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咏七夕。上片遥念仙侣欢会。先写新秋夜色。凉月横舟，银河浸练，碧空如洗。次写双星相会。桥倚高寒，鹊飞碧空，绵绵离恨，欢情几许；千秋今夕。下片抒发感怀。夜色沉沉，独感岑寂，回忆昔日，亭榭穿针，金鸭香袅。而今玉徽尘积，新凉半枕。窗外泪雨，檐前犹滴。不禁感慨万千。
全词构思精巧，抒情细腻，情景交融，真挚感人。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农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夜晚为元宵，是我国传统的一大节日，民间有盛大的灯会来庆祝。这日的风雨必然给佳节带来阴愁的气氛，而作者此词是在清初特殊历史条件下写的，惟以悲哀为主，主体的情感色彩最为浓重。词人于明代崇祯庚辰(1640)进士，中进士数年后，明王朝覆亡了。清兵攻破桂林，他便削发为僧，法名澹归，隐居于广东韶州丹霞山寺。当时金堡正是中年，此后古佛青灯又度过了三十余年岁月。这首词作于晚年，艺术上已达到成熟的高境，而且表现出内心情感的波澜。
起笔紧扣词题，写出上元节气候的异常现象。“东皇”即传说中的东方青帝，乃司春之神。“海门”，古镇名，故址在今广东合浦县东北。司春之神不理解人间之事，将风雨倒吹海门潮，以致有元夕之阴雨。这必然给人们造成节日不愉快的心情，为全词定下基调。因风雨之故，元夕灯会也显得异常地冷清。抒情主体还由于特殊的心情，见到微弱稀疏的烟火，犹如蜡炬烧残，心字成灰;听到隐约断续的笙歌，好似人在哽咽，泪水湿了罗巾。这是联想所致，实际情形可能并非如此，但却反映了内心悲苦之情，以之观物，故有是感。“吾无恙”是一个转折，欲从悲苦情绪中自我解脱。整个社会在上元似乎都陷于悲苦之中，作者以为自己则是超脱尘俗的。说“无恙”实是自我嘲讽，意味着国亡后的偷生苟全，过着闲静的生活：香炉里焚烧着柏树子，发出浓郁的香气;煮茶品茗，尝试卢仝的七碗茶。唐代诗人卢仝《走笔谢孟谏议新茶》云：“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煮茶的水声，古人以为有如松涛。宋人苏轼《汲江煎茶》云：“茶雨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作者对于焚香煮茶的僧人生活，暗中感到惭愧和悲伤，所以设想：如果明月来相寻，他已如埋葬于深山空谷，无从寻找了;而经过战争和国难，已与旧王朝失去联系了。“暗尘随马”当是指明亡的战争。“星桥”本是传说中银河的鹊桥，北周诗人庾信《七夕》有云“星桥通汉使”。现在战争之后，星桥拆去，无法通汉使了。这两个隐喻里包含着民族国家灭亡后的悲哀和绝望。
词的下片紧接上片所寓的亡国之痛，而继之表现个人家庭在历史巨变中所遭到的不幸。关于素馨花，宋人吴曾说：“岭外素馨花，本名耶悉茗花，丛脞幺么，似不足贵，唯花洁白，南人极重之。以白而香，故易其名。妇人多以竹签子穿之，象生物，置佛前供养;又取干花浸水洗面，滋其香耳。”(《能改斋漫录》卷十五)素馨花开遍的田间路上，作者曾有一段美好生活的回忆。“当年梦”便点明是在回忆往事。“金屋藏娇”用汉武帝作金屋以贮阿娇故实，比喻家有娇美之姬妾。这已成了当年的梦，而今梦醒了，一切都不存在。作者遂由感旧的情绪而引起伤今。“漆灯”乃为亡人照明之用。春秋时，吴王“阖闾夫人墓周回八里，漆灯照烂如日月焉”(《述异记》)。“蔗”即甘蔗。现在梦醒后，见不到漆灯再明，也不见甘蔗生的幼苗。这非常晦涩地叙述了妻妾失散亡故、子嗣断绝的严酷现实，表现了家破的情形。国亡家破竟是如此紧密地连结一起，因而对人生感到了绝望。削发为僧，隐埋空谷，正是这绝望心情的反映。从前豪华富贵的珠围翠绕的生活象短暂的时光一样很快逝去，而今心事迟暮，行将就木，更不知今后有谁能洒酒祭扫孤坟了。“钟鸣漏尽”语出《三国志》卷二十六，田豫说：“年过七十，而居以位，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抔土”指坟茔。“浇”即酹酒而祭之意，宋人戴石屏妻《怜薄命》词云：“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士。”作者以艰涩之语补足了现实的痛苦心情，表现出晚年的孤寂悲凉。可见这位僧人，尘俗之念尚未尽净，而有如是情感的波澜。词情至此，已将悲伤的情绪推到了高潮。结尾处以虚拟的方式，又让情绪低落下去，而表现得却更缠绵了：悲伤之情象门前流水一样，夜夜朝朝，无有断绝。
全篇以“上元风雨”为题，逐步展开了对国亡家破后悲伤情感的抒写，历史的内容深蕴而丰富，曲折地表达了明末志士隐微而深厚的爱国情感。作者难忘的不幸遭遇和积蓄的怨恨，在沉埋多年之后突然在元宵风雨时触发，因而词情痛切感人。词中用了大量的冷僻事典和词语，使词意晦涩难解，而几个对句特别工稳贴切，结构绵密完整，这些都说明作者在艺术上的苦心经营。无论就思想与艺术而言，此词应是清初词坛的佳作。可惜金堡的作品在清初遭禁毁后，流传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