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首诗中的桂花,颇有些分歧意见。一种解释是桂花有春花、秋花、四季花等不同种类,此处所写的当是春日开花的一种。另一种意见认为文艺创作不一定要照搬生活,传说王维画的《袁安卧雪图》,在雪中还有碧绿的芭蕉,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同时出现的事物,在文艺创作中是允许的。不过,这首诗是王维题友人所居的《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之一。五首诗每一首写一处风景,接近于风景写生,而不同于一般的写意画,因此,以解释为山中此时实有的春桂为妥。
此诗描绘山间春夜中幽静而美丽的景色,侧重于表现夜间春山的宁静幽美。全诗旨在写静,却以动景处理,这种反衬的手法极见诗人的禅心与禅趣。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便以声写景,巧妙地采用了通感的手法,将“花落”这一动态情景与“人闲”结合起来。花开花落,都属于天籁之音,唯有心真正闲下来,放下对世俗杂念的执着迷恋,才能将个人的精神提升到一个“空”的境界。当时的背景是“深夜”,诗人显然无法看到桂花飘落的景致,但因为“夜静”,更因为观风景的人“心静”,所以他还是感受到了盛开的桂花从枝头脱落、飘下、着地的过程。而我们也似乎进入了“香林花雨”的胜景。此处的“春山”还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白,因是“春山”,可以想见白天的喧闹的画面:春和日丽、鸟语花香、欢声笑语。而此时,夜深人静,游人离去,白天的喧闹消失殆尽,山林也空闲了下来,其实“空”的还有诗人作为禅者的心境。唯其心境洒脱,才能捕捉到到别人无法感受的情景。
末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便是以动写静,一“惊”一“鸣”,看似打破了夜的静谧,实则用声音的描述衬托山里的幽静与闲适:月亮从云层中钻了出来,静静的月光流泻下来,几只鸟儿从睡梦中醒了过来,不时地呢喃几声,和着春天山涧小溪细细的水流声,更是将这座寂静山林的整体意境烘托在读者眼前,与王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入若耶溪》)有异曲同工之妙。鸟惊,当然是由于它们已习惯于山谷的静默,似乎连月出也带有新的刺激。但月光之明亮,使幽谷前后景象顿时发生变化,亦可想见。所谓“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曹操《短歌行》)是可以供读者联想的。但王维所处的是盛唐时期,不同于建安时代的兵荒马乱,连鸟兽也不免惶惶之感。王维的“月出惊山鸟”,大背景是安定统一的盛唐社会,鸟虽惊,但决不是“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它们并不飞离春涧,甚至根本没有起飞,只是在林木间偶而发出叫声。“时鸣春涧中”,它们与其说是“惊”,不如说是对月出感到新鲜。因而,如果对照曹操的《短歌行》,在王维这首诗中,倒不仅可以看到春山由明月、落花、鸟鸣所点缀的那样一种迷人的环境,而且还能感受到盛唐时代和平安定的社会气氛。
王维在他的山水诗里,喜欢创造静谧的意境,这首诗也是这样。但诗中所写的却是花落、月出、鸟鸣,这些动的景物,既使诗显得富有生机而不枯寂,同时又通过动,更加突出地显示了春涧的幽静。动的景物反而能取得静的效果,这是因为事物矛盾着的双方,总是互相依存的。在一定条件下,动之所以能够发生,或者能够为人们所注意,正是以静为前提的。“鸟鸣山更幽”,这里面是包含着艺术辩证法的。
