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借咏物而寄相思的诗，是眷怀友人之作。起句因物起兴，语虽单纯，却富于想象；接着以设问寄语，意味深长地寄托情思；第三句暗示珍重友谊，表面似乎嘱人相思，背面却深寓自身相思之重；最后一语双关，既切中题意，又关合情思，妙笔生花，婉曲动人。全诗情调健美高雅，怀思饱满奔放，语言朴素无华，韵律和谐柔美。可谓绝句的上乘佳品。
红豆，生于南国，其果鲜红浑圆，外表晶莹剔透，因为常被南方人作为服饰装饰物。红豆与相思联系在一起，则是来源于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传说，古代一位女子，因为丈夫战死边疆，思念亡夫太甚哭死在了树下，此后化为了红豆，在春天的时候生长发芽。从此以后，红豆被人们称为了相思子，也在文学中引用为相思之意。而“相思”不限于男女情爱范围，朋友之间也有相思的，如苏李诗“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即著例。此诗题一作《江上赠李龟年》，可见诗中抒写的是眷念朋友的情绪。
“南国”（南方）既是红豆产地，又是朋友所在之地。首句以“红豆生南国”起兴，暗示后文的相思之情。语极单纯，而又富于形象。次句“春来发几枝”轻声一问，承得自然，寄语设问的口吻显得分外亲切。然而单问红豆春来发几枝，是意味深长的，这是选择富于情味的事物来寄托情思。“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王维《杂诗》）对于梅树的记忆，反映出了客子深厚的乡情。同样，这里的红豆是赤诚友爱的一种象征。这样写来，便觉语近情遥，令人神远。
第三句紧接着寄意对方“多采撷”红豆，仍是言在此而意在彼。以采撷植物来寄托怀思的情绪，是古典诗歌中常见手法，如汉代古诗：“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即著例。“愿君多采撷”似乎是说：“看见红豆，想起我的一切吧。”暗示远方的友人珍重友谊，语言恳挚动人。这里只用相思嘱人，而自己的相思则见于言外。用这种方式透露情怀，婉曲动人，语意高妙。宋人编《万首唐人绝句》，此句“多”字作“休”。用“休”字反衬离情之苦，因相思转怕相思，当然也是某种境况下的人情状态。用“多”字则表现了一种热情饱满、一往情深的健美情调。此诗情高意真而不伤纤巧，与“多”字关系甚大，故“多”字比“休”字更好。
最后一句“此物最相思”只因红豆是最能表达相思之物。中国人常说，睹物思人。这“物”可能是他吃过的、穿过的，也可能是他看过的、听过的；可能是他喜欢的，也可能是他厌恶的。只要是与他有关系的，哪怕只有一丝关联，都能激起思念者敏感的神经。诗人所希望的，是友人每每看见这最能代表相思之意的红豆，就能想起正在相思的“我”、正在思念“你”的“我”。从诗人对朋友的深切叮咛中，我们看到了诗人自己深重的相思之意。正是诗人对朋友的满心思念，才使他希望朋友亦如此。用这种方式表露情怀，语意高妙，深挚动人。
全诗洋溢着少年的热情，青春的气息，满腹情思始终未曾直接表白，句句话儿不离红豆，而又“超以象外，得其圜中”，把相思之情表达得入木三分。它“一气呵成，亦须一气读下”，极为明快，却又委婉含蓄。在生活中，最情深的话往往朴素无华，自然入妙。王维很善于提炼这种素朴而典型的语言来表达深厚的思想感情。所以此诗语浅情深，当时就成为流行名歌是毫不奇怪的。
李贺常常用他的诗歌去探究宇宙的奥秘，人生的真谛，写下了一曲曲带有哲理意味的咏叹调。这首《古悠悠行》就是这样的作品。
