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诗创作于诗人暮年时期，当时作者的妻子早已撒手人寰，他不仅没有续弦，而且逐渐看淡仕途和名利。诗人有一次游访隋朝旧址，看见昔日繁华的宫阙，早已变成断壁残垣；一派触目惊心的荒芜氛围，也取代了过往的热闹景象。义山感触不已，于是写下了这首传世篇章。

　　关于隋宫，李商隐曾做过深入研究，他在早期作品《隋宫》中就抒写了他的观点和态度，既揭示了隋炀帝穷奢极欲的生活，又抒写了他对大唐帝国每况愈下的担忧。此次诗人故地重游，又有了更多的感慨。

　　开篇并未直接写守岁活动，而是首先描写大年初一的情形。隋炀帝亲自率领文武官员，前往东郊迎接木帝；而皇宫中新梅绽放，妃嫔宫女们都在开心地欣赏梅花，也暗示着春天的脚步近了，天气也将逐渐变暖。木帝，指传说中的主管春天的神仙。

　　颔联采用倒叙手法，继续深入描写宫中享乐的场景，也展现出人们通宵守岁的情形。宫廷里用珍贵的沉香木点燃篝火，又采用甲胶助燃，不仅照如白昼，而且香气四溢。 隋朝时宫廷守岁的活动形式多样，不仅有精彩的歌舞演出，而且还有跳猴、耍球等民间表演，皇宫里充满了欢乐与祥和的气氛。“玉液琼苏”，则代表极其稀有的美酒。为了庆祝佳节，天子拿出珍藏已久的纯酿，与众多嫔妃们觥筹交错。除此之外，还有饺子、年糕、水果，甚至海鲜等美味佳肴。

　　颈联转而抒写壮观的夜景，巨大的露盘承接天上的甘露，远远望去，简直让人怀疑是高空中升起的明月；乐队敲击着坚实耐用的鼍皮鼓，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乍一听去，还以为是从云天里发出的一声惊雷。 李商隐并非生活在隋朝，他不可能耳闻目睹隋宫里守岁的场景，即使查阅资料，也不一定详实可靠。诗歌是一种文学形式，不必照搬现实，很多场景应该是融入了作者的想象，所以读者也无须寻根求源。

　　结尾抒写作者的议论，南朝齐国的帝王萧宝卷昏庸无能，又恰逢社稷处于困境。他不去想方设法重振朝纲、开疆拓土，却每天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甚至还用黄金浇筑了一个莲花座，让自己心仪的美人在上面凌波微步。

　　作者借用这个故事，表达出对杨广奢靡生活的批判，更蕴含深意。诗人身处动荡时代，又是命运多舛，不过这些苦难经历没有让他逃避现实，反而对大唐王朝的前途充满了担忧。全诗虚实结合、想象丰富，更显技法高妙、景象壮观，不愧为七律中的佳篇！

　　澶渊之盟距李纲时期有一百多年，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往往有某些相似之处。宋钦宗时金国对大宋的侵略无异于当年辽对宋的侵略，且又过之。李纲在词中叙述史事，目的是以古喻今，对当朝皇帝进行讽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他希望皇帝能从真宗幸澶渊的史实得到启示，振作起来，抗金卫国，不要一味怯懦逃跑。

