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召公谏厉王弭谤》在结构上是谏因、谏言、谏果的三段式。首尾叙事,中间记言,事略言详,记言为主,体现了《国语》的一般特点。但文章的开头结尾却仍有独到之处。
文章开头,妙语传神。“厉王虐,国人谤王”,寥寥七字,胜于千言。一边是厉王虐,一边是国人谤。谤由虐起,事出必然,因果明了,壁垒分明,一开篇便展现给读者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既引出召公苦谏的缘由,也为厉王的可悲下场埋下了伏笔。接下来厉王的一“怒”一“喜”,两个动词,如千钧之力,又将矛盾推向高潮,且把这位暴虐无道的昏君形象斧砍刀削得更加逼真。结尾是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开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此语真乃神来之笔,厉王以为高压就可止谤,因而“大喜”,其实高压下的沉默,只是火山喷发前的死寂。结尾“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这是愤怒与反抗的岩浆在凝聚力量。终于火山喷发,国人暴动,厉王被逐,那该是何等壮观的场面,何其复杂的斗争。但作者全都略去,只写了“三年,乃流王于彘”,淡淡的七个字,对厉王是何等轻蔑,而留给后人的思考又是何等深刻!
召公的谏词,前后都是比喻。前一个比喻,说明“防民之口”的害处;后一个比喻,说明“宣之于口”的好处。只有中间一段切入正题,以“天子听政”总领下文,从正面写了“宣之使言”的种种好处。从公卿列士,史、瞽、师、蒙,到百工庶人,广开言路,畅所欲言,而后经天子斟酌取舍,补察时政,就使政策、政令不背真理。如此,恰当生动的比喻与严肃认真的正题有机结合,夹和成文,笔意纵横,态度真诚,用心良苦。
古人说:“诗本性情。若系真诗,则一读其诗,而其人性情,人眼便见。”(明·江盈科《雪涛诗评》)这首词正是如此,它首先展现了一位潇洒闲适、任真自然、不拘形迹的词人自我形象。这位刚从繁冗的官场生活中解组而投入大自然怀抱的词人,其心情是愉悦的“初脱尘劳”已流露出对官场的厌倦和离开之后如释重负的感受;而凭窗倚栏,细观峰峦,由朝至暮。看尽明暗变化,不仅表达了词人对大自然的喜爱,同时也表现了其凝神专注之态和闲适自得的雅致。
“看尽昏朝”,就宛如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境界,这里不仅是写山,更是衬人。正因为词人观察得入微,故能有“夜山低,晴山近,晓山高”的感觉。这三句是前面“看”的注脚。夜黑山影模糊,故有低感;晴天山色明朗,所以觉得如在目前;清晨霞映云绕,因此给人高感。其实还可补充一点,这三句不仅写出了山,也写出了观山的人。词人那种悠然心会、神与物游的情趣,也是在“看”中隐约可见。
下片词人的自我形象表现得更直接、更突出。他得闲即出,遇村辄饮。“醉模糊”逼真地描绘出酩酊醉态,而且这三字是下片的关目,以下便由此生发。因为醉,忘怀了一切羁绊,更显出任真自适的个性。“信手挥毫”三句,表现了他毫无拘束,纵横骋才的创作特征,他挥毫只是为了抒发性灵,哪管什么风骚之旨。最后三句既是其优游生活的简要概括,也是他思想志趣、情感性格的集中反映。
“乐因循”,说明他纯任自然;“能潦倒”,表现他自甘淡泊,“也消摇”,传达出他对闲适自在生活自得其乐的态度。“乐”、“能”、“也”充分地展示了他的情操。据《金史·许古传》载:“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间,留饮或十数日不归。……平生好为诗及书。”可见此词确是他个性的真实写照。至于他为什么会表现出这样一种超然物外的思想情绪,这实在和他身处日益衰落的金末季世及其仕途多舛有关。
其次就艺术特色看,信手挥洒,凝练自然,是这首词较突出的特点。无论写景抒情,均是“信手挥毫”,表现得流利畅达、无拘无碍。
全词从入山、观山和诗酒生活逐层写来,都如清泉自然涌出,似不经意而出,一切都十分明朗真率。然而这信手挥毫又决非不加提炼、失于浅俗。相反,作者在用语上颇注意凝练。如“爽气飘萧”四字,就概括出秋日山中的总印象和观感;“夜山低”三句则更是异常准确精练地描绘出不同时刻、不同条件下的山的特色;而下阕的“乐”、“能”、“也”三字也用得恰切精妙。看来作者在看似不经意中颇多锤炼。这种雕饰而归于自然的艺术境界,说明许古确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这是一首闺词。全词以女主人的口气道出,不作雕饰,自然流畅,一气呵成。
