联也是形容“万物皆春”，使人感到天空也是春，柳絮也是春。最后一联说，无奈（无那）这美好的春日风光吃不得，那么就让诗歌（遣诗）把它招引到翡翠琼瑶（美玉）做的酒杯中来吧。晋朝陆机《日出东南隅行》说“秀色若可餐”，作者在这里一反其意，说春光“餐不得”；然而却又天真地设想：吟诗，让诗把它引到酒杯里，就可以连同酒一起喝下去了。正是用这种浪漫天真的构思，表现了作者热爱故园春光的真挚感情。

　　第二首诗首联拈出一个“行”字，为全诗之眼。上一首，作者是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观察四周的景色。在这一首中，作者已由静观转入游赏，以下数句，都是游览所得，故其描写，更富有变化。“行”前加一“独”字，就突出了作者此时孤寂、无聊之情。中间两联，俱写眼前之景致，绘形、绘声、绘色，动静结合。眼前景色，固然很美丽，但诗人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因此尾联提出“只欠”二字。因为作者宦游他乡，已两年不见海棠，对景生情，顿生感慨。结句言自己辜负了两个春天。诗中所写春天景象，非不美好，而作者却有枉抛光阴之叹，可见眼前景色，徒增烦恼。诗人重笔叠写，也只是为了衬托此时愁对春晴的孤寂心情，以及对故园海棠的无限怀念。

　　第一首以海棠起，第二首以海棠收，结构严谨，对仗工整，语言明白自然，若信口而出，其实用字精准，化用前人诗句也浑然无迹，体现出深厚的诗学功底，从中也可看出杨万里对江西诗派并非全然抛却，而是有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