　　首句“边城寒早”。从边境自然气候的早寒，烘托战争威胁之严重。骄横恣肆的胡虏，竟敢远来侵占中国甘美的泉水，丰茂的草原，“铁马嘶风，毡裘凌雪，坐使一方云扰”。敌人的铁骑纵横，他们披着毡裘，冒着大雪，使一方国土受到严重的骚扰。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庙堂折冲无策，欲幸坤维江表”。庙堂，指朝廷。折冲，指抗击敌人。坤维，地的四角。江表，指长江以南地区。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兵大举入侵，“急书一夕凡五至”，真宗惊慌失措，无计抗击辽兵，召群臣商议对策。宰相寇凖力主真宗御驾亲征，真宗感到很为难。参知政事江南人王钦若主张驾幸金陵；四川人陈尧叟主张驾幸成都。成都远离汴京，故说“坤维”，即地角之意。不论南逃或西逃，都是主张放弃中原，包括汴京在内。把辽兵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土地，拱手送出去。真宗问寇凖：到底怎么办？寇凖答道：“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今陛下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奈何……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势深入，天下可复保耶？”（《宋史·寇凖传》）真宗不得已，勉强同意亲征。真宗到澶渊南城，群臣畏敌，又请求圣驾就此驻扎，不再前进。又是寇凖力排众议，据理力争。真宗乃渡澶渊河（即“径渡大河清晓”），直达前军。所以李纲满怀热情地写道：“叱群议，赖寇公力挽，亲行天讨。”“亲行天讨”就是天子代表上天亲自讨伐有罪的人。此指抗击辽军。“銮辂动，霓旌龙旆，遥指澶渊道。日照金戈，云随黄伞，径渡大河清晓。”对真宗亲征澶渊，李纲在词中极力夸张、铺叙，热情地、形象地描绘了天子御驾亲征的仪仗之盛，威仪之大，恰与钦宗、高宗的畏缩逃跑构成鲜明对比，一扬一抑，从侧面对当朝皇帝作了委婉的批评。“六军万姓呼舞，箭发狄酋难保。”皇帝亲征，大大鼓舞了宋军的士气，大大振奋了民心，宋辽两军在澶州对峙，当辽国统军挞览出来督战时，被宋军用弩箭射死，挫败辽军。于是，“虏情慑，誓书来，从此年年修好。”宋辽议和，互立誓书，订立“澶渊之盟。”

　　作者对寇凖功绩的赞扬，是希望能有像寇凖这样的忠臣力挽狂澜，也寄托着他的自勉和身世之感。他对真宗的歌颂，也是对当朝皇帝的激励，因为曾御驾亲征的真宗，比起一味逃跑的皇帝毕竟大不相同，结果也不一样。

　　宋代著名史学家、词人宋祁说：“《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这就是说，《离骚》不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文学领域，而且是中国诗赋方面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

　　《离骚》作于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屈原被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汉北其地即汉水在郢都以东折而东流一段的北面，现今天门、应城、京山、云梦县地，即汉北云梦。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主张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职。后来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招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齐国。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归还楚国上庸之地，屈原被放汉北。

　　汉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鄢郢(今宜城)不远。《离骚》当是屈原到鄢郢拜谒了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言“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

　　《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一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诗中的一些片断情节反映着当时的历史事实(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伤灵脩之数化”即指怀王在政治外交上和对屈原态度上的几次反覆)。但表现上完全采用了浪漫主义的方法：不仅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也大量运用了比兴手法，以花草、禽鸟寄托情意，“以情为里，以物为表，抑郁沉怨”（刘师培《论文杂记》）。而诗人采用的比喻象征中对喻体的调遣，又基于传统文化的底蕴，因而总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感。

　　由于诗人无比的忧愤和难以压抑的激情，全诗如大河之奔流，浩浩荡荡，不见端绪。但是，细心玩味，无论诗情意境的设想，还是外部结构，都体现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匠心。

　　这是一首题画诗。作者刘商，诗人兼画家。他本人爱画松石树木。这幅题诗的画，也许就是刘商本人的创作。根据诗作的内容，作者是用这一诗一画来表现自己的精神境界，寄托自己的理想、抱负不能施展的悲愤。

　　开头两句写画石本身，相当于一般抒情诗中的写景。“苍藓千年”与“坚贞一片”是“千年苍藓”与“一片坚贞”的倒文。这两句的大意是：一块古老的长满了青苔的石头出现在画面上，它那一片坚贞的内质，通过画上的设色充分表现了出来。既赞石，又赞画，亦即自赞。神完气足，犹如累巨石于高冈，为下文的反跌蓄势。

