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句和第二句，作者在开头一句就用了古代的典故以赞美对方的手艺并略免轻供保薄之嫌。洁净如玉的盘中摆着又白又嫩的葱段儿，首先就给人一种精雅漂亮的印象；“寸断葱芽”令人联想到女性做事之有规矩、有尺度。细切“羊肩”，体现了女主人礼貌待客之道。
第三句和第四句，进餐中带有情义，寄情于伊人之“亲手”，突出了对女主人的尊敬之意。
第五、六句，写当炉喝酒进餐的豪情，体现了词人晚餐的愉快和宾主间的融洽，人物刻画细致，见神态。简体字中将“面”、“麺”并为一“面”字，在表述和传达方面造成许多误会和混淆，实甚不当。此处“素面”因“红炉”而微微泛红（“赪”），越发显得娇媚。此处只是表达了作者吃得高兴的意思。
最后两句写“归路”兴且不浅。从那个“馀”字可以看出，作者所要强调的还不是归路上的狂而是酒宴上的狂；这个“狂”字，暗地里有一种模仿魏晋士人那种不拘礼法的作风之意。从“红炉”的室内走上“踏霜”的“天街”，这里边便有了一种从暖到寒、从醉到醒的感觉，而这种寒冷与清醒的感觉，正好成了刚才晚餐时那种耽溺与任纵之情绪的一个反衬。
词中作者欲为男子制作一幅风俗素描，便借女子的双眼作为观察点，串起所要表达的景象，这叫爱情线索，符合作者那瑰丽温馨的词风要求。
从西晋后期到东晋前期，正是文学史上玄言诗风形成和开始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学界的情状，如《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郭璞是两晋之交的人物，他在这一时期文学中的地位又是如何呢？《世说新语》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说：“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这等于说郭是玄言诗的倡导者。然而钟嵘《诗品》却说：“（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意见截然相反。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评价，是从不同角度来看郭璞诗的特点而得到的不同结论。郭璞的代表作《游仙诗》十四首，既有表述老庄旨趣的玄言成份，却慷慨多气而非“辞意夷泰”，文采华茂而非平淡寡味。也就是说，它顺应了时代风尚而又超拔于时代风尚。
这里介绍的《游仙诗》十四首的第一首，具有总括全部组诗的纲领性意义。可以看出，诗虽以“游仙”为题，却并不沉迷于完全与人世相脱离的虚幻的仙境。作者把隐逸和游仙合为一体来写，两者常常密不可分。抒发的情绪，是生活于动乱时代的痛苦，和高蹈遗世的向往，但内中又深藏着不能真正忘怀人世的矛盾。这就是所谓慷慨之气的由来。
开头两句双起，以“京华游侠窟”与“山林隐遁栖”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相互对照。“游侠”的现象，古人常从不同角度去看它。在这里，主要是指贵族子弟呼啸酒市、奢华放浪的行径，就像曹植《名都篇》所写的“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那种景象。相比于这一种热烈浪漫、尽情享乐的人生，山林中的隐者，却是孤独而清冷，远隔于尘世之外。两者之间，作者如何取舍？“朱门何足荣”是对前者的否定，“未若托蓬莱”是对后者的肯定。双起之后，一扬一抑，转入主题。“蓬莱”为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它与“朱门”的对照，隐含着这样的意味：朱门虽荣，贵游虽乐，却是倏忽迁变，过眼烟云，不具有仙界超世的永恒。那么，“山林”与“蓬莱”又是何种关系呢？既可以说，隐逸是求仙的前提，又可以说，隐逸和求仙，在超越尘世的浮华喧嚣，探寻生存之本质的意义上，原是一回事。并不一定真的要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