这首词由八句组成,其中有六句使用了比喻。首句“郎如陌上尘”,次句“妾似堤边絮”,并非各以一物为喻,而是互文见意,言妾亦如陌上尘,郎亦如堤边絮。尘与絮悠扬飘荡,无辙可循。尘与尘相遇,絮与絮相逢,聚乃偶然,散亦无法觅其踪迹。把两个人遇合方式的特点,通过尘与絮的“相见两悠扬,踪迹无寻处”体现出来,喻义明确,词篇的表现力因此加强,引人入胜。
在上阕中,一、二句各自设比,三、四句补叙所比的内容,作为比喻,四句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从措意的过程分析,其间的条理十分清晰。此外,最后两句向对方提出“过了别离时,还解相思否”的疑问,这又同上半阕的别时情绪遥相呼应。通过这种呼应,一方面表达了女主人公对情郎的无限忠贞,另一方面又对男方的爱情表示了担心和疑虑。这种“救首救尾”手法的运用,不仅使词篇结构更加谨严,而且揭示主题方面,显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下阕的“酒面扑春风,泪眼零秋雨”,也是用比喻,不过是暗喻而已。此句“泪”、“雨”并见,以连绵的秋雨喻不断洒落的泪珠,取喻显明,亦足动人。至于“酒面扑春风”,字面本于杜甫《咏怀古迹》诗“画图省识春风面”,而谓女子酒后,脸上绯红,有似春风扑人。像“酒面扑春风”这类比喻,本来喻体和本体的相似点就不甚显著,作者不仅不把相似点说出,反而用叙述式的句子,似乎只在实写两种相关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读者要想真正理解词人的真实意图,就非得下一番推敲的功夫不可。这种比喻,修辞学上称为“曲喻”,古人称之为“不似之似”或“象外句”。“酒面春风”似乎是即写酒又写风,其实是借春风比酒后脸的情态。
在结构安排上,该词表现为一个严密的有机体,段落层次十分清晰、显明。词篇写别时情景,自然以描写告别场面的“酒面扑春风,泪眼零秋雨”两句为中心,上半阕为别时的感慨,末二句设想别后的情事,篇幅虽不长,却容下了别情离绪的各个方面。
诗的前两句,作者先交待了牧童到远处放牛的原因。“绕村四面禾黍稠”,村子周围都是庄稼地,禾苗长势正好,为了避免牛群祸害庄稼,牧童只好到远处放牛,这两句在逻辑上采用了倒置的手法,先写果后写因,突出了“远牧牛”这个结果,后文也正是围绕牧牛展开。
“陂中饥鸟啄牛背,令我不得戏垅头。”牧童把牛赶到了水草丰美的河边陂岸,本来是想让牛专心吃草,不用担心它们会糟蹋庄稼,这样他就能和伙伴们一起嬉戏玩耍了。结果,陂中有很多饥饿的水鸟,它们不停地落在牛背上啄食虫虱,牧童不得不留下来看顾牛群,不停地驱赶鸟雀,其郁闷的心情可想而知。这两句写出了牧童抱怨的情绪。
“入陂草多牛散行,白犊时向芦中鸣。”因为陂中“草多”,所以牛群时常走散,在芦苇丛中的白色牛犊还不时地抬头朝空中长鸣。这说明牧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在儿童眼里,这艰苦的劳动里倒也有不少乐趣。正因为牛群走散,牧童们必须分开寻牛。为了彼此联络,告知对方自己所在的位置,他们“隔堤吹叶应同伴”;为了管束牛群,牧童还要不时地“还鼓长鞭三三四声”。这两句把寻牛、赶牛的过程写得生动有趣,富有立体感与生活感。
诗到这里,还只是单纯的叙事写景,除了生活情趣的盎然和儿童的天真娇憨之态令人印象深刻,似乎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张籍的乐府诗往往会在有限的篇幅中叙写情事,只在篇尾以二句话作结,正符合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对新乐府诗歌的创作要求:“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
“牛牛食草莫相触,官家截尔头上角。”牧童一边挥鞭,一边警告牛群:“你们不要再继续打斗了,否则一旦被官府发现,就会有官兵来截断你们头上的角。”以官兵来恐吓牛群,足见牧童心性的天真、单纯。
全诗自然清新,构思新颖,以儿童天真的口吻揭露了黑暗的社会现实,达到了更强烈的讽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