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这首诗的首句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史实作为切入点,明叙暗议,用略带夸张的手法揭示了焚书与亡国之间的矛盾。次句紧承首句,又从另一角度揭示秦王朝灭亡的教训,有利天险也不能守住基业。第三句在点题的同时,进一步对焚书一事做出了评判。最后一句以议论结尾,借刘邦、项羽二人不读书之史实抒发感慨。这首诗以史家笔法,独辟蹊径,把“焚书”与“亡国”看似不相关的事情联系到一起,层层推进,自然圆转,言辞夸张,言他人所未言,巧妙的讽刺了秦始皇焚书的荒唐行为。
诗的首句点出焚书坑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当年秦始皇下令搜集民间的儒家典籍和百家之书,并进行销毁,诗人用“竹帛烟销”简练概括这一史实,而用“竹帛”这一文字的载体,来代指儒家典籍和百家之书,则是故意夸大秦始皇的罪过与荒谬。紧接着,诗人用“帝业虚”三字来将秦始皇“焚书坑儒”所酿就的后果概括出来,就仿佛秦始皇焚烧书籍的飞烟袅袅升起的时候,他千辛万苦创下的秦国基业也被销毁了,本可以流芳百世的千秋伟业霎时成为虚空。
“帝业虚”引出了次句对“虚”的具体描写,这里的函谷关、黄河仍在,秦始皇以为它们是可以保卫秦朝天下万世长存的天险,但是这些天险并没能守住始秦朝的宫殿,没能守住他奠定的基业,“帝业虚”得到了具体化的阐释。同时,首句和次句构成了递进的关系,前者说秦始皇焚书是为了禁锢民众的思想,使他们不能产生反抗朝廷的思想,后者则是说秦始皇把函谷关和黄河这些天险看做帝业永固的地理屏障;前者为抑的方式,后者为扬的方式。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只是秦始皇美好的愿望,他的愿望最终还是“虚”“空”了。
诗人将始皇帝的两项重大举措都予以否定,说明作者认为帝业永固绝不是压抑民众的思想和凭借险要的地理优势能够做到的,进而提出问题:究竟什么才能使帝业永固。其中“祖龙”一词用得很有深意,因为祖龙是始皇的意思,点明了秦始皇的野心,即希望秦朝的天下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然而事与愿违,秦朝只经过二代就灭亡了,以至于秦朝宫殿没有得到任何扩建,一直只是“祖龙居”。这里用“祖龙居”来代指秦朝帝业,形象地说明了秦朝的短命。
第三句将拓展开的思路转回到全诗的主题——焚书坑上,并紧跟对秦始皇焚书一事的调笑,进一步强调秦始皇采用焚书的策略试图稳固帝业的举措,实荒唐可笑。“坑灰未冷”紧承首句的“竹帛烟销”而来;焚书之烟已经飞尽,而焚书之灰还未冷却,山东农民起义就爆发了,“烟销”到“未冷”极言发生战乱之快,说明焚书对稳固帝业根本就没有一点作用。
然后诗人紧跟一句反语,他说因为刘邦是市井无赖,项羽则是不好诗书的武士,他们这样的起义者根本就不读书,所以焚书的策略没有任何用处。这是句有趣的戏谑,没有说焚书无用,而是认为焚书没有发生作用的原因是起义者不读书,这看来很可笑,然而诗人正是要读者在这一笑中理解他对焚书策略的批判。末句以揶揄嘲讽的手法,紧扣焚书坑的主题,再一次确认秦始皇焚书的荒谬,也再一次否认焚书这样压抑民众思想的方式能阻止亡国命运的到来,再一次唤起读者对亡国原因的思考。
这首诗否定秦始皇焚书策略,认为这一举措对稳固帝业毫无用处,但是诗人没有提出切实的措施能帮助秦始皇稳固基业,也没有探讨秦代灭亡的真正原因,而是将这种思考留给了读者。这种方式既可以说是对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也在另一方面透露出诗人见识的不足,难以给读者一种思想上的警醒。
议论性的诗歌,既要剖析事理,又要显示意象,委实很不容易。这首诗采用了近乎喜剧的表现手法:揭示矛盾,使秦始皇处于自我否定的地位。这样写表面似乎很委婉,很冷静,其实反对的态度和憎恶的感情十分鲜明。这是一种“怨而不怒”的艺术表现手法。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描写初春郊外的景象。诗首联树色泛黄的细微变化中来描写早春的到来;中间两联对仗十分精采,赋予春水以人的活力,自然诗趣盎然,黄莺暖语、风送药香的独特感受写得很有诗味,使有色有声的郊外早春景象有了芳馨的气息。尾联道出创作中常见的一种奇特现象,就是许多诗人面对名山胜景,想写诗填词,却束手无策,留下无穷的遗恨。整首诗格律谨严,简淡而富有风致。在句法上,有平叙,有拗折,充分显示了作者锤炼布局之工。
首联“城中未省有春光,城外榆槐已半黄。”早春二月,乍暖还寒,当城里人还为春寒料峭所困,不知领悟春光的时候,而郊外却早已是榆槐吐嫩,春色满原了。早春,最先透露春消息的不是桃红李白,而是溪边阳坡上榆槐枝头的鹅黄初绽。不仅立意新,又足见诗人敏锐的感察力。“春光”、“榆槐”,高度概括,点明题意,并领起下文。