“临源”以下四句，具体描写隐士的生活。他们在澄澈的水源上掬饮清波，又攀上高高的山岗采食初生的灵芝——据说食灵芝可以延年益寿。“灵溪”，《文选》李善注引庾仲雍《荆州记》云：“大城西九里有灵溪水。”“云梯”，李善注谓：“言仙人升天，因云而上。”这二条注有些问题。“灵溪”未必是专名，应只是泛指幽深山谷中的溪流。山水钟天地之灵气，可以养性，故谓“灵溪”。“云梯”更不能指成仙之路，否则“安事登云梯”作为否定的句子，与诗题直接冲突。其实，乘云而上作为政治上飞黄腾达的比喻，由来已久。《史记·范雎传》中，“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便是此意。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山巅水涯，深可流连，无需费心求禄，自致于青云之上。
然则，仕宦的道路，究竟为何是必须抛弃的呢？接着，诗人引用古代贤哲的事例，加以说明。“漆园有傲吏”指庄子，他做过漆园地方的小吏。注意“傲吏”为了与“逸妻”相对，重在“傲”不重在“吏”。因为庄子做漆园吏，根本还够不上“仕宦”，且他也是根本反对仕宦的。据《史记》，楚威王听说庄子贤能，派使者带了重金聘庄子到楚国去任国相。他回答说：卿相固然很尊荣，但就像祭祀所用的牺牛，养得肥肥壮壮，到了宰杀的时候，想要做一头野猪，再也不能够了！“莱氏”指老莱子。据《列女传》，他避世隐居，躬耕蒙山，后应楚王之请，准备出仕。他的妻子劝告说：你今日食人酒肉，受人官禄，明日就被人制约，难免于祸患了。老莱子就听了妻子的话，仍旧过着隐遁生活。这两个故事，都强调了在仕宦道路上，丧失自由，并隐伏巨大危险。因之，所谓富贵尊荣，只是使人失去自由天性的诱饵罢了。联系魏晋以来政治生活中风波险恶的情状，不难想像诗人心中深深的忧惧。
在诗歌的字面上，这些意思都没有明白说出，只是表彰漆园“傲吏”、莱氏“逸妻”，作为自己的楷模。而后用《周易》中典故，点出其中道理。《周易·乾》之“九二”云：“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周易·大壮》之“上六”云：“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蕃羝”两句，意思是说：隐居的贤士，如果进而求仕，固然可能如潜龙之出现，风光一时，为天下所重，然一旦陷入困境，就再也由不得自己，犹如壮羊的角卡在了篱笆上，进不得，退不得。所以在人生的选择上，不能只看到进而“龙见”的辉煌，更要预想退而“触蕃”的窘境。这里都包涵着动乱时代的“忧生”之感。
经过以上的思考，作者得出明确的结论：“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伯夷、叔齐，是古人称颂的贤者，曾互让王位而逃到西伯昌（周文王）那里；后来武王伐纣，他们又为了忠于商朝而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但在魏晋人看来，这种大忠大贤，仍然是牵绊于世网，伤残人生的本性，正是羝羊触蕃的可怜相。远不如高蹈于人世风尘之外，摆脱一切世俗的羁绊。
令人感叹的是：郭璞虽有高蹈的志向，却并不能摆脱仕宦，入隐山林。后更因反对王敦谋叛，遭致杀身之祸，“游仙”的豪情，化作刀下的哀吟。只是在他的诗歌里，留下那一代文人感时伤世的情怀，追求解脱的期望，和进退失据的叹息。在写作手法上，这首诗引用庄子的事迹和思想，引用《周易》的成言，借以表述自己的人生观念，体现了玄言诗兴起时代的文学风气。
全诗三章，每章四句，前两句描写，后两句颂祝。而叠词叠句的叠唱形式。是这首诗艺术表现上最鲜明的特色。如果说，“宜尔子孙”的三致其辞，使诗旨显豁明朗；那么，六组叠词的巧妙运用，则使全篇韵味无穷。《诗经》运用叠词颇为寻常，而《螽斯》的独特魅力在于：六组叠词，锤炼整齐，隔句联用，音韵铿锵，造成了节短韵长的审美效果。同时，诗章结构并列，六词意有差别，又形成了诗意的层递：首章侧重多子兴旺；次章侧重世代昌盛；末章侧重聚集欢乐。由此看来，方氏的评语似可改为：诗虽平说，平中暗含波折；六字炼得甚新，诗意表达圆足。另外，在朱熹《诗集传》中，《螽斯》是比体首篇，故用以释比。其实，通篇围绕“螽斯”着笔，却一语双关，即物即情，物情两忘，浑然一体。因此，“螽斯”不只是比喻性意象，也可以说是《诗经》中不多见的象征性意象。
关于诗旨，《毛诗序》云：“《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点出了诗的主旨，但拖了一个经学的尾巴。朱熹《诗集传》承毛氏之说。还作了“故众妾以螽斯之群处和集而子孙众多比之”的发挥，没有贯彻其“《诗》作诗读”的主张。对此，姚际恒一并认为“附会无理”（《诗经通论》）；方玉润进而指出：诗人措词“仅借螽斯为比，未尝显颂君妃，亦不可泥而求之也。读者细咏诗词，当能得诸言外”（《诗经原始》）。确实不可泥求经传，而应就诗论诗。