“今古何处尽？千岁随风飘。”这两句虽然很简短，但却是经过高度浓缩写出来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诗句。这两句用粗线条勾画了一幅绵延无尽的时间和广袤无限的空间背景。“千岁”句表面上虽然只是指时间，“千岁”，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像一阵风那样飘忽而过。但是“千岁”又不仅仅是指时间，也指千岁之内的一切事物。这千岁内的人、事、物，也和时间一样随风飘荡而逝，无影无踪了。诗的前四句是说，日入西山，夜色深远，昼夜循环，今古如此，无有穷尽，本是大自然的规律；即使是千岁之久，在历史的发展中，亦如风飘之疾速，匆忽即逝。诗人此种感系，曾在许多篇什中抒发，如“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浩歌》）。以仙人比凡人，足见年命之短促。但日月递更、今古无尽的道理，联系实际，并不是人人都能悟得。
这是前面四句蕴含的无比深厚的内容。这当中有诗人在时间消逝时心灵颤震的音符，有悠远的时间广阔的空间背景。“千岁随风飘”一句又带起了下面四句。
诗的后四句，则进一步写大自然的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求仙不老，终难实现。君不见海沙虽细，经年变化，也可以长大为石。诗人在《梦天》中曾写道：“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人间的沧海桑田之变，犹如千年走马，说的是变化迅速。海沙成石说的是变化巨大。日久天长，人间万物都会发生变迁。秦王石桥，群鱼吹沫；汉武铜柱，流光销磨，至今已不复存在。这说明代更年远，必然发生陵谷之变，此为万物消长的常理。看来“莫高如秦桥，而鱼沫可吹；莫坚如铜柱，而流浪可消。是知世间未有久而不化之事。谁谓长生真可致乎?”（姚文燮《昌谷集注》）
此诗通篇富于哲理，充满理趣，不生枝蔓，纯乎理喻，这在李贺诗中是罕见的。在结构笔法上，先写日月如梭，反复更替，流光迅速，无有终期，是为不变之道；再写海沙变石，鱼沫吹桥，流光消柱，无法阻止，是为万变之理。变与不变，对比写来，深化主题，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量。
李贺善解乐府遗法，“设色浓妙，而词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语，浑于用意。”（毛驰黄《诗辩坻》）这正是此诗的特点。设色浓妙如“鱼沫吹桥”；刻于撰语如“空光流浪”（形容时光）；浑于用意如“铜柱年消”；而寓词旨于篇外者，则是诗中不言当朝惑于神仙之风，但句句对如此时弊隐含深刺。诗人处于元和政治混乱之时，为防不测，不得不深自弢晦，或藏孤愤之思于片章短什，或设弦外之音，感讽诽怨，还应看作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是一首讽刺诗，讽刺的对象是东鲁（今山东）的儒生。鲁地有儒者虽皓首穷经，却死守章句，不懂经邦治国之策。李白自视有“经济之才”、“王霸大略”，或曾受到某“鲁儒”的轻视和嘲笑，故以此诗反讥之。
开头四句说，那些白发苍苍的“鲁叟”们，言必称“五经”，他们以毕生的精力，将《诗》、《书》、《礼》、《易》、《春秋》这几部儒家圣贤之书的章句背得滚瓜烂熟，学问可算是很大了。但是，假如向他们请教一下经国济世的方略，就如坠烟雾，茫然不知所对。这里将鲁儒的精通经书和不谙时务相对比，揭示了他们的无能本质。
然而，标志着儒生身分的仪容却是丝毫马虎不得的。诗人接着以漫画笔法，活灵活现地描摹了鲁儒们迂腐可笑的举止：他们脚下穿着文饰考究的远游履，头上戴着平整端重的方山巾，不慌不忙，很有风度地上了大路，宽大的襟袖拖在地上，步子还未迈动，先扬起了一片尘土。鲁儒们故做庄严的神态与其实际上给人的滑稽感构成的对比，产生出一种喜剧效果；同时，鲁儒们外表的矜持与其内里的无能构成的对比，又更加突现了他们的迂阔。
诗末六句，是诗人对鲁儒的评论，并且将自己摆进去与鲁儒加以对比，在这种对比中表达自己的积极用世思想。诗中采用了以古喻今的写法：当年秦始皇曾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没收天下的《诗》《书》等儒家之书，谁敢违抗，就施以黥刑，并被罚去筑城。当时，那些褒衣博带的儒生确是吃了苦头。李白对鲁儒们说：正像秦代那些儒生们的可悲遭遇一样，你们这些人断然得不到朝廷的器重；我虽然也崇奉儒学，但却要效法叔孙通，干一番辅弼朝廷的事业，绝不与你们为伍。你们既然对时务一窍不通，那么，就请回到老家的汶水边上种田去吧！结尾二句的嘲讽是极其辛辣的，令人如见鲁儒们的窘态，和李白飞扬跋扈的神情，也感受到了他的宏伟理想所迸发出的精神力量。