颔联“山好更宜余积雪,水已看欲倒垂杨”,全篇警句,紧承“春光”二字展开形象化描写。上句写远景:远山泛绿,依稀尚见斑斑积雪,色彩鲜明,更衬远山之葱翠。唯“积雪”方显“山好”。
下句写近景:春雨淅沥,溪流渐涨,不再枯涩,故已意盎然;两岸垂杨,日渐染绿,倒映水中,摇曳已姿,画面已动。唯“垂杨”方显“水已”。此句与东坡“溪柳自摇沙水清”可谓异曲同工。“已”、“欲”二字下得巧妙,前者摹写风已水起的情状,后者传递垂杨日渐苍翠之态势。突显了早春的已气勃勃,透露出诗人的欣喜之情。
颈联“莺边日暖如人语,草际风来作药香”,则又变换句式,调整描写角度,从听觉和味觉方面来写春郊之景象。本来这两句按正常语序应是“日暖莺声如人语,风来草际送药香”,这样写,也是好句。但诗人却别开已面,以莺、草为主,以日、风为宾,以倒装之句式来突出花底莺声因日暖而悦耳动听,草际药香因清风而浓郁远播,让人自然联想到阳春三月,莺飞草长,丽日融和,百花争艳的无限春光。如此另辟蹊径,方不落俗套。“如人语”、“作药香”用拟人手法,以情笔写景,读来亲切,达到了情景交融、诗意盎然的艺术效果。
颔、颈二联,对仗极其工稳,遣词极为精当,足见诗人功力之深厚,推敲锤炼之严谨。
尾联“疑此江头有佳句,为君寻取却茫茫”,春光满眼,稍纵即逝;欲寻佳句,顿觉茫茫。其立意,与诗人另一名篇《醉眠》结句“梦中频得句,拈笔又忘筌”颇为相似。只不过后者宁静平淡,而本诗则在极尽春光烂漫之后,笔锋陡然一转,用一“疑”字引出:此中似有佳句,正欲纵笔撷取时,却又如雪泥鸿爪,难觅其踪了,空留下一片茫然,徒增惆怅。而这一怅然的感触,不仅深切道出忽有所悟,落笔忘筌的诗家甘苦;更让人倍增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自古难全之慨。写法上暗合东坡“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的造意,而余味过之。恰如音乐之戛然而止,而留给听众以无限之悬想,以收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效果。
统观全诗,清新之气,扑面而来;而辞意之流畅,形象之鲜明,一扫宋诗枯涩冷峭、偏重理趣之弊,堪称精品。
这首诗是一首哀悯黎民、心忧社稷的情怀。首联写战争造成的混乱人口减少。颔联写路上生离死别的场景。颈联把自己比喻为漂浮在水中的断枝枯藤,写自己漂无定所。尾联诗人通过写现实蜀地未通暗含自己的前途渺茫,对自己和国家产生忧虑。全诗前二联写自己看到路上的征夫,后二联联系自己身世更像征夫,诗人从一个独特视角,把一个混战的安史之乱社会现实,以一个征夫的形象展示战乱给社会带来的灾祸。
首联“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写出了战争频仍的混乱时代,老百姓因苦于征战远戍,或流落他乡或被抓当兵或饥寒而死,造成人口急剧减少的状况。十户人家没有几人是活着的,在这样一个战乱频发的年代,黎民百姓已经剩不下什么了,家里山外到处都是荒无人烟、一片凄凉景象。诗人以极为沉痛的语气,描写出了朝廷征召壮丁带给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变和无穷苦难。
颔联“路衢惟见哭,城市不闻歌。”写诗人的所见所闻,蕴含着极深的悲切情绪。“路衢惟见哭”写出了大路小路上到处都传来送别亲人上战场的生离死别的痛哭之声。“城市不闻歌”与上句相对,就连最热闹的城市也听不到一句欢声笑语。之所以景象如此悲凉,归结起来只有战争。这两句诗,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战乱带给人民的伤痛与无奈,诗人痛恨这没有休止的战乱与征戍,忧国忧民之情尽在其中。
面对生灵涂炭,联想自己多年四处漂泊的身世,直到现在还找不到可以暂时安定栖身的所在,心系人民疾苦的诗人有感而发:“漂梗无安地,衔枚有荷戈。”他将自己比作漂浮在水中的断枝枯藤,找不到安身之处,形象地映衬出战乱时期人们的居无定所、四处奔波的生活状态;而那些衔着竹片背着沉重武器,在战争状态中的紧张地行军的战士,也是一根“漂梗”。这两句描述,透露出对战乱的愤慨。
尾联“官军未通蜀,吾道竟如何?”写出诗人对自身对国家未来的极大忧虑。官军没有收复四川,我能够到哪里去呢,诗人忽然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安史叛军没有平息,外患侵扰尚未结束,前往蜀地的归路还未打通,自己还能不能回到家乡还是个未知数。面对诗人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不可知与不确定,在诗人对未来担忧中,也包含着诗人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这首诗,诗人选择征夫这样一个具有强烈时代烙印的人物作为触媒,通过特殊的角度,将安史之乱带给劳苦大众的深重苦难予以深刻的揭露,同时也表达出诗人对国家未来前途的深深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