体会意象，细味诗语，先民颂祝多子多孙的诗旨，显豁而明朗。就意象而言，飞蝗产卵孵化的若虫极多，年生两代或三代，可谓是宜子的动物。诗篇正以此作比，寄兴于物，即物寓情；“子孙众多，言若螽斯”，即此之谓。就诗语而言，“宜尔子孙”的“宜”，有“多”的含义；而六组叠词，除“薨薨”外，均有形容群聚众多之意。易辞复唱，用墨如泼，正因心愿强烈。“子孙”，是生命的延续，晚年的慰藉，家族的希望。华夏先民多子多福的观念，在尧舜之世已深入民心。《庄子·天地》篇有“华封人三祝”的记载：尧去华地巡视，守疆人对这位“圣人”充满敬意，衷心地祝愿他“寿、富、多男子”。而再三颂祝“宜尔子孙”的《螽斯》，正是先民这一观念诗意地热烈抒发。
就诗篇编排而言，前篇《国风·周南·樛木》祝贺新婚幸福，此篇继而祈颂多生贵子，不仅顺理成章，或恐正是编者苦心所系。
文章处处将严光与光武帝并列，写光武帝“以礼下之”，礼贤下士，实际上写出了严光鄙视显贵，为人高洁的气节。文章隐隐地批评了当时社会钻营官场、追求名利，贪污腐化的恶习；赞颂了严光不图名利，视官爵如泥土的高尚品德；也赞扬了光武帝能以礼待人的优良作风。文章结构精巧，虚实结合，以虚衬实，相得益彰。
文章开端即连用了两个“天下孰加焉”发问，前者极言光武“握《赤符》，乘六以”，君临天下的威仪，后者则尽写严子陵“动星象，归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风姿。遥想当初，汉光武践帝位之时，念及旧日与严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人朝任谏议大夫，而严子陵却始终不为所动，守冰雪之节操，还耕钓于富春江畔。他能够在至尊延请之时置若罔闻，处之泰然，绝非一般俗人、假隐士所能比拟。古来隐士颇多，然而志趣迥异，其中不少人是做着将来一旦为官的美梦才去隐居的，那是以退为进的干禄之徒所为。严光之隐，则纯乎为保持自己清高安贫的气节，故而得到世人景仰，这也正是为什么范仲淹称他“以节高之”的原因了。
范仲淹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严先生的赞颂，因为这也并不是他写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着仁者能够欣逢盛世,明主能够体恤良臣，非如此则不能“大有功于名教”。文中以光武映衬严光，并非有贬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时也是想借严光之隐反衬出当时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怅。他想见当年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而光武竟不以为意。严光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固然可钦可敬，光武的宽容大度令人追慕景仰呢。联系自己颇不平坦的艰辛仕途，几番直言进谏，触犯以颜，忤逆权贵，徒然招来党争之祸；世逢内忧外患，自己报国无门，自然追思光武帝这样的一代圣明君主。
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术。他把《易卦引人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贴切，不致使人产生艰涩难懂的感觉，足见其易学功力之深。以《蛊》卦比严光，赞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风；以《屯》卦比光武，颂其“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之德，力图说明：虽则严光至为圣贤，但如若遭逢乱世，则唯有微子之逃、比千之戮的下场，即使一心要去归隐，恐怕也难遂其愿了。所以要紧的还在于光武帝“以贵下贱”的得民之举，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叹道：“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很显然，范仲淹是以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来写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满怀激情，赞扬严光，全篇以光武与严光对举相始终，一气贯通，有发挥，有咏叹，最后以歌作结，以新安秀丽的山水颂扬先生之风，笔力确乎非同凡响。