这首诗评论了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初唐诗坛基本是南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延续，宫体诗充斥诗坛，文风绮靡纤弱。沈佺期、宋之问总结了六朝以来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确立了律诗的形式，驰名一时，对唐代近体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元好问肯定了他们的贡献和影响（“横驰翰墨场”），但也批评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仍然没有摆脱齐梁诗风。
元好问认为，开唐诗一代新风的诗人是陈子昂。陈子昂复归风雅兴寄，高倡汉魏风骨，上接建安传统，以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廓清了初唐半个时纪齐梁余风的影响，迎来了以“风骨”、“气象”著称的盛唐诗歌创作高潮。他的“兴寄”、“风骨”理论成为后人反对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理论武器。因此，元好问充分肯定了陈子昂的历史功绩，并将其革新文风与范蠡的平吴事业相提并论，认为也应为陈子昂铸像，以表其功。
此曲由四首小令组成，写年灾之年，农民颗粒无收，还要遭受官府酷刑的惨状，揭露了社会的腐败，反映了农家的疾苦，流露出作者对农民的同情。全曲风格刚劲，语言本色，采用方言土语，虽质朴无华，却高度凝炼，是散曲中少有的现实主义佳作。
《胡十八·刈麦有感》是由四支小令组成的重头曲，写出了因遭受严重年灾而颗粒无收，加上官府的横征暴敛，农民“卖宅田”和“典儿女”的悲惨遭遇。
第一支小令写年情的严重和受灾地区的广阔，农民所种的麦子颗粒无收。曲中开始以一个八十岁的老农之口以质朴的语言道出：“几曾见今年麦！又无颗粒又无柴。”大灾之年，粮食柴火，一点也无，何等凄惨。接着道出“三百日年灾，二千里放开”极言年日之长及地域之广，最后两句“偏俺这卧牛城，四十里忒毒害”，饱含着老农无尽的辛酸、怨怼和无奈。第二支小令写农民劳作的辛苦。即使麦子收成不好也得收，还得请人帮忙，这样又赔了人工和饭食。农民为了能收一些糊口的粮食，麦地里麦子收割之后赶紧又种下豆子，可以说为了活下去，已经想尽了办法。这里深切地反映了作者对农民的同情。第三支小令写了官府不顾人民死活，催逼灾民交税，逼得农民典儿卖女的悲惨境况。写里正之类的乡官却还在那里加紧催租，逼得人们卖田宅儿女。“穿和吃不索愁，愁的是遭官棒。”“穿和吃”并非真的“不索愁”，这样写，只是为了更突出“官棒”对农民的严重威胁。为什么农民们“愁的是遭官棒”，原来“五月半间便开仓，里正哥过堂”，也就是说，“花户每”要过“比粮”这一关。而“花户每”要过“比粮”关，想免遭“官棒”的酷刑，只有“卖田宅”或“典儿女”，别的无路可走。苦只苦“花户每”既无田宅可卖，即使忍痛典了儿女，也还是“陪不上”，最终难逃“遭官棒”的可悲命运。第四支小令写农民的哭诉，跟往年相比，今年更惨，有一年不如一年之意。这是一幅年灾图，读者能够想象到饿得骨瘦如柴的农民站在里长前求情发愁的那种惨状，朴素、真实表现了社会的不合理：由于官僚地主的压迫勒索，人民已经无法生活下去。
作者站在农民的立场，揭露了明代统治者横征暴敛的罪行，把天灾和人祸都展示出来了，充分表现了对劳动人民悲惨遭遇的同情，是散曲中少有的现实主义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