这是一首羁旅词。“片云”二句写江景。汀州之上,水色清澹,云雨徘徊,江鸥翩飞。“小莲”二句写江花经雨经秋之状。上片句句皆透着凉意,过片即名点,谓南楼之人感受到了这些凉意。“半窗”三句写入夜之景,灯晕有色,芭蕉有声,客梦有情。此词上片以一幅淡淡的秋景图,自然地引出来下片一阵淡淡的秋愁,抒发了作者的羁旅之情。展现了秋初行客所见秋江雨景和独自夜宿的寂寞情景。此词写景清幽淡雅,情感细腻生动,可谓蕴藉深沉。
发端“片云载雨过江鸥,水色澹汀洲”写游子客居他乡的远望之景。“载”字贴切、生动,既描述秋云含雨之状,又形容云情雨意飘动之势。本来水色只诉诸人的视觉,而静谧则诉诸人的听觉,现在二者参互沟通起来。由静寂而致梦寐,于是下面就转人梦境的描写。“澹”字既写水波起伏,流水迁回之貌,又有澹淡飘动之姿,以此形容燕鸥随风波而漂纵之态。这开端之景,已暗寓了客子他乡的漂泊之意。
“小莲玉惨红怨”二句,写荷塘中稚嫩的荷花和翠绿的荷叶受到秋雨的摧残,又从翠被的字面涉想秋闺女子。这是化用李商隐“西亭翠被余香薄,一夜将愁入败荷”诗句的意思。“玉惨红怨”以浓丽之词写荷花的调零,并以拟人手法将残荷涂以忧伤的情韵;“翠被又经秋”写荷叶的凋残,一个“又”字,颇具感情色彩,点出游子客居他乡已非一年,从而突出了客子思乡之情。词中的“秋”字,不仅点明季节,而且寄寓了游子羁旅的忧思。词人从哀伤池荷花叶凋伤而怀念别离经年的伊人。这种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使空间变换跳跃,在联想和想象的环生中不断地开拓意境,正是梦窗词的一种艺术特色。
下片发端的“凉”字,紧承上片歇句的“秋”字。过片“凉意思,到南楼,小帘钩”三句,并未接写游子,而是一个转笔,从家乡的思妇展开笔墨,此是虚笔,采用从对方写起的方法,想象思妇正在家乡的南楼上,小帘内盼良人归乡,如此更加浓了游子思归之情。“凉”字展示了内心的伤感忧戚。“小帘钩”,这一空无依傍的意象,仿佛一个特写镜头,只见帘钩在秋风中晃动,人去楼空之意尽在不言中。
结尾“半窗灯晕”三句,写午夜梦回,转笔写到游子客居他乡的情况,面对秋雨蕉声,其凄苦、失望的情绪愈益难堪,真有“窗外芭蕉窗里人,分明叶上心头滴”的感受了,此时睡在床头的游子,梦见什么,词中到此戛然而止,含蓄委婉,令读者遐想。芭蕉秋雨是古代诗词中常用来表现愁苦的意象。“客梦床头”,交代了所见所闻的观察点,渲染了特定的环境气氛,在结构上起到了总承前文的作用。
此首小令在艺术上颇具特色:全篇以景托情,词中着力刻画游子眼中之景:秋风秋雨,江鸥点点,水波澹淡,红莲凋残,灯暗窗疏,芭蕉萧瑟,这里有远景、近景,有室外、室内,有稂丽,亦有清淡,但这些景物均涂上“秋”的色彩,这“秋”意就将游子的乡愁托出。故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人间词话》);全篇表达游子的乡愁,不仅以秋景托之,而且在下片中刻画了人物,既有正面描绘“客梦床头”的惆怅,亦有设想思妇的虚构,做到虚实结合,从而更好地揭示了词的主旨;全词塑造意象时,注意空间变化,时而江边汀洲,时而近处莲池,时而游子的室内,时而思妇的南楼,空间变化之快,而又不用虚词连缀,如此易造成意象不够疏朗,令人有生涩之感。但了解梦窗多用实词连缀转折的手法后,亦能将全词脉络理清。故况周颐说:“转折笔圆,恃虚字为转折耳。意圆,则前后呼应一贯。神圆,则不假转折之笔,不假呼应之意,而潜气内转。”(《葸风词话》);此首小令具有密丽的风格,其密丽处主要表现在多用丽词,如“小莲”“玉惨”“红怨”“翠被”等及时空变化快,事情层次多上。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这是明朝诗人李梦阳为自己睡“船板床”写的一首诗。
睡在船板上,梦的是什么?虽然知道不是在江湖上,但仍梦见江湖上的风浪。
一个文学大师,寥寥几笔,就把思绪浓缩于笔端,殊为不易。
“江湖”,除解释为江河湖泊外,官场以及社会关系中的帮派亦称“江湖”,而江湖风险如同风浪,一不小心,就会翻船。
从睡船板床而联想到江湖风浪,李梦阳的这首诗,联想丰富,发人警醒。