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无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进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张，认为贤人的出现与明君在位不无关系。可见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颂扬先生之风，而更在于期待有圣明之世的出现，使得“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全文笔力雄健，结构精严，其中结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足以概括出严先生的高风亮节。
“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大和二年这次考进士在东都洛阳举行，一共录取了三十三人，所以首句说“东都放榜”，次句说“三十三人”。唐代考进士在正月，二月放榜，洛阳花还未开，所以“放榜未花开”。考中的人按惯例要骑马游行，以示荣耀，所以三十三人都“走马回”。“走马回”，就是孟郊《登科后》诗中所写“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意思，但孟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杜诗里此时的洛阳却连花还未开。洛阳花在唐诗中多指牡丹，二月的时候牡丹自然没开，至于别的花，恐怕还不在诗人的眼中。“未花开”将情绪稍作压抑，为三、四句蓄势。
“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秦地少年”指的就是题目中的“长安故人”。“关”和“春色”此处都有双关意。“关”既指潼关，也指关试。潼关是从洛阳到长安的必经之路。进士及第后称为“新及第进士”，还要到长安吏部去应关试，通过后才能做官，雁塔题名、曲江宴等也都要在关试之后。杜牧要到长安去应关试，因此“关”便双关潼关与关试。通过关试，登记人选，谓之春关。唐御史中丞韩仪有个朋友要考关试，他做了一首《知闻近过关试仪》诗：“短行纳了付三铨，休把新衔恼必先。今日便称前进士，好留春色与明年。”所以“春色”既指大自然的春色，也指顺利通过关试。“秦地少年多酿酒，已将春色入关来。”意思是嘱咐朋友们多准备酒，因为他已经要经潼关到长安，马上就能通过关试，带来无尽春色了。这是志在必得，让朋友们提前准备为他庆祝的意思。
东都“未花开”，诗人却自信已带将春色入关来，一派意气风发的潇洒豪情，可见诗人的自我期许之高。杜牧家学渊源，“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又自幼勤学，抱负远大，眼界奇高，“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无不精通于心。明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二十五中评论：“杜牧之门第既高，神颖复隽，感慨时事，条划率中机宜，居然具宰相作略。....牧之后，诗人擅经国誉望者概少，唐人材益寥落不振矣。”清全祖望称他为“唐长庆以后第一人”，才略不在贾谊之下。可见杜牧的自信不是狂妄，而是有自身实力做保障的。
杜牧到长安之后恰好赶上制举。唐朝科举分常科和制举。常科每年举行，包括明经、进士等数十种科目，制举是用以选拔非常之才的特殊考试，不是每年都有，而是临时设置，由皇帝亲自主持。杜牧在大和二年三月考中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在同一年中接连进士及第、制策登科，这是很难得的。杜牧在《赠终南兰若僧》一诗中写：“两枝仙桂一时芳。”指的就是这件事。孟荣《本事诗》中说他：“弱冠成名...制策登科，名振京邑。”结合杜牧的出色成绩，他在此诗中所表现出的高昂志气，就更好理解了。刘熙载在《艺概》卷二中说杜牧的诗“雄姿英发”“无窠白”，杜牧不仅是诗文雄姿英发，不落窠臼，人亦如诗，英姿俊爽，俊迈不羁，千载之下，犹令人向往其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