　　前两句借画说石，后两句便只就“石”生发。它没有顺着上文说下去，却以“那知”二字拗转笔意。“那知忽遇非常用，不把分铢补上天！”感叹突如其来，如石破天惊，出人意表。就“石”来说，其“非常之用”，即不同寻常的用途，便是“补天”了。“补天”，原是我国古代的一个神话，《淮南子》、《列子》中都有记载。据说在远古的时候，天上出现缺口，造成了很大的灾难。于是，有一个名叫女娲的神炼制出五色石，补好了天上的缺口。因此后代诗人常把炼石补天作为整顿乾坤、挽回颓势的非常之举。而作者却生感叹：遇此“补天”机会，却分铢不能得用，如杜甫所谓“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短歌行赠王郎司直》）者，谁为其人呢？两句借天上映喻人间，借石头比拟自身。上下两联一起一跌，相反相成，构成一幅完整的贞士不遇图，完足作者本意。

　　《画石》一诗，明写处画是宾，石是主；暗喻处则石是宾，人是主；天上是宾，人间是主。章法井然，余地宽阔，耐人寻味。

　　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薛昂夫这首双调带过曲，多用五七言句法，融入一些前人诗词，抒发了伤春惜春的悲切心情，同时蕴含着激人惜时之意。

　　上叠用《楚天遥》曲牌，写送春情景。这部分根据宋僧仲皎的词作《卜算子·送春》改编而成。“有意送春归，无计留春住。”起唱二句，将送春惜春矛盾枨触之情，和盘托出。“有意”二字下得讲究，春将归去矣，既无计挽留，则不能不送，有意者，乃是有一份郑重相送之情意。已是临别之际，却仍想挽留，故又道：“明年又着来，何似休归去。”既然明年还要回来，不如不要归去。这个问题春天不能回答，但见“桃花也解愁，点点飘红玉”，伤春之愁恨，桃花也懂得，红红白白的花瓣，点点飘落，宛如洒泪。此是桃花之泪，抑或是春天之泪，惝恍莫可分辨。这一层意境，极为凄美。春天终于归去了。“目断楚天遥，不见春归路。”既别之后，望尽迢迢楚天，不见春归之路。这一层意境，极富远意。迷惘、失落之中，启示着对于春天的无已追求。

　　下叠用《清江引》曲牌，接起上叠歇拍，续写别后情景。起唱二句替春天设想，翻进一层。“春若有情春更苦，暗里韶光度。”春若有情，春更悲苦，不知不觉，韶光已逝。春本无情，且已远去，而设想其有情，悬想其应有此情，显示了作者之情深。这里将春天拟人化、主体化，将惜春、伤春之情转移到春天这一主体上，从春天本身的角度来写春天自己也在为美好时光的悄然飞逝而感伤，这样就将人与春天的感情融为一体，主客体沟通起来，使人的惜春、伤春之感得以深化。“夕阳山外山，春水渡傍渡。”此二句，将曲情从沉思中提起，作者重又寻觅春去之方向。但见得，夕阳残照，山外有山，水外有水，千山万水，重重叠叠，见不到春的踪影。“不知那答儿是春住处？”这最后一唱，自肺腑之中，冲口而出，急切透辟，堪称真曲家伤春之绝唱。

　　这首带过曲全幅曲情，一泻而下，抒发伤春怀抱之沉痛迫切，已极曲家之能事。元人周南瑞《天下同文集》录王德渊《薛昂夫诗集序》，称其诗词“新严飘逸，如龙驹奋进，有并驱八骏一日千里之想”，正可移评此曲。曲尚极情尽致，并非韵味不厚。如此曲之情景交炼，意境凄美悠远，韵味自厚。这种韵味与急切透辟之致相兼济，便是此曲之特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