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这是一首描写杭州西湖春景诗。这首诗前六句写景,突出一个“绿”字,后两句写情,突出一个“恋”字,做到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后人评论此诗“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全诗不仅结构上曲折委婉,而且借景深化了诗旨。
西湖的春天,像一幅醉人的风景画,三面群山环抱中的湖面,汪汪一碧,水平如镜。群峰上,松树密密麻麻排满山面,千山万峰显得一派苍翠。一轮圆月映入水中,好像一颗明珠,晶莹透亮,跳荡悬浮。
早稻初生,似一块巨大的绿色地毯,上面铺满厚厚的丝绒线头;蒲叶披风,像少女身上飘曳的罗带群幅。一幅格调清新的山水画图展现眼前,诗人不由发出对西湖风光的赞美。春色如此秀丽,作者不愿离开杭州回京,有一半因素就是舍不得这风景如画的西湖。
诗的前三联绘景,尾联抒情,全诗则情景交融,物我划一。首句鸟瞰西湖春日景色,谓其“似画图”。作者以具有如此浓重感情色彩的字眼儿入诗,并非偶然。在孩童时代,白居易曾立志要到杭州做官,心愿得酬,自然为之欣喜,其对杭州的深情于此可见一斑。此诗不仅是白居易山水诗中的佳构,亦是历代描写西湖诗中的名篇之一。
“乱峰”以下三句,具体描绘如画之景:群山环绕,参差不一,湖上水面平展;排排青松装点着山峦,如重重叠叠的翡翠,皎洁的月亮映入湖心,象一颗闪光的珍珠,这是多么诱人的美景呵!然而诗的旨趣并没有凝滞在范山模水的层面上,“碧毯”二句出人意表地把笔舌转到对农作物的体察上。在山水诗中嵌入农事,弄不好会雅俗相悖,很不协调,而白居易却别出心裁地把农事诗化了:早稻犹碧毯上抽出的线头、新蒲象青罗裙上的飘带。如此精妙新奇的比喻本身不仅体现出作者对湖区人民的关怀,使读者由此可以联想到正是这位自幼向往杭州的白刺史,一到任便体恤民瘼,浚井供饮,把杭州变成了人间天堂,从而铭戢其德惠。同时,在诗的写作上也是一种变格、一种可贵的出新,它比作者描绘西湖的另一名篇《钱塘湖春行》,立意更加新颖,语言益见精妙。
这首诗的结构曲折委婉,别有情致,特别是最后两句“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唐宋诗醇》)那么其“言外余情”是什么呢?这得联系作者的有关行迹和创作来探寻。除杭州刺史之前,白居易原在长安任中书舍人。面对国是日荒,民生益困的现实,屡屡上书言事而不被采纳,眼见时局日危,朋党倾轧加剧,便自求外任,来到杭州。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认为做隐士不好,做京官也不好,只有做杭州刺史闲忙得当,正合其意,即所谓“霅溪殊冷僻,茂苑太繁雄。唯此钱塘郡,闲忙恰得中。”这话是出自《初到郡斋寄钱湖州李苏州》一诗,在其他篇目中 尚有不少类似的说法,这既是作者的心里话,也是此诗的“言外余情”。
因为“皇恩只许住三年”,白居易抱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西湖,这种情绪本身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西湖早已是驰名中外的湖山形胜之地,此诗亦不胫而走,值得玩味的是如今西湖十景中的“平湖秋月”、“苏堤春晓”、“三潭印月”等景观的命名,有的很可能是从这首《春题湖上》中的相应诗句衍化而来的。
从艺术上看,《春题湖上》最精采的是中间四句。诗人以幽丽华美的笔触,用一连串精妙的比喻,勾画出西湖的旖旎风光。比喻的精妙,表现在比物与被比事物的密合无间上。用翡翠比喻松树的绿色,用明珠比喻夜半时分高而远的明月,用碧毯细短的线头比喻幼小的绿色秧苗,用青罗裙飘拂的长带比喻舒展着的绿色的蒲叶,无不妥贴入微,真切动人。同时,诗人对湖上春光的珍惜与爱悦的感情,也在这几个比喻中自然地隐隐泄出。全诗由于有了中间这四句精当传神的比喻,一二句中的“似画图”才有了充实的具体内容,末两句的“勾留”之意才得以顺势推出。
“画图”二字是诗眼,下五句皆实写画图中景,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
这首诗看似一幅淡墨勾染的风景画,其实是一首情思邈远的抒情诗,全诗四句二十八字熔诗画于一炉。
诗的一、二句是一幅“待渡图”:一江修水,横在县城边,城郭房舍,倒映在清清江水里,见其幽;渡船要教人唤,则行人稀少,见其静。读者通过这幅幽静的画面,可以看到立马踟蹰的江州司马待渡在水边。
下文陡然接个“忽似”,领起三、四句,又推出另一幅似是而非的“待渡图”。展现在读者眼前的依然是一条江水,但这儿是渭水;依然是一个渡口,但这儿是蔡渡。所相似的地方,是微风吹拂着岸边的青草,如银似雪的细沙铺满滩头;而毛毛细雨,把画面渲染得一片迷蒙。无限往事,涌上诗人的心头;无限归思,交织在这两幅既相似又不相同的画图里。“草风沙雨”,色调凄迷,衬托出诗人幽独凄怆的心境。这种出言平淡而造境含蓄深远的诗风,正是白居易的独特风格。
绝句规律,要转得出,结得好。第三句“忽似”一转,立见感情跳跃,从而导出了无限风情的第四句。这个“忽似”,妙在凌空而来,触景而及,推出了新的境界。而这种突然而来的新境界,又正说明诗人经常想着渭村。诗人经常梦魂萦绕,才产生了这突然的联想,让读者于无声处感受到他的所思所想。明代钟惺在《唐诗归》里赞许白居易的诗说:“看古人轻快诗,当另察其精神静深处……此乃白诗所由出,与其所以传之本也。”这诗从“轻快”中取得“静深”之妙,就靠巧妙的转句得到。
这首诗前两句写等待渡河的场景,描绘出一幅“待渡图”。后两句写自己产生的联想,推出内心隐藏的思乡之情。这首诗出言平淡而造境含蓄深远。
此诗前两句首先描绘出一位贫妇的画像:她鬓云散乱,头上别着自制的荆条发钗,身上穿着当年出嫁时所穿的布裙,足见其贫困寒俭之甚(“世所稀”)。这儿不仅是人物外貌的勾勒,字里行间还可看出一部夫妇离散的辛酸史。《列女传》载“梁鸿、孟光常荆钗布裙”。这里用“荆钗”、“布裙”及“嫁时衣”等字面,似暗示这一对贫贱夫妇一度是何等恩爱,然而社会的动乱把他们无情拆散了。“布裙犹是嫁时衣”,既进一步见女子之贫,又表现出她对丈夫的思念。古代征戍服役有所谓“及瓜而代”,即有服役期限,到了期限就要轮番回家。从“正是归时”四字透露,其丈夫大概是“吞声行负戈”的征人吧,这女子是否也曾有过“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杜甫《新婚别》)的誓言,那是要读者自去玩味的。
于是,三句紧承前二句来。“胡麻好种无人种”,可以理解为赋(直赋其事):动乱对农业造成破坏,男劳动力被迫离开土地,“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田园荒芜。如联系末句,此句也可理解为兴:盖农时最不可误,错过则追悔无及;青春时光亦如之,一旦老大,即使征人生还也会“纵使相逢应不识”呢。以“胡麻好种无人种”兴起“正是归时底不归?”实暗含“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意,与题面“怀良人”正合。
这还不能尽此句之妙,若按明人顾元庆的会心,则此句意味更深长。他说:“南方谚语有‘长老(即僧侣)种芝麻,未见得。’余不解其意,偶阅唐诗,始悟斯言,其来远矣。胡麻即今芝麻也,种时必夫妇两手同种,其麻倍收。长老,言僧也,必无可得之理。故云。”(《夷白斋诗话》)原来芝麻结籽的多少,与种时是否夫妇合作大有关系。诗人运用流行的民间传说来写“怀良人”之情,十分切贴而巧妙。“怀良人”理由正多,只托为芝麻不好种,便收到言在此而意在彼、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所以,此诗末二句兼有赋兴和传说的运用,含义丰富,诗味咀之愈出,很好表达了女子“怀良人”的真纯情意。用“胡麻”入诗,这来自劳动生活的新鲜活跳的形象和语言,也使全诗生色,显得别致。
绝句“宛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杨载《诗法家数》)。此诗末句由三句引出,正是水到渠成。“正是归时底不归?”语含怨望,然而良人之不归乃出于被迫,可怨天而不可尤人。以“怀”为主,也是此诗与许多怨